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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溯源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钱念孙 2019-10-08 09:54

  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是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实践途径是修己安人,经邦济世;价值理想是以身报国,建功立业。家国情怀作为个人对家庭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与热爱,是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伦理基础和情感状态,在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历程中有着深厚的滋生土壤和历史渊源。

  

  古老的中国迈入商周时代,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氏族血缘宗法制度。这种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确立嫡长子继承权和主事权的父系家长制,利用父系家族关系的亲疏来决定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把血缘纽带同政治权益结合起来,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基本特征,也是组成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支架。这与古希腊、古罗马同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颇为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在掌握铁器等生产工具后,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逐步被家庭个体生产所代替,通过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发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径步入文明社会发展旅程。中国在使用铁器等生产工具后,则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乃至增强原始公社的组织形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发挥集体协作的力量,通过发展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踏上文明社会发展道路。由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时不是剪断而是保留了氏族制的“脐带”,氏族血缘宗法制的产生实乃自然而又必然之事,因为它既孕育于社会历史母体的胎盘之中,又适应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发展的需要。

  殷周以至春秋,所谓邦、国“八百诸侯”等,实际是由血缘宗法遗风为基础的氏族—部落—部族国家构成。因此,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只具有个体家庭成员的“私人”关系,而且要遵守一种“公共”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以父子关系为心脏和骨骼的父系家长氏族首领,首先要具备优良的才干和德行,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有所建树。他在本家族、本部落及部族中得到认可,赢得地位和权威后,才能进一步联络和团结其他氏族、部落、部族,逐步拓展邦国的疆域以“一统天下”。这种“由家而国”的真实社会进程和历史事实,既造成人们对家庭、家族、宗族及其人伦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促使人们形成爱家、爱乡、爱国情感交织的民族心理,从源头上为中国社会发展植入了伦理与政治交叉重叠的紧密关系。

  由这种氏族血缘宗法制所决定,社会自然形成相应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或者说礼义道德,也就是孔子所竭力维护和推行的以“周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套思想观念或谓礼义道德,在《礼记》里被简要归纳为“五止十义”。“五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在这套人伦礼义的制约和笼罩下,处于任何社会地位、充当任何社会角色的人,不论是处理纵向或横向社会关系,均有明确而严密的道德规范。“五止十义”以君臣、父子的关系为主干,又以臣、子的责任或义务为重点,敬是忠,也是孝的表现形式,忠是敬的重要内涵,也是孝的具体形态。就此而言,朝廷的为臣之道与家庭的为子之道,分为异途,实为一理。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演进到夏商周时期,“家国同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仅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而且两者的传承方式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却仿佛一个有机体的微小局部与庞大整体的关系,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使我们的先人将家与国的治理几乎看作是同一回事。

  《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说: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这虽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国社会的主从等级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异,但也显示出血缘亲情之和,传达了家与国紧密相连的信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家国“胶结”的社会结构中,“家”里对父母之“孝”与“国”中对君主之“忠”自然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为一体。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如此等等表明,先秦思想家常常把家与国的联系看作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家兴可以影响国运:“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曾子语,见《大学》第十章)另一方面,国乱则不免家丧:“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这种“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国同构认识,长期延续、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稳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结构。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知,正是家国情怀萌生滋长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换言之,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母体上,自然且必然地要“涌流”出家国情怀的“乳汁”,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散文体史书,也是一部汇编上古时代政事公务文献的文集,其中多处透露出华夏民族的“国”具有“家”的亲缘性: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虞夏书·尧典》)

  这里描绘的“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情景,是对尧帝的赞美之词,无疑有些夸张或者说具有理想色彩,但也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之初,所谓“天下”或者说“国邦”,实际上带有一定家族同盟的性质。这一点到了舜帝时期进一步明朗:“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虞夏书·益稷》)

  《尚书》立足家国同构社会现实而记载传播的家国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也是历代胸怀抱负者实现人生理想的实践途径。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依此而论,要想“天下归仁焉”,则要从做人的最根本处孝顺父母、敬爱兄弟等做起。可以说,为仁的基础在血缘亲情之中,而治国安民则是对血缘亲情的放大。

  《大学》里“八条目”对此说得最清楚: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一方面强调一个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为国效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报效和治理国家,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顿好家庭和家族,则应从修养自身做起,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上下功夫。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千万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家国情怀的产生和弘扬,正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开拓前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激励人们为国为家拼搏奋斗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

  总之,萌生于商周时期的家国情怀,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基础之上,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到心怀天下、报效国家,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天然亲情推己及人并由家及国,拓展和上升为关心社会、积极济世的责任意识和伦理要求,有力促进了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的良性互动。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部分,家国情怀高扬对家庭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关心、维护热爱、奉献担当精神,数千年来如春雨润物,浸润和滋养中华儿女的情感与心灵,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创造可歌可泣的丰功伟业,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编辑:张晓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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