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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复兴传统文化 必须有开放的心态

2018-08-15 08:49:00  作者:刘梦溪  来源:法治周末

  

  【导言】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备受关注,各种学说次第登场。那么,传统文化应该如何复兴?中国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价值?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研究传统文化多年的文化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 

  中国强势时,与外来文化融合更好 

  法治周末:鸦片战争至今,中国几代知识精英都在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从晚清的郭嵩焘、王韬、严复,到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鲁迅等。1949年以后,海外的新儒家赓续了这一工作,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再续传统一直走到现在,我想听你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一下,传统文化在过去大概近一百年来,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以吸取? 

  刘梦溪:清中叶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但在清朝的中早期,在康熙时期,当社会大体稳定下来,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但是后来发生了耶、儒的礼仪之争,迫使清统治者改变了政策。

  所以到雍正以后,就慢慢形成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晚清。所以,中国的大门不是自己主动打开的,是被人撬开的,老一辈学人的这个叙述没有错。

  1793年,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发生了礼仪之争。是跪拜还是屈膝,还是不屈膝,或者屈一膝,清政府内部争论了好久。

  你看,这些争论背后的趋力还是一个文化冲突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未酿成轩然大波,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有相当的强势。汉代也是由于帝国处于强势,佛教静悄悄地传入,没有发生文化冲突。明代的天主教入华,也是如此。国家的主体强大,当外来文化进入时,就不会引发文化冲突。

  为什么到晚清发生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国的国势太弱。大规模的西方文化进来,因为力量不平衡而引起震荡,这个震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原因。此情此景,你得想出一些对策。

  文化人、开明的官吏首当其冲,意识到中国这个古国正遇到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张之洞、李鸿章、王韬等,都说过类似的话。

  正是基于此种情况,中国的文化人提出了中国文化的问题——西方文化来了,我们自己呢?我们的固有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于是有中国文化之说。

  同时他们也在反思,中国为什么不如人家,科技不如人家,经济不如人家,气势也不如人家,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古老的帝国落后了?

  法治周末:这种反思过程,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后来有国学这个概念出现?

  刘梦溪:早一点说,从龚自珍、魏源就开始了。龚自珍提出了“自改革”的概念,我的一位友人史学家朱维铮非常赞赏这个思想。

  中国近代的大变化从哪儿开端呢?根本的大变化是由于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道光、咸丰以来的“自改革”,以及后来的反思,呼吁多,行动少,知识分子呼声高,权力者无动于衷。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吃了大败仗,这个大变革直接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

  与社会的变革和挫折并行的,甚至在变革之前就已经发生的,是对传统中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检讨。有人觉得是我们这个文化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例如是不是由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纲常伦理束缚得太死?还是明清以后固化的理学伤害了人性?最后似乎归结到礼教这个元凶上了,所以到晚清与“五四”时期,群起而反对礼教。

  但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不在于文化本身,而是由于西方太强,如果中国也那么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问题出在经济和军事。可谁都无法否认,即使经济和军事,后面仍然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思想和制度是不能分开的。

  现代国学的概念,1902年应该是最早出现的一次。梁启超在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中,提出想办一个《国学报》,黄遵宪则说,这个时候办《国学报》还不是时候。他们此时使用的“国学”的概念,显然是把国学作为一门学问的概念,而不再是国立学校的意思。

  梁启超在1902至1904年写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也使用了国学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和黄遵宪讲的国学,和张之洞讲的旧学,以及梁启超转移后讲的中学,大体上是同等概念。都是与西学、外学相比较的指中国固有学问的意思。

  反传统最激烈的人,后来都回归了传统 

  法治周末:如你所说,反礼教在当时有很大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的礼教对人的束缚确实是太压抑。

  刘梦溪:你说得很对,他们这个反思是鉴于对历史的了解,他们是过来人,传统礼教对他们的束缚感同身受。如果没有当时对传统礼教的突围,社会的进步很难想象。你干吗到外国去呀?父母在不远游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如果那样的话,保卫国家的战事都不要参加了,因为怕受伤,对不起父母。传统思想中不适合现代的东西是相当之多的,不反思怎么可以。

  这个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检讨的过程,持续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增添了新的内容。一方面是反传统,一方面社会上尊孔读经声浪也不小。有的要建立孔教会,有的提倡读经。孔教会没有成功,因为儒家思想绝对不是宗教。

  法治周末:其实民国期间应该是有一个现象,包括梁启超,章太炎也好,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他们曾经都是激烈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说过特别激烈的话,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还是回到传统文化,连胡适后来也提倡整理国故——当然他事先可能也不是全盘彻底的否定。为什么?

  刘梦溪:他们一方面是激烈的反传统,另一方面也绝对不是全面否定传统。鲁迅不用说,他是从传统里边走出来的,传统的影响在他身上从来没有脱离过。当他们激烈地反传统过后,他们自己显然有一个悄悄的反思。

  他们有的回归传统,其实最明显的是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他又回归到自己的传统里来了,他晚年写的文章都是回归传统的文章,而且对欧洲文化有批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是他们反传统也好,还是他们后来回归平静,对传统能够客观的评价也好,他们从来不否定西方文化。他们认为,传统的更新和变异要有异者文化的介入。梁启超早在《中国学术变迁之大》那篇文章里就讲过,有些人担忧,现在年轻人喜欢西学,唾弃国学,为将来的发展而担忧,但是他说,西学影响大,国学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

  所以这些第一流的人物,从来不把中国和外国、把中西对立起来,他们的学问大,视学问为公器,学问不仅是一国一族的,学问是全人类的。所以王国维在《国学论丛》的序言里面讲,学无中西,凡是你要以为学问分中西的话,都是不知学也,这是1915年写的。

  法治周末:我记得袁伟时先生跟林毓生有一个争论,他是比较赞成“五四”运动,认为当时批评传统是正确的。这一点,你怎么看?

