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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后王”非周之文、武等王者新论

——兼与裘锡圭、 名春、陈礼彰等先生商榷

2016-11-29 14:24:00  作者:李福建  来源:孔子研究

  摘要:荀子的“后王”既非周之文王、武王,更非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在《荀子》中,“后王”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藤“后”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如“近时之王”、“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如“周后之王”、“后之王者”。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把“后王”很局限地看作历史上具体的某王者,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来反对一意慕古地“法先王”其思想意义就不免被埋没了。

  关键词: 荀子; 先王; 后王; 孔子; 儒

  先秦大儒荀子,他颇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思想概念,除倡说“性恶”与“隆礼重法”之外,大概就是标举“法后王”了。而因为荀子“后王”一词的含义模糊,在20世纪的中国,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荀子“法后王”之说,仍不时有所论争。相关的思想阐发和解说之所以众说纷纭,其关键在于对荀子“后王”的解释颇为分歧。检视前贤时彦关于荀子“法后王”的纷繁论说,重新辨析考论荀子“后王”的确切意涵,显然是颇有意义的课题。在过去的论著中,就笔者目力所及,关于荀子“后王”的意涵,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总结性的考论文章,当以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和台湾陈礼彰《荀子“法后王”说究辨》为代表。两位先生论列颇为详尽,然而,其立论依据及结论却颇可商榷。因此,基于对《荀子》原文的仔细分析,结合廖、陈二位学者的分析和考证,笔者尝试重新考辨阐明荀子“后王”的确切意涵。

  一

  “后王”一词,在《荀子》的《不苟》《非相》《儒效》《王制》《正名》《成相》诸篇多次出现。为了显示其具体语境,以便解释分析,不妨罗列如下:

  (一)《不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拱)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

  (二)《非相》“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

  (三)《儒效》“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是大儒者也。”

  (四)《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道德(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五)《王制》:“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

  (六)《正名》:“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散名之在人者:……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七)《正名》:“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八)《成相》:“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

  荀子“法后王”的“后王”具体含义是什么,解释多有分歧。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里,引述了“法后王”的说法,算是比较早的解释,他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唐张守节在《史记》此节正义说“后王,近代之王。法与己连接世俗之变及相类也,故议卑浅而易识行耳。”可见,司马迁是以“近世之君”或“近代之王”作为效法对象,来理解“法后王”的。具体说就是,他认为处在汉代可以效法战国时诸侯国乃至于秦的良法美政,而不必一意追慕上古。与司马迁以及张守节的理解大致相类似,唐代的杨倞注《荀子》时,曾分别用过“当今之王”、“近时之王”、“近世明王”、“当时之事”、“后之王者”这样的说法,来解释“后王”一词。不难看出,“后王”在杨倞这里的解释,似乎并不完全一贯,而是根据原文的语境有所调整。张觉《荀子译注》、王天海《荀子校释》,都与杨倞的注解办法相似,“后王”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

  而清人刘台拱、汪中、王念孙等,都不同意司马迁和杨倞的理解。刘、王二氏明确主张说,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其后,冯友兰以及裘锡圭先生,都继续阐发刘、王之说。裘锡圭详加推衍此说,解释道:“对《荀子》的‘后王’前人多有误解。清儒刘台拱、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指出,荀子所谓‘后王’就指周之圣王文、武,这是正确的。荀子有时也像其他人那样,把文、武称为‘先王’,‘因为他们距离战国时代有七八百年之久’,所以又称之为‘后王’,则是为了强调‘他们是三代之王中的最后之王’。这跟孟子在以文王与舜对举时,称文王为‘后圣’相类。钱大昕认为‘法后王’与孔子的‘从周’之义不异。这是很有道理的。《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后来的先秦儒家也莫不如此;‘宪章文武’就是‘法后王’,就是‘考后’。‘祖述尧舜’就是‘归先’。‘考后而归先’可以说是先秦儒家的共识。但是在究竟如何‘考后’如何‘归先’的实质性问题上,儒家中的不同派别是有不同的主张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在指出荀子有时也把文、武称为‘先王’之后,进一步说‘所以荀况批判孟轲,并不是说他法先王而不法后王,而是说他“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非十二子篇》)。意思就是说,孟轲仅知先王的枝叶皮毛而不知先王的精神,不知先王的根本意思。’这是很精辟的见藤《唐虞之道》竭力歌颂尧舜禅让,并说‘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此文作者心目中的‘归先’,其主要内容无疑就是恢复尧舜的禅让之制。荀子虽然也主张尚贤,却并不支持禅让制。他在《正论》篇中,甚至说尧舜禅让是‘虚言’,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如果荀子能看到《唐虞之道》,一定也会骂此文作者‘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裘先生看到了荀子与孔子思想的一致之处,看到了荀子“法后王”与“法先王”不矛盾的一面,却忽略了荀子与孔子所处时代的不同,没能从荀子批驳当时学人的鼓吹先王禅让等方面,看到荀子倡论“法后王”的深刻而特殊的思想用意,这当然是很遗憾的。后文对此再具体分析。

