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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中庸》君子之道论

2019-05-15 09:14:00  作者:韩星  来源:上海儒学公众号

  “君子”一词常见于儒家《诗》《书》等原典,最初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名称;最初是少数王侯贵族的专号,后来才慢慢变成上下人等都可用的“通称”。《白虎通·号篇》给“君子”的定义是:“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近代以来,有学者把“君子”一词翻译成英文的nobility和gentleman,倒是十分妥当。孔子对君子人格有许多规定,主要是指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通常也被称为仁人、志士、贤士等。几千年来,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由对君子精神的企慕和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形成了君子文化,其思想源泉是儒家经典。系统梳理和挖掘经典之中的君子思想,是当今弘扬君子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中庸》对儒家君子之道有多重阐发,本文依据文本和历代重要注释,以经证经,梳理解读,发挥其微言大义,以便于人们研读修习。

  一、君子之慎独

  《中庸》第一章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间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占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孔颖达疏:“‘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言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这都是把“慎独”理解为独居时谨守道德,而与君子相反,小人在有人处会收敛自己,一旦独处无人时就会放纵自己,做出违背道德礼法之事。然而,从其见到君子后试图掩盖自己恶行来看,并非不知道应该为善去恶,只是一人独处而无监督之时,便故态萌发,从而背离大道。所以,“慎独”后来就泛指人们在与别人相处时自觉地严于律己,在个人独处时也能如此,谨慎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这个注解是最正统的解释,也是社会上广为人们接受的一种解释。

  从文字学渊源看,这种解释也没有错。“慎”字从“心”从“真”。《尔雅·释诂》:“慎,诚也。”《说文》:“慎,谨也。”刘宝楠《论语正义》曰:“‘诚’、‘谨’义同。”可见,“慎”是谨慎、真诚的意思。“独”字从“犬”,《说文解字》:“独,犬相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也。”羊是群居的动物,犬则是习惯独居的动物。段玉裁注云:“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可以看出,“独”字从字面理解,指空间上的独处。“独”用于人事,如《庄子·养生主》:“天之生是使独也。”《礼记·儒行》:“儒有特立而独行。”指人独立、独行的行为方式。

  到了朱熹就进了一步。《中庸集注》说:“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朱熹把“独”解释为“独知”,人欲之私即使在隐微中,己所独知,他人不知的情况下要戒惧谨慎,不要背离大道,这与孔颖达“谨慎守道”的意思一样。

  王阳明《传习录·薛侃录》载正之问曰:“戒惧是己所不知时之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之工夫,此说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而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木澄源,便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真是莫见莫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只是此个工夫。”王阳明在朱熹“独知”的基础上指出“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分界源头,强调立诚为本源的诚身功夫。这实际上是综合了《大学》的意思。《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一段是解释诚意,强调“诚其意”就是不要自欺欺人。不自欺欺人就像厌恶污秽的气味,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喜欢就是喜欢,厌恶就是厌恶,不要有双重标准,不要欺骗自己,这就是要君子坦荡荡,是非分明,表里如一,追求自我的快意满足。怎么达到诚意?基本途径就是“慎独”。这里解释“诚意”,落脚在君子慎独上,是说诚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内外一致。所以,“慎独”就是君子发自内心的诚意,而使生命达到内外浑然一体的本真状态。

  《大学》与《中庸》都讲“慎独”,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许谦《读中庸丛说》:“《中庸》慎独兼《大学》两慎独意,《大学》慎独是诚意地头,故先专主于心,而后乃兼于身;《中庸》前既言戒惧工夫,故慎独兼外说。《章句》谓隐是暗处,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内外言之。细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见闻者,亦即是毋自欺之意。”即《大学》由诚意讲起,由心而兼于身,身心一如;《中庸》由恐惧讲起,由内而达于外,内外一体。

