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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理应成为传承国学的重要基地

2019-09-06 09:55:00  作者:郭齐勇  来源:凤凰网国学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简单地说,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典籍。宽泛言之,中华各民族从古代到今天,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蒙学读物、习俗、礼仪、语言、文字、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艺、建筑、数学与数术方技、音乐、舞蹈、戏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思想、心理、信念、宗教、政治、伦理等,都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这样看来,国学仍是无所不包的。

  上个世纪初,旅日学者借用“国学”这一概念,想表达的是与西学相对立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内涵。也就是说,他们的原设定是国学与西学的对立与差异。但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日益融合,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其实,国学不是国故,不是旧学,它也是与时俱进的。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国学所必须注意的问题。

  我们今天谈论的国学,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即知识层面、价值层面与精神信仰层面。

  就知识层面而言,国学是从认字开始,了解名物训诂和典籍,这虽然需要工夫,却可以通过老师和工具书,从简单到复杂,慢慢积累起来。

  就价值层面而言,国学主要是教我们做人,引导我们树立健康的文化价值观。

  就精神信仰的层面而言,国学主要解决我们安身立命的问题,解决终极性的信念与关怀的问题。

  在中国教育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要营造一种氛围,要把学习、借鉴中外文化或文明,渗透、贯穿在儿童、少年、青年乃至成年教育之始终。我们强调开卷有益,希望国民虚心学习,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动。

  在这里,外国文化不仅指西方,还应包括印度、埃及、阿拉伯、东亚等,包括全球上各族群、各地域的古今文化。

  我们积极引进、学习外国文化是必要的,但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我们要有自己的主心骨,有对自己文化的深切理解与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或文明对话的前提是文化或文明的自觉与自信。自信不是盲目的,是以自觉为基础的。

  我们一定要深度地理解本国文化的根源与发展、正面与负面、辉煌与包袱。

  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的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是他们人文修养的基本功。

  法国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习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法国的哲学名篇进入了他们的中学教材,当然也进入了他们的“高考”试卷。

  为什么我们中学生的教材鲜有古代哲学的原著经典?我们是否低估了中学生对古典原著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法国对大学生的国文教育重视古典学,即重视古典语言学和希腊、罗马的典籍以及有关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等古典著作的阅读。现代欧美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反复接受上述古典教育,并浸润于其中。

  二十多年来,民间一波又一波的“国学热”表明国人对于国学迫切地需求。当然,国学热不免鱼龙混杂,需我们积极引导、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既然国民需要且渴求了解国学,那我们体制内的学校里的国学教育就应当系统展开起来,学校理应成为传承国学的重要基地。

  传统文化宝库中有大量脍炙人口、传之久远的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幼学琼林》等,还有一些家训、家书等读物,这些都是“正蒙”的好教材。《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其他典籍中都有不少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教育我们如何立志有恒,如何做一个对民族、对人类有用的人。

  一个中国人,应当掌握好母语,应当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同时还要对基本经典下功夫。

  经典如《四书》《老子》,古代文人必读的《左传》《孟子》《庄子》《离骚》(或《左传》《史记》《庄子》《离骚》),都是基础。五经(《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或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有条件、有能力的人一定要读经。

  我们认为,国学的基本经典应当系统地、分别地、循序渐进地纳入大、中、小学的课本教材中。我们要好好研究,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下三代,若干代,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接受国学基本经典的教育,这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这也关系到一代代国民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

  对青少年来说,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很重要,尤其是学校教育。因为学校给学生以系统的、相对准确的教育。国学教育也是如此。

  我国传统的教育,特别重视培育孩子们的性格和品行,使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古人说的“蒙以养正”,或“正蒙”,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由有德的家长与老师对儿童发蒙,教他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有理想情操的人。

  儿童从小受到父母长辈与老师的言传身教,如果他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都端正无邪,这将有益于他一辈子的健康成长。也就是说,对儿童、少年给予正面、正确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人之父母、人之师长,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孩子从小就在中正而无偏邪的环境氛围中生活,增强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打下做人做事的基础。这也是孩子们心理健康的基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又一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我们现行的大学教育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十分薄弱,有很多大学生,不仅是理工科学生,还包括文科的学生,对国学的基本精神与经典知之甚少,没有经受系统的国学教育与训练。人文、人性的价值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都是长久的、根本的。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重大。做什么人、培育什么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也不是手段。

  孔子提倡诗书礼乐之教。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夫子让弟子优游、涵养、陶冶于诗书礼乐教化之中,养成健全的人格。

  国学中有很多内容及教育方式属于博雅教育及君子人格培养的范畴,中国传统文人很看重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品位与品质,很重视人文的熏陶和修养。

  其中,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作用很重要。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给中学生写修身教材,为到法国去打工的华工写讲义,讲如何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转化为近现代的公民道德。

  一个人要成人是不容易的,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侵扰。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国民的文明素养需同步提升。有人说,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学习国学似乎并无用处。但我认为,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

  陈寅恪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就越丰厚,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等外来文化之真,越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按照现代的要求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

  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国学教育主要是要提高人的素养,培养社会的正气,不仅美政,而且美俗。我们应当始终以这个目标为奋斗方向,坚持以教书育人为本,强调培养德艺双修的人才,有立德之本,有看家的学术本领,掌握传播交流的手段,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学与现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守先待后》《文化学概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

责任编辑: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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