  与上述二说不同的,是认为“后王即有位或无位的圣人、王或素王,是一位虚悬的期待中的将来的王天下者。此说源自章太炎,后经梁启雄阐发,也颇有影响。”廖名春将几种不同的说法归为一类,虽不算错,却并不确切,不妨详细比勘几种具体的说法。梁启雄《荀子简释》注解《非相》篇“后王”一词,曾有详细解释“后王,未详;似是指总汇‘百王’‘圣王政教’之迹的‘君师’,是一位理想的_‘德才兼备’的、有位或无位的圣人一王或素王,或者就是《解蔽》《劝学》中的‘其人’。”这个表述所存在的问题,是很明显的,比如“其人”在《劝学》里一般认为是指贤师,不适合直接解释成“后王”。而20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则似乎是糅合了杨倞的解释和梁启雄的说法,说“后王,当今之王,荀况理想中的封建统治者。”而章太炎在《訄书·尊荀第一》明确说,荀子“后王”既不是指文王、武王,也不是指秦始皇,而是指素王,也就是指孔子,并且“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至于主张荀子的“后王”应理解为“虚拟中的理想君王”,详细的论述和表达,可以徐克谦《荀子的“先王”“后王”说与辩证道统观》作代表。很显然,这些说法并不相同,笼统归为一类,只不过是因为它们都不同于前两类说法。

  关于以上三类说法孰是孰非,暂按下不表。批评这三类主张而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前述廖名春先生的文章,他说道:“‘后王’既非‘今日之君’,也非虚悬的期待中的王天下者,当然也不应是周文王、周武王,而应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当今之王以前的周代贤王。进一步说,周文王、周武王为开创之君,故称‘先王’,成王等西周盛世之贤王,后于周文王、周武王,故称‘后王’。廖氏之考说虽看起来言之成理,却颇有矛盾。比如,说“后王”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当今之王以前的周代贤王”,则明明是承认了有“当今之王”,那么,为什么“当今之王”就不能是荀子所说的“后王”,为何一定要上溯至周成王、周康王?可见,廖氏此说,明显就是论述不确。而陈礼彰在《荀子“法后王”说究辨》里则从另外的角度,提出质疑说:“廖说之矛盾来自已将文、武划归为‘先王’,在‘今日之君’实无粲然者的情况下,只好上溯成、康为象征周道的‘后王’,问题是成、康与文、武时代相近,若成、康算是‘后王’,文、武为何是‘先王’?”如此看来,廖氏之说便需要再斟酌推敲。