  刘宗周特别重视“慎独”。什么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慎独者,兢兢无失其本心之谓,致良知是也。”(陈确《辑祝子遗书序》)“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慎独”就是“致良知”。刘宗周受王阳明影响,以“良知”解释“独”,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君子最重要的修养方法。他认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此所以为中庸之道也”(刘宗周《中庸首章说》),把中庸之道归结为“慎独”。他以“慎独”为其学说的宗旨,强调:“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自立其说呢?他解释道:“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就是说“良知”说不如“慎独”说简易明白,易于学者下手。刘宗周的《中庸首章说》中有:“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万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则俱致,一体无间……”他还将“慎独”与“中和”联系起来,因为《中庸》首章接着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刘宗周《中庸首章说》)即由此慎独功夫,就可以达到“中和位育”的最高境界。

  二、君子而时中

  《中庸》第二章引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①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引用孔子的话说明君子和小人在中庸修养方面的本质差异及其原因,强调君子品行中最关键的是修养中庸之德。中庸:《说文·|部》:“中,内也;从口、|,上下通。”其中“口、|”最早是指礼器一类。“中”作为一种礼器,天子用之以号四方,后来成为一种准则。据《尔雅·释诂上》:“庸,常也。”《礼记正义》中郑玄注:“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郑玄在《礼记·中庸》里又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在《河南程氏遗书·第七》中,宋儒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概括诸历代经学家注疏及时贤诠释,“中”指合宜、适度、合理、正确、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对“庸”的理解稍显复杂一些,但多训为“常”“用”,指日用常行。“中”与“庸”合称“中庸”,始于《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也引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文字略有差异,其意思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行,可惜人们很少能行中庸之道。《中庸》十一章“君子依乎中庸”,所以要君子按照中庸之道来行事。

  “时中”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观念,需要解释清楚。郑玄注云:“‘君子而时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时节其中也。”孔颖达《礼记正义》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者,此覆说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为中庸,容貌为君子,心行而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故云君子而时中。”依他们的解释,“时中”是君子能够做到时时节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喜怒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从而符合中庸之道。朱熹《中庸集注》解释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这里提出了“中无定体,随时而在”,即中道没有确定点,要在时间维度上动态地随时把握中道。《朱子语类》卷五八也载:“问:‘孔子时中,所谓随时而中否?’曰:‘然。’”“随时而中”也即“随时而在”。另外,“时中”是与“无忌惮”相对。孔颖达说:“形貌小人,而心行无所忌惮。”小人心理行为无所顾忌,肆意妄为。朱熹说:“小人不知有此(中),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小人不知道“中”,所以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这里的君子“时中”、小人“无忌惮”,与孔子讲的君子“三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意思相近。《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所说的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与“小人而无忌惮”意思接近,小人不知敬畏天命,狎弄德行高尚的人,轻慢圣人的教诲。所以,《中庸》“时中说”有敬畏天命、尊重圣贤的含义,这一点特别重要,也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当今国人很容易言语偏激,行为偏颇,浅层看是不懂得中庸之道,深层看是对天道没有敬畏,对圣贤无敬意,于是无法无天,无所顾忌,肆意妄行,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这里“时中”的概念与二十五章“时措之宜也”也相互发明。郑玄注:“时措,言得其时而用也。”孔颖达疏:“措犹用也。言至诚者成万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时而用之,则无往而不宜。”后以“时措”谓因时制宜。有“时中”才能“时措”。

  三、君子和而不流

  《中庸》第十章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郑玄注:“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孔颖达疏:“南方,谓荆阳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假令人有无道加己,己亦不报,和柔君子之道。”“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猛,恒好斗争,故以甲铠席,寝宿于中,至死不厌,非君子所处,而强梁者居之。”通过比较区分南方人与北方人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个性气质,南方偏舒缓和柔,北方偏坚急刚猛。

  在孔门七十二贤中,子路性情鲁莽,勇武好斗,自然平时崇拜强者。有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强”的问题,于是有了孔子关于“强”的这段议论。“强”的本意是壮健、强盛。实际上,“强”是个很大的概念,包含了强壮、强健、强悍、强大等。就子路的个性气质和思想倾向而言,他所说的“强”可能是一种外在体质层面的强壮、强悍。孔子心中很清楚,所以他以反问的方式启发子路,提出自己关于“强”的两种理解和四种境界。