  刘梦溪:他们俩的争论,林先生觉得“五四”反传统,是伤害传统的,我想在这点上,他是对的。但是我注意到,袁伟时先生觉得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也是不能否定的,我想这也是对的。但是,“五四”反传统是理性的反思。

  而且“五四”反思的主要是文化的大传统,大传统主要指社会的主流思想,也就是汉以后的儒家思想。这种反思不伤社会、不伤家庭,而是对社会主导思想的反思

  法治周末:你刚才也说到了,不能一说中国传统文化,就归结到儒家一家身上,这个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吧?

  刘梦溪:非常不合适。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儒家一家的天下。在先秦时期,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不能左右世界,甚至也没有被当时的权力者所认可,所以孔子周游,最后很落魄。而在汉代,老子的思想,其哲学深度,不在孔子之下。有黄河文化,有长江文化,有孔孟,也有老庄,这才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

  而到东汉的时候,佛教来了,道教起来了,更不能说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至于魏晋南北朝那是中国思想最开放,人才出得最多的时候,文史、人文、艺术、方技,很多著作出现于这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更不能说是儒家思想了。

  儒家思想发生问题,主要是在明朝和清朝,明清把理学奉为最高地位,而这个理学和朱子的本义已有区别,而是变成了束缚人的精神工具。明清儒学的变异和固化是大可深究的问题。

  就思想而言,佛道的影响似乎更大,但儒家伦理进入每个家庭,融入社会的生活结构之中,影响就超过佛道了。

  当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大传统,处于不断被检讨的状态;但一旦和民间社会,和文化的小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儒家思想就固定化了。可是你又不能不承认,儒家思想终归是传统文化的正脉,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其价值万古不磨。

  法治周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法家是非常独特。黄宗羲、谭嗣同等人都对法家的专制主义有特别严厉的批判,但是到五四运动的时候,这种对法家的批判转到了对传统礼教的批判。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梦溪:法家在传统社会的表面地位不高,人们不公开提倡,可是实际上历代统治者都是内法外儒。因为光靠儒家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不行,国家既是思想体系又是政治结构,王道政治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做起来有几个掌握帝座的统治者不是霸道有余,王道不足。在中国的传统中,礼与德并提,礼相当于治国的规约秩序,与法近似而不能等同。德则是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建构。

  按儒家的理想,最好是约之以德就能解决社会的秩序问题,但实际上行不通。历史上,凡是提出以仁义治国,或如赵太祖提倡的以孝治天下,国家都没治理好,所以始终离不开刑法和礼法。

  但是现代的社会跟传统社会不同,这个不同在于,不能用法家的思想来管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法跟法家的法不是一回事。古代用法,常有所谓宽严缓猛的问题,现代社会则需要附有细则的严密的法律制度。

  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遵循正确的途径 

  法治周末:晚清的郭嵩焘和刘锡鸿都是在传统文化里面长大的,出使英国后,他们两个人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两人因此关系极坏。但是他们看英国议会辩论的时候,两个人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比中国的皇帝专制好得多。晚清的这些儒家士大夫为什么能对民主政治有这么清晰的认识?

  刘梦溪:从价值理念上讲,我强调人类的共同性,所以我讲“六经”的价值是中国文化提供给人类的共同价值。西方当然有它的共同价值,我认为这两者不矛盾,可以互相阐释,这是我的主张。儒家学说的一些价值理念,的确可以成为今天价值重构的必要资源。

  依我看这个世界,还有一些未知和变数,不好讲某一种潮流一定还要延续多少年。有一些事情,在中国这个体制之下,它会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中国人受贫穷的日子太长了,食不果腹,衣不敝身,所以我倒觉得要从这方面观察中国的未来的话,渐进是首选,而历来的激进都没有好结果。

  但是我有一个一直坚持的思想,绝对不能排外,任何一种排外的思想都将自食其果。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利益的共同体,文明有共指,人类最后终归会走到一起。

  法治周末:台湾地区把传统文化继承得很好,它的现代化也进行得不错。有人认为,台湾的经验有借鉴意义。你怎么看?

  刘梦溪:当我们传统文化处在巨大断层的这种背景之下,处在重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观察台湾,它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建构的确非常之好。你一旦到台湾,看到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书本,人与人之间的礼仪风俗习惯,到处看到中国的文化的味道。

  要讲现代化对文化传统怎么看待,实际上应该用传统批判现代化,用现代化批判传统,在这点上“五四”先贤所做的并不是不可理解,只是他们太过于激烈了,对传统的传承有一定负面作用,所以才有后续的文化重构的努力和过程。

  但是这个文化重构的过程不是复古,所以我认为公私教育机构不宜实行跪拜礼,民国以后孙中山签署的文件已经废除了跪拜礼,如果现在重新又施行跪拜礼,就是倒退,要不得的。

  还有一个,读经我不反对,我甚至提倡小学、中学或者大学一二年级应该念一些六艺经典的课程,但是我不赞成让小孩子念《弟子规》,里面讲的终究对孩子束缚太大了。

  所以,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遵循正确的途径,对传统文化要有反思的精神,否则你没法完成新时期的文化建构,你也不能把传统的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奉为圭臬,更不要说去实行了,包括用儒家思想来治理现代国家,这是不可能的梦呓。

责任编辑: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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