  再看陈礼彰在《荀子“法后王”说究辨》里的详细总结。他认为,历来关于“后王”的解释可以分为十类,分别是:(一)周道;(二)文王、武王;(三)文王、武王、周公;(四)文、武、成、宣等王;(五)周公、成王;(六)成王、康王等;(七)(后世历朝的)开国君王;(八)素王孔子和《春秋》);(九)理想中者(理想君王);(十)周末天子。这些不同表述,细分起来有十类,但总体来看,仍可仿照廖名春的总结,将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指历史上的西周王者或圣人,像(一)至(六)基本都可包括在内;而廖名春所主张的观点,不过是从这里再细分出文、武与成、康的不同。一类是指西周之后距离荀子时代比较近的君主或圣人,像(十)周末天子,以及(八)素王(孔子和《春秋》)等,还有像杨倞说的“当今之王”、“近时之王”、“近世明王”、“当时之事”,皆可包括在内。一类是指将来的、虚悬的王者,如(七)和(九)的后世历朝的开国君王、理想中的统治者,或者《正名》“后王”注杨倞的“后之王者”、王天海的“周后之王”,都可涵盖其中。陈礼彰在评述或驳斥这些意见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综上所述,并由《儒效篇》的‘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看来,笔者认为荀子心目中的‘后王’,当即如刘台拱、王念孙所主张的‘文武(王)’。至于‘先王’,若与‘后王’对举时,则指汤、禹、舜、尧,或上溯至伏羲的历代圣王,但以尧、舜、禹、汤为主;若单独言之时,则文、武亦含括其中。”更明白地说,“荀子的‘后王’非与‘先王’截然对立,而是意味后期的先王,即指唐虞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中殿后的周文王与周武王。”不难发现,陈礼彰之说,与前文所引裘锡圭先生推衍过后的主张,是颇为一致的。其说虽跟廖名春之说看似不同,而按照三大分类来说,却都可分在同一类。

  二

  看到如此莫衷一是的论说,要想判定其是非得失,必得按照《荀子》原文来仔细推敲,庶可得其确义。首先,我们不妨把“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或指周成王、周康王等西周贤王这样的说法,代人上文所列《荀子》原文进行检核,看是否可以完全贯通而毫无矛盾。

  先看(六)和(七)《正名》的“后王之成名”。假如“后王”指西周的文王、武王,那么下文明明有“爵名从周”,这似乎就有了矛盾。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说“既然‘爵名从周,文名从《礼》’,那么,周文王时,尚为殷商之世,制爵名‘从周’,有没有可能呢?据说周公时方制礼作乐、礼或《礼经》的规范化肯定是在周武王以后。如果‘后王’是周文王、周武王的话,制文名从《礼》,有没有可能呢?其结果必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如前所述,廖氏认为这个“后王”指的是成王、康王等西周的盛世之贤王。不过,廖氏这里为了反驳“后王是周文王、武王”之说,把“成名”解释成了“制名”,如他所说“制爵名”。而等他主张“后王指周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时,却又不得不把“成名”解释为“即‘旧名’,并非当今之‘奇辞’、乱名。如果‘后王’即‘当今之王’,那么,将其名称为‘成名’就不可理解了。”不难看出,廖氏认为不能将“后王”解释成“当今之王”,而这却主要是因为他用了不同的意思来理解“成名”。假如把“成名”统一理解成“制名”,即“制定名称”或“制成名称”,那么,说“‘当今之王’制定或确定名称”而“爵名从周,文名从礼”,那就没有任何“不可理解”的了。当然了,有人或许会问:假如抛开“爵名从周”的争论,把“成名”全理解成“旧名”(现成旧有的名称),是不是就可以证成廖氏的说法呢?对此,我们只要把“后王指周成王、康王等贤王”、“成名指旧名”,分别代人《正名》的三处“后王之成名”原文,仔细体会琢磨,当不难发现其扞格不通、难以条贯之处。进一步检查可知,廖氏的误解,还在于他基于对“成名”的误解,然后认为“‘后王之成名’是已然之事,‘王者之制名’为虚悬之事;‘王者之制名’是‘若有王者起’的理想,是‘王者之制’的内容之一。创新必须鉴古,所以,荀子认为‘不可不察后王之成名’。”不管怎么说“后王之成名”只能理解为“后王要确定、制成名称”或“后王现成旧有的名称(后王已确定、制成的名称)”,而要想把《正名》三处“后王之成名”统贯起来理解,前一种理解才比较可取。尤其是《正名》篇“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说的是一种普遍情况,算是一种概括性的抽象论述,并不是讲什么“虚悬之事”,而是讲:王者制定名称,让人言行有所执守,统一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对于那些乱名的人才可以有所惩治。如此便“迹长功成,治之极也”,而这正是“谨于守名约”所得到的功效。与此正常而普遍的情况相反“今圣王没,名守慢”,所以大家的言行“亦皆乱也”,这样就需要“王者起”来端正名实。而“若有王者起”,他将不得不“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要“有作于新名”,对于名称及制名的相关原理,那就是要“不可不察也”。如此解释,方显得文从字顺。