  为什么孔子要在这个问题上区分南方和北方?春秋时期的南方北方又指哪里?为什么南方与北方有这样的差异?孔子所在的鲁国位于中原,其所谓“南方”指吴越荆楚之地,“北方”指燕赵或长城以北少数民族活动区域。由于地理环境、生存空间及生存压力等各方面的差异,其中对“强”的理解也自然不同。按照孔子的概括,南方之“强”是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宽”是宽容、宽怀,即雍容大度;“柔”是柔和、柔顺,即温良和善。南方人具有雍容大度的气度,温良和善的修养。这样,对于无道的人或事,不采取报复行为。这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强”。而北方之“强”以兵器﹑甲胄为卧席,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与敌拼杀,死不足惜,是一般英勇顽强的人具有的“强”。这两种“强”孔子都没有予以否认,但孔子似乎有南方之强“不及”,北方之强“过之”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是从具体地理人物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不能以此作为对任何一个南方人或北方人的直接判断,也不能将这种抽象出来的判断仅限于南方或北方。

  然后,孔子提出了不南不北的中原人应有的“强”的四种境界②。他认为,君子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强。

  第一方面是和而不流。孔颖达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是指“不为南北之强,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强哉,形貌矫然”。君子“和而不流”是讲:作为不南不北的中原人应有的“强”,为人要按照“和”的原则做事,善于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既不与别人搞对立,也不被别人同化,更不是无原则地随声附和,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而是自主独立,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相互尊重。这是一种鲜明的人生态度,也是难得的处世智慧,更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与“和而不流”相反的就是孔孟非常反感的“乡愿”。《论语·阳货》载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中作了具体描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显然,“乡愿”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原则,同流合污的人,是道德之贼。

  第二方面是中立而不倚。孔颖达说“中正独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矫然”是指为人恪守中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行必中正”(《礼记·儒行》),才能不偏,不走极端,才能不倚,不倚仗某种势力,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样的人有时似乎并不强大,甚至有点孤立,但因为他心里有“中”,就不会偏激偏颇,犹如定海神针,生命就有定力。有了定力就能在多种力量的纠缠、冲突中安然处之,不去主动攀援或依附别人。这其实很难做到,所以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强啊!“中立不倚”与《礼记·儒行》所讲的“特立独行”的儒者接近:“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值得注意的是,“中立不倚”很容易被人们理解成“素隐行怪”。所以,《中庸》又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那些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走极端、出风头,借以欺世盗名,试图流传后世,这当然不合中庸之道的“过”,不是“中立不倚”。现在人们很容易把“特立独行”理解为“我行我素”,其实是“素隐行怪”的现代版。

  第三、第四方面可以放在一起讨论,是指君子面对国家有道无道,即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两种不同情况应该怎么做?如果国家有道,政治清明,他人生通达,有机会出仕,干一番事业,这个时候不要得意忘形,要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实现自己困窘时的理想、抱负,抵制各种诱惑,守住道德底线,而不要借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如果国家无道,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他有能力、有机会就会临危受命,努力改变危局,无能力、无机会也会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坚守道德操守。在面临民众利益,国君危难之时,会挺身而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强啊!这其实是以中庸之道应对不同的国家政治现实。

  这四重境界的“强”与南方之强的“不及”,与北方之强的“过”比较起来,显然是一种符合中庸之道,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强”,是孔子推崇的真正的“强”。

  《中庸》第十一章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孔子评述了三种人的所作所为。第一种人是素隐行怪,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走极端、出风头,借以欺世盗名,试图流传后世,这当然不合中庸之道的“过”——智过了头而不择乎善,行过了头而不择乎中。如有些学者故弄玄虚,创建让人难以理解的思想体系,以此想成名成功,流芳百世。汉代,扬雄以“圣人”自许,其作品有向孔子看齐之趋向:孔子有《论语》,他就作《法言》;孔子有《易传》,他就作《太玄》。后世不少人对他这种自充圣人的作法颇有微辞。扬雄模仿《易》作《太玄》,在世时就很少有人能看懂,他死后四十多年,《法言》流传了下来,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太玄》还是没有几个人看。第二种人是找到中庸之道的正确道路,可是走到一半又停止了下来,这显然是不合中庸之道的“不及”,这也是孔子所不欣赏的。《论语·雍也》记载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从本章孔子与冉求师生二人的对话来看,冉求并非不好学,还颇有才艺,但因偏重于艺,缺乏求道之心,所以孔子勉励他积极向道,而冉求以能力不够为借口。于是,孔子对他提出批评,认为冉求并非能力的问题,而是他思想上的畏难情绪做怪,所以中途而废。这里的“力”不仅是指外在的力气,更是指心力,即意志力。孔子认为冉求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意志力不够,自我划界,半途而废。第三种人是能够按照中庸之道为人处世,即使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尽心上》也载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实要做真隐士也不容易,一般人难耐寂寞,更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所以,孔子说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也就是说,君子如果能够做到这点,也就优入圣域了。《论语·学而》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希望他的学生做“人不知而不愠”的真君子。《易·乾·文言》载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孔子以龙的德性说明君子在特定的情况下当审时度势,急流勇退,身虽隐退而道得以存,所以并没有什么郁闷,而是内心感到快乐的事情就去做,内心感到忧郁的事情就不做。如果眷恋禄位,苟且留连,必遭祸患。《易·大过·大象传》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君子在危机的时刻保持自我独立就没有忧惧,隐居而没有郁闷。上述都可以视为从不同角度对“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之义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儒家君子、圣人人格的丰富思想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四、君子之道费而隐

  《中庸》第十二章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熹《中庸集注》:“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盖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说明中庸之道就在百姓日用之中,连普通男女都可以知道,可以学习,也可以实践。不过,知道是一回事,一般性地实践是一回事,要进入其高深境界又是另一回事了。中庸之道最高深的境界显现于天上地下。说它大,至大无外;说它小,至小无内。所以,即使人群中出类拔萃的圣人,对于中庸之道也有不清楚,做不到的地方。所以,君子所遵循的中庸之道是从夫妇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开始的,如果推衍到精微深妙的地步,那就天地万物无所不包了。对中庸之道的践行,就要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开始,如孝悌之道、洒扫应对。这就像“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远行要从近处迈步,登高要从低处起步,即必须从小事做起,从平凡的行事中体现出中庸之道的高远博大,精深微妙。朱熹《中庸集注》还认为子思引《诗·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两句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他认为,这两句诗是对中庸之道“费而隐”的形象化解释。

  五、君子忠恕之道

  《中庸》第十三章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正是孔子《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人们从忠恕之道做起,敦伦尽份,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忠,弟事兄以敬,交朋友以诚,由此推己及人,以实现社会基本的伦理秩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无非忠恕之事……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忠恕是中庸之道的直接体现。具体而言,忠恕为内外相关的德目,尽内在之中心真实无伪为“忠”,其外在的推己及人为“恕”。内外相维相济,主观客观交会,我人贯通为一。换句话说,忠恕之道就是在人伦日用之中,兼顾个人内在德性和对他人外在行为的统一,以中庸之道实现人伦关系的和谐圆满,这样就与天下有道不远了。

  为了实现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作为君子要言行一致。《中庸》继续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郑玄注:“庸犹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谨也。”孔颖达疏:“庸,常也。谓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谨也。己之才行有所不足之处,不敢不勉而行之。己之才行有余,于人常持谦退,不敢尽其才行以过于人。”这样言行相顾,就是君子“守实言行相应之道”。即君子要言行一致,言不过行,行不掩言。