  总而言之,说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有矛盾;而认为后王指周成王、周康王,也不妥当。正如前文所说,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仍代表的是周,而且是继文、武而起,要把他们硬性分开,是没有确切根据的。同时,成王、康王相对荀子来说,已经是历史上受到公认的王者,而只有在荀子的时代,诸侯国争霸,才不存在天下公认的圣王,所以《正名》后文说“今圣王没……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这“若有王者起”对应的自是“后王”,而“有循于旧名”明显承《正名》开篇的“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而“有作于新名”则启下文“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在《正名》下文紧接着的,就是对这“不可不察”的三者分别进行了解释,也就是说,要“有作于新名”,对此三者便要“不可不察”。解释完了这三者的基本含义之后,紧接着用一句“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来总结了上文的论述,而“后王之成名”恰恰对应着“若有王者起”而“有作于新名”这一点。

  由此可以说《正名》的三处“后王”,比较确切的解释,应该是指“当世想成为王者的君主”或“未来将出现的王者”,而杨倞注解为“后之王者”张觉《荀子译注》理解为“现代圣王”王天海《荀子校释》注为“周后之王”,比起其他具体解释,明显更为可取。尤其可以联系《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来看,孔子明显预见到王朝代有更迭的问题,肯定了将会有代替周代而起的王朝。荀子对此想必也是极为熟知的。如此检核一番,基本揭示出了,主张“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或指周成王、周康王等贤王”,明显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因而并不可取。带着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一初步结论,再去检核《荀子》其他几处“后王”概念,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后王”的内涵,同时还可以揭示出各种误解产生的原因。

  首先看(一)《不苟》的“后王”。荀子在此处用了一组类比性修辞,其目的是用来说明君子“操术然也”,因而能具备“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等君子德性。从《不苟》这段话,不难看出,“此‘百王’与‘后王’相对,‘始’与‘今日’相对”,二者处在逻辑推理的同样位格上,有相对等的逻辑关联,但是,廖名春由此推说“可知在时间上,‘百王’应属于‘始’,‘后王’应属于‘今日’”,则属于过度推理,因为这两者不具备完全对应的时间关系“先王”才是属于“始”,而“后王”也在“百王”之中,荀子在这里不过是在举例说明如何“操术”而已。否则“千人万人之情”岂不也应该说它属于“始”,而认为“一人之情”属于“今日”?当然,廖名春说“前言‘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远’指‘天地始者’、‘百王之道’,‘近’指‘今日’、‘后王之道’”,却又是正确的。严格说来,这里“后王”的确切所指,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如果硬说是文王、武王或者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便显得非常武断。杨倞将其注解为“当今之王”、张觉理解为“当代帝王”、王天海注解为“总言后继之王”,他们的解释虽然不一致,但这样的模糊语言大致是说得通的。