  六、君子素其位而行

  《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这里的“素位而行”与《论语·泰伯》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易经·艮卦》象辞“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意思相近。《论语》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来是强调注意礼制的“名分”,安分守己。如果不能素其位而行,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于礼则有僭越之嫌,可能被人认为是“违礼”。孔颖达疏:“素,乡也。乡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愿行在位外之事。《论语》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乡富贵之中,行道于富贵,谓不骄、不淫也。乡贫贱之中,则行道于贫贱,谓不谄、不慑也。乡夷狄之中,行道于夷狄,夷狄虽陋,虽随其俗而守道不改。乡难患之中,行道于患难,而临危不倾,守死于善道也。”如何素位而行?如处在富贵之地,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一般人富贵了,便春风得意,傲慢无礼,吃喝玩乐,纵情声色,以极口体耳目之欲。如果是有修养,懂得中庸之道的人,即使富贵了,也能心态平常,富而好礼,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对于处在贫贱的人,道理也是一样,不以贫贱累其心,能够安贫乐道,像颜回那样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至于处于夷狄,落后蛮荒之地,可以入乡随俗,但要坚守大道,感化影响夷狄。《论语·子罕》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说,君子通过礼乐教化可以把那些地方变得文明开化起来。对于患难也是这样,人人都希望人生平安,万事如意,但往往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忧患灾难。身处在患难之中却能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对待,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厄于陈蔡,围于匡人,弦歌自乐,便是圣人处患难行乎患难的气象。君子无论人生进入什么样的境地,富贵贫贱,文明野蛮,患难安乐,都能安然处之,便是自得的境界。得者得道也。有道之人,身处富贵,不以富贵欺凌人,即行富贵之道;身处贫贱,安贫乐道,不去攀援富贵,即行贫贱之道。这就是儒家的“自得”之说。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君子要达到高深的造诣,进入精深的境界,就要行中庸之道,从而自有所得。只有自有所得,才能够积累深厚;积累得深厚,运用起来就能够左右逢源。孟子所言的“自得”,强调的是道德实践,自有所得,达到的一种博大精深、左右逢源的精神境界。

  “素位而行”是出于“知天命”,既知天命,便能“居易俟命”。居易俟命是儒家对待自身境遇和天命的一种态度。孔颖达疏:“‘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谓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处,恒居平安之中,以听待天命也。”有道之君子处于自得之境,便总是平安地听待天命。朱熹对《中庸》里的这段话作注曰:“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愿乎外也。”把居易俟命与素位而行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后儒经常说君子“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说到儒家的天命观,春秋时期文化精神的转折,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的宗教神秘“天命观”。但孔子仍然肯定“天命”的存在,《论语·为政》载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生死富贵这些东西是天命决定,非人力所能及的。尽管如此,孔子却不废弃人事的努力,主张遵循天命,但又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相反,强调积极有为,乃至被隐士讥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孟子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赵岐注:“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个人生命的长短是天命,是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只能在活着的时候努力修身养性、勤奋学习,尽到做人的本分,以待天命,这就是“立命”。清朝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也说:“是以君子安生安死,于气之屈伸无所施其作为,俟命而已矣。”君子修身养性,安分守己,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境遇,甚至生死之际,都能够平心静气,不急不躁,以待天命或机遇降临。当然,这里的等待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尽当下该尽的本分,该干什么还尽力干好。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功名利禄汲汲而求,不满足自己目前的地位,总是想向上爬,看不起地位低的人,巴结有权势的人,奢望高升,妄想得到不该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能成功就怨天尤人,自己活得累,还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陷入勾心斗角的烦恼中,迷失自我。甚至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要做到“素位而行”还要“反求诸己”,这样就能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以射箭为例,阐明反求诸己的思想。君子射箭,射不中,不能埋怨别人,而应反求诸己,看自己是否做到了心正身正。类似的思想见《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孔子认为,遇事是求之于己,还是求之于人,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之一。君子哪儿做得不对,会从自己内心去查找原因,要求自己做好,从而修正自己;小人凡事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从别人那里找借口,总是怨天尤人。如果多回过头来检讨自己的过错,反躬自省而少责备别人,就能远离怨恨了。所以,君子的人生态度是:“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孟子·离娄上》中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类似的表述又见于《礼记·射义》:“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都是通过射礼来说明反求诸己的道理。

  “反求诸己”也就是要善于自我反省,所以《中庸》第三十三章还说:“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于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内省不疚”是儒家心性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见于《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君子要是经常自我反省,没有内疚,那又何来的忧愁和恐惧呢?要做到“内省不疚”,平时做事说话都要合乎中庸之道,不能随便,不能走极端。否则,如果一时冲动,做事说话犯了过错,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心中内疚有愧,怎么能没有忧愁和恐惧呢?