  紧接着我们看(二)《非相》的“后王”。这一节的“后王”,与(一)《不苟》“后王”的相关性,看起来是比较紧密的,比如“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与“欲观千岁,则数今日”等,明显是同类型的类比性举例。不过,虽然杨倞注解此节的“后王”,却有些不同于《不苟》的解释,他用的是“近时之王”或“近世明王”而非“当今之王”这样的说法,而王天海《荀子校释》则赞同杨倞的注,张觉《荀子译注》则理解为“后代的帝王”,但是,他们的理解其实也是一致的“近世”或“近时”是指从现在往之前看的离自己所处时代的较近,“后代”是指从远古往现在来看的离之前时代的较晚或较后,二者的所指是一样的。廖名春的看法,当然与此不同,但他解释的理由却颇可商榷,他说“‘后王’在‘圣王’之中,是其迹‘灿(粲)然’之‘圣王’,是在位的‘天下之君’。从时间上而言,‘后王’属于‘今日’,属于‘近’;从与作者同时代人的关系来讲,是‘己之君’;从‘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来看,‘后王’又是‘周道’,即周朝治国原则的代表。”廖名春此处解释所犯的错误,跟在解释(一《不苟》时一样,都是对于荀子的一组类比性举例,把其中所处逻辑位格相同的话,直接当作内容基本相同的话了,同时,把“天下之君”这样一种“后王”必然具备的德性特征,当成了判断是否是“后王”的标准,尤其是添加了“在位的”这一限制词,明显是不妥的。然而,他却径直说“‘后王’又是‘周道’,即周朝治国原则的代表。”其实,根据(二《非相》的原文,我们只能说,“圣王”、“上古’、“人之君’、“千岁”、“亿万’、“上世’、“欲知周道”的“周道”,是属于“远”、“万’、“明”所包含的具体例子,它们在逻辑位格上的位置是一样的,但具体的思想内容并不一样;而“后王”、“己之君”、“今日”、“一二”、“则审周道”的“周道”、“其人所贵君子”,是属于“近”、“一”、“微”所包含的具体例子,它们在逻辑位格上的位置也是一样的,而具体的思想内容也不一样。如果非要像廖名春那样比类推理,那么,就不能忽略了“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这句。也就是说,“欲知上世”看似与“则审周道”相对应,其实,它更是与“则审其人所贵君子”相对应,“周道”只是过渡性中介,而不是究极的表述。对比(1)《非相》“舍后王而道上古”的“后王”与“上古”的对应,那么可以说“上世”则是与“其人所贵君子”相对应。

  而陈礼彰的解释也可拿来进一步分析,他在反驳韦政通等人以“周道”等同于“后王”时说:“然而‘周道’毕竟只是抽象概念,要以之为人们学习效法的对象,究竟不若历史人物具体明确,所以有必要进一步确认其外延指涉。否则前引《解蔽篇》所谓的‘以圣王为师……以务象效其人’将成为空言。”很明显,陈礼彰的解释,一方面是承认了通常用“周道”指“后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是认为这个所指不够具体确切,所以,他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认为“后王”指“周文王、周武王”。其实,陈礼彰引述《解蔽篇》的话,并没有说服力,因为核诸原文,我们可以看出,“以务象效其人”的“其人”代指的是“圣王”,同时荀子还强调“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这说的是一种普遍情况,尤其是荀子还根据效法的程度不同,把学人分为了士、君子和圣人。因此,我们不能将獬蔽》的“圣王”直接等同于这里的“后王”,尽管“后王”算是“圣王”之中的。同时,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径直把《非相》此处的“后王”说成指“周道”,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进一步认为这里的“后王”就是指“周文王、周武王”或“周成王、周康王等贤王”,那更是没有确切根据的。不惟如此,宋代的叶适曾经就说过“荀卿屡言为治当以后王为法,后王者,周也,意诚不差。然周道在春秋时,已自阙绝不继,自一鲁外,诸侯视之皆如弁髦。孔子尽力补拾,其大者十仅得七八,而小者不存多矣。况至荀卿,王法灭尽之余,暴秦大并之日。”如此看来,廖氏认为荀子的“后王”,不仅指周道,而且更具体说是指周成王、周康王等贤王,这是不大能让人信服的。

  比叶适对“后王指周道”的质疑更进一步,俞樾针对《非相》此节“后王指文、武王”的清人注解,曾评述说‘刘(台拱)、汪(中)、王(念孙)三君之说,皆有意为荀子补弊扶偏,而实非其雅意也。据下文云‘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事而事人之君也。’然则,荀子生于周末,以文、武为后王可也。若汉人则必以汉高祖为后王,唐人则必以唐太祖、太宗为后王。设于汉、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谓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岂其必以文、武为后王乎?”很显然,俞樾揭示出了把“后王”具体解作西周初王必将面临的理论困境:孔子距离文王、武王还比较近,荀子距离他们就更晚了两三百年,假如荀子提出“后王”之说,只是为了效法执守很早的西周初王,那荀子跟他批评的那些一味是古非今的学人,就没有太大区别了,他自然也就没必要在主张“法先王”的同时,却又极力倡论“法后王”。