  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第二十章也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强调修身是君子所必须。怎么修身?《中庸》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颖达解释说:“修身以道”,言欲修正其身,先须行于道德也。“修道以仁”者,言欲修道德,必须先修仁义。朱熹解释说:“道者,天下之达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修身以道”明确指出了“修身”要以“道”为其根本,其核心是以中庸之道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修道以仁”则指出了“修道”的依据是“仁”,即要实现中庸之道就要以仁为标准。仁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之核心[1]。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也讲:“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所以,“仁”就是“道”。明白了“仁”就是“道”,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孔子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修身的内容和顺序就是事亲→知人→知天,即通过修道修身,下学上达,希贤希圣,以人合天,合内外之道,由君子而圣人。这就是《中庸》第十五章所说的“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之道既广大又精微,“道不远人”,道“须臾不可离”。所以,要践行中庸之道就得从近处开始,即从孝悌之道起步。而“孝悌为仁之本”,孝悌乃实践仁道的基础。

  修身为本,具体体现在个人修养方面主要是“三达德”。所以,《中庸》第二十章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三达德”即智、仁、勇三种古今通行不变的个人品德。怎么获得这三种美德?要通过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种美德要落实在修身上,修身的关键就是修养这三种美德。修身治理别人,才能治理国家天下,这就是《大学》修齐治平的意思。

  《中庸》第三十三章云:“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之道是收敛深藏,却由于本身的光辉会自然不断地发扬光大,对人们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反之,小人则爱表现,多张扬,向外求,得虚名,最后被人看穿,走向自我消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是中庸之道在君子修养上的直接体现,表明他通过中庸之道进入了道德的境界。

  《中庸》第三十三章又云:“君子笃恭而天下平。”阐明了君子如果能够自己心性纯厚,时刻恭敬有礼地对待一切人和事,就能够正己正人,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就能够实现由内而外,内圣外王,国治天下平。朱熹《中庸集注》说:“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君子这样做,就能够达到圣人境界,是中庸之道最大的功用。曾国藩在《诫子书》中这样强调主敬的力量:“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

  结语

  可以看出,《中庸》以中庸为主线,以修身为主体,由慎独、时中、和而不流、费而隐、忠恕之道、素位而行几个方面构建起了君子之道的思想结构,为修养君子人格提出了基本理论和实践途径。当今国人因为百多年来批判割断传统文化,特别是几代人没有机会学习中华文化基本经典,造成了价值观的虚空和信仰的空白,特别是国民基本素养堪忧。2016年3月,《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北京美兰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国民素质”为主题,选取了位于我国东中西部的12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收集到2405个有效样本。调查从民族精神、道德水平、法治意识、职业素养、文明素质、防灾减灾意识、海外形象、科学素养、身体素质、学习习惯、家风家教等11个二级指标入手,虽然并不能完全涵盖国民素质的全部内容,但窥斑见豹,或可提供一个观察当下我国国民素质基本状态的独特视角。从调查来看,受访者对整体国民素质只打出了刚刚及格的61.4分,可见问题不少、期待很多,预留了极大的成长空间[2]。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提倡君子文化。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贤,但圣贤人格一般人难以达到,所以通常谈得最多的是比较现实的、平常人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通过弘扬君子文化,使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得到提升,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备条件。《中庸》的君子之道对当今弘扬君子文化,提升国民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有“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

  ②孔颖达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以下“皆述中国之强也”。“中国”在先秦多指中原华夏。

  参考文献

  [1]韩星.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J].哲学研究,2016(10).

  [2]袁元,韩冰,李松.大国公民养成记[J].瞭望(新闻周刊),2016(13).

  作者简介丨韩星,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研究。

  原文载丨《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原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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