  其实,对于俞樾的说法,进一步思考分析,就不难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假如在荀子那里,“后王”就是明确指“周之文、武”或“周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那为什么他不直接用“文、武”或“成、康”或其他具体的王者来直接言说,而去借助“后王”这一没有确指的词来表述思想?可见,“后王”即使不是完全不同于这些历史上具体的王者,也至少是有“这些历史上具体的王者”不能含括的意思,所以,荀子这才需要新造一个专门术语“后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廖名春和陈礼彰的解释,大概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所以,廖名春注解“后王”时,并不是将它简单等同于周成王和康王,而是认为“像成王、康王这样的西周盛世之君的代表,荀子称其为‘后王’……但是由于他们仅为守成之君,其功绩难与彪炳史册的先王相比,其数又不止一人,故荀子浑称之,不特意突出其名号。”陈礼彰的解释如前所述,他认为文、武既是后王,却也在先王的行列“至于‘先王’,若与‘后王’对举时,则指汤、禹、舜、尧,或上溯至伏羲的历代圣王,但以尧、舜、禹、汤为主;若单独言之时,则文、武亦含括其中。”不难看出,如果承认他这样的解释,那么,荀子不直接用“文、武(王)”而用“后王”这个词,大概可以认为是为了避免抹杀文王、武王还有先王的一面。

  然而,即使可以这样来回护廖、陈二氏的说法,他们的主张也仍是难以成立的。正如徐克谦所说,这样的“各种说法,都试图将荀子的‘后王’具体落实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而这在《荀子》书中都无法找到坚实的文本依据。”①也就是说,他们都是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试图把荀子使用的普遍性思想概念(后王),替换成具体的历史概念(文王、武王或成王、康王等贤王)。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把荀子的话语仅仅看作就事论事,仅以历史主义的视角把它当作当时的历史材料,而不是将其看做在表述一种普遍性的政治思想原理,那么,将“后王”理解为周代的某王者,并不能说完全不对。问题是,正如司马迁、杨倞、叶适和俞樾所揭示的,荀子“后王”的表述明显带有抽象概括性的普遍意义,而“《荀子》这部书,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如何,而不是真实地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在谈一种普遍性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原则,所以,那就最好按照“后王”字面的抽象意义来理解它,而不适宜把它进行简单的历史主义理解。否则,荀子倡说“法后王”,最终不免也将沦为一味“法先王”那样的泥古不化,那样的话,就淹没了荀子思想的普遍而深刻的内涵。概括来说,按照“后”通常的字面意思,它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的意思,也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近时之王、近世王者、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继周之王、周后之王)等。我们前文对《荀子》原文的分析,基本都在支持这样的解释,它显示出将“后王”做历史主义的具体理解,是不够有解释力的,尤其是将历史上具体的王者代人《荀子》原文,不免显得别扭难通。为了深人阐明这一点,我们下面继续分析《荀子》余下几处的“后王”含义。

  三

  接着看(三)《儒效》的“后王”。荀子在这一节,既区分了俗人与儒者的德性差异,又对儒者的德性层级做了区分,有俗儒、雅儒和大儒三类。概括来说,俗儒是“略法先王而足乱世”,他虽然知道谈学问、讲礼仪,外表上搞得很像个儒者,但他不知道效法“后王”而统一礼制法度,不知道尊崇谨守圣王制作的礼义而把讲诵“故而不切”的《诗》《书》放在次要位置。《非十二子》指斥子思、孟子“略法先王”“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与此处指斥俗儒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学者们多认为《儒效》这里的俗儒是指子思、孟子等儒者。不惟如此,孟子好讲诵《诗》《书》这是《孟子》一书早已显示了的,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荀子和孟子虽是都称儒家,而两人学问的来源大不同。荀子是精于制度典章之学,所以‘隆礼仪而杀《诗》、《书》’,他书中的《王制》、《礼论》、《乐论》等篇,可推独步。孟子通古今,长于《诗》、《书》而于礼甚疏;他讲王政,讲来讲去,只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等话,简陋不堪,那能及荀子的博大!”而《诗》《书》记载的则又是西周及其以前世代的历史情况,这是人所周知的。尤其是孟子尊崇并自诩继承了王者或圣人禹、文、武、周公(《孟子·滕文公下》等),是在在皆明的,不烦赘述。同时,孟子尊王贱霸,劝行文王的井田制(《孟子·梁惠王下》),力推夏、殷、周“其实皆什一”的税制,“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我(孟子)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倡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由此不难看出,荀子既说孟子“略法先王”“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那么,荀子“后王”自不应包括孟子所推崇的西周文、武、周公等圣王或圣人。尤其是荀子曾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解蔽》)在荀子看来,孔子的德行修养可堪称王者、圣人,而足以与三王、周公等先王或圣人相并列。那么,说荀子所说的“后王”是指周代的文、武或成、康等贤王,就不大能成立了,毕竟处在西周末的孔子竟也是值得效法的,尤其请注意《非相》“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与此处说孔子“一家得周道”的相关性(章太炎说后王指素王孔子并非完全无据)。而且,再考诸荀子多次把子弓与孔子、周公、禹或舜一起论列的史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比孔子更晚的子弓都可算是值得效法的大儒或圣人,而效法孔子和子弓所能取得的功绩,甚至足以与圣王相媲美(《儒效》)。如此一来,非要言之凿凿地说荀子的“后王”就是指西周的某具体王者,明显是难以服人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在《非十二子》里曾说“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结合(四《儒效》和(五《王制》的“后王”进行分析,很显然,这里的话与“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儒效《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王制》),正有着某种结构和内容所指的相似性“上则法舜、禹之制”基本对应着“道不过三代”、“道过三代谓之荡”,“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基本对应着“法不贰后王”“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而(八《成相》“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的话,也可以认为与此相关:“至治之极复后王”对应着“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或“法不贰后王”,“务息十二子之说”、“天下之害除”对应着“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这些形式的对应关系,是颇值得注意的了。

  再进一步分析,(四《儒效》和(五《王制》两节,有一句相同的话“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贰)后王谓之不雅。”廖名春认为这“二句语意互足,‘后王’应属于三代之中,与《非相》篇的‘欲知上世,则审周道’对照,可知‘周道’确指周朝的治国之道,‘后王’为‘周道’之代表不虚。”大概也是基于类似的原因,陈礼彰说“综上所述,并由《儒效篇》的‘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看来,笔者认为荀子心目中的‘后王’,当即如刘台拱、王念孙所主张的‘文武(王)’。”正如前文所揭示的,廖、陈二氏的结论,问题不少。不难发现《非相》在“欲知上世,则审周道”之后,明显有一句“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由此可见,“周道”的代表不一定就要是周代的圣王或贤王。尤其是前文所引述的《解蔽》,竟明确说孔子“一家得周道”、“名与三王并”,既然如此,即使可以肯定“后王”为“周道”的代表,却不一定必然是指周代的贤王。

  更为关键的是,仔细分析(四)《儒效》‘言道德(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和“故诸候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这两个句子,可以看出,“安存”、“士”都是未来有待实现的抽象概括性状态。既然如此,“后王”就不一定是指在过去的时代比较晚才出现的王者,也可以是指一种未来有待实现的抽象性理想状态,即表示的是“做成未来的王者(所要求的)”。所以,“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和“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这两句话,就可以理解为:谈论“道德”修养(为君之道)所追求的,要不背离(不下于“做成未来的王(所要求的)”;各家各派的学说,如果不上升到“如何做成未来的王(所要求的)”那种高度,就不听取它。尤其是,王天海采用于省吾的解释,根据这里句式对应整齐的情况,并参照古文字学上的知识,认为“法不二后王”的“二”乃是“下”之误,而〈王制》的“法不贰后王”的“贰”,乃是“下”讹为“二”后再写为“贰”;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后王”就更可以理解为“做成未来的王(所要求的)”。

  既然这样,那么,廖名春在进一步考察(五)《王制》“王者之制”后,认为此“王者”“其一定在‘三代’、‘后王’之后。不然,其又如何能‘过’、‘贰’。《王制》为荀子理想国的蓝图,其‘王者’确属虚悬的期望中的人物。既然其‘法不贰后王’,那么,‘后王’绝非将来的王天下者”,就不免显得过于武断了。“王者之制”这一表述,有点类似于前文所举《正名》的“王者之制名”,廖名春在解释这两处时,都是把“王者”理解成“虚悬的期望中的人物”。然而,正像我们前面解释《正名》“王者之制名”所说的,这应理解为荀子是在谈一种普遍的抽象原则。按照《天论》所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贯之大体未尝亡也”来看,在荀子那里,“圣王有百”,虽有先王、后王之别,但百王之道却是一以贯之的。尽管一般人弄不明白圣王之选“王者之制”,但是,圣人或大儒如孔子、子弓,甚至还有荀子他自己,却都是通晓圣王之道的(《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其实,如果荀子不认为自己懂王制,他又如何谈“王制”呢),所以,荀子根据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本着《非相》“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的原则,其所说的普遍而抽象的“王者之制”就是:遵从的“道”即礼义原则是“不过三代”,即不超过夏、商、周去上溯至远古莽荒之世来一意求古;而实行的“法”即政令法度是“不贰后王”,即不低于或不背离“后王”来标新立异地妄为创制;追求的礼义原则其时代古远得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便叫做荒诞无稽,而倡行的政令法度背离了(低下于)“后王”便叫做邪僻不正。正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荀子说的“复古”,就有特殊的含义,完全不是开历史倒车地去主张重复古代,而是主张在有所沿袭中实现在社会上已普遍通行的礼制规定,“复古”乃是“归依古代”而有所损益,犹如文章开头引述裘锡圭先生所揭示的“考后而归先”的“归先”,即既不是一味慕古,也不是疯狂求新。这可以看作是坚持一种在历史连续性和变革性之间的因革损益原则,而不宜做一种历史主义的具体而简单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在这里,不仅“王者”可以是“虚悬的期望中的人物”,而且“后王”也可以是“将来的王天下者”——表示的是“做成未来的王(所要求的)”。

  当然了,因为我们没有更强的文本依据,不好轻易改动原文,所以,谨慎的做法还是遵从杨倞的解释,将“不二(贰)后王”理解为“师告而不以远古也,舍后王而言远古,是二也。”在杨倞的解释中,“后王”是指“当时之事”、“当世之王”(《儒效》《王制》杨倞注)这样抽象的意思,王天海对此没有表示异议,而张觉则统一解释为“当代的帝王”,看来都是比较稳妥的。由此可以说,我们前文按照“后王”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它,恰恰是更谨慎而妥当的做法,其解释在这里也是完全能够贯通的。

  再看(八)《成相》的“至治之极复后王”。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辩驳,这里的“后王”明显不适宜用文、武或成、康等具体王者来代人。否则,就会引起我们所指陈的那些疑问或矛盾。“复后王”的“复”,犹如“复古”的“复”,也即《成相》接着说的“治复一,修之吉”的“复”,乃是“归依”的意思,而“复后王”即“归依于后王(而有所损益)”,正如前文曾提到“至治之极复后王”跟“法不贰后王”有明显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不贰”恰是“归依”而不背离的意思,而《成相》这里的“辨法方”之“法方”,同样是与“法不贰后王”的“法”相近的表《儒效》《王制》的“后王”,其含义是模糊的,这里“后王”的含义,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清楚,仍然最好也按字面意思解释。杨倞将其注解为“当时之王”,张觉翻译为“现当代的帝王”,都是“离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的意思。而王天海因为把“复后王”的“复”解释为“覆”即“庇护”的意思,所以,他说“后王”指“后世之王,不必当时之王”。尽管在我看来,王天海把“复后王”的“复”解释错了,但是,正如前文分析“后王”所说“后王”又确实有“后世之王”即“未来将出现的王者”的意思。

  综上所述,荀子的“后王”,在《荀子》不同的篇章中,有不同的含义,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解,尤其是不应解释为文王、武王等历史上的某具体王者。如果非得把荀子的专门术语“后王”用现代汉语进行注释,那么,最好按照“后”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后王”一词,如此才能较好地理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的重大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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