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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铸君子人格推动移风易俗

2016-11-29 16:36:00  作者:牟钟鉴  来源:孔子研究

  摘要: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关键词:君子;人格;君子能器;移风易俗

  一

  孔子儒学确立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和基本道德准则,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和融人全球化事业的今天,它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道德基石,当然要有所损益和创新。长期以来,由于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连续不断地猛烈冲击,孔子儒学离我们渐行渐远,传统美德被丑化被丢弃,成了游魂,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使得社会散乱无序,精神家园荒芜杂沓。经过痛苦的历史教训和深刻的反思,主流社会重新认识到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它乃是文明社会的精神支柱,也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道德保证。科学、民主很重要,但都取代不了民族基础道德,而民族振兴恰恰需要它的支撑。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建礼义之邦?如何重建道德中国?三件大事要抓住:一是抓好教育,立德树人;二是建好乡社,移风易俗;三是反腐倡廉,清整官德。然而这三件大事都需要一批道德精英去参与去推行,没有他们,美德还是游魂,落不到实处。办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要求家长教师言传身教。改善民间风气,需要有社会贤达垂范引领。建设政治道德,需要有清官廉吏以身作则来带动。而这些道德精英便是孔子儒学着力表彰的君子。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所说的“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如果不能造就一大批新时代的君子,道德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君子”从“君”而来。《仪礼·丧服·子夏传》:“君,至尊也。”注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说文》释“君”:“尊也,从尹发号,从口”。《汉字图解字典》释“君”:“会意字,从尹从口,像手执权杖,发号施令”。“君”字的本意是有权位的人,古典称之为“国君”、“君王”、“君主”、“储君”、“平原君”、“商君”等。“君”加“子”则用以称呼“男性”、“丈夫”,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和道德大师,他用仁学把周代礼乐制度文化提升为礼义德性文化。在此过程中他创造性地阐发“君”这一语词中的“尊贵”之义,将其意蕴从指向社会地位转而指向道德品质,从而确立了“君子”这一理想人格范式,把中华美德凝结在人的文化生命之中,使“做人”成为中华思想的主题,造就出礼义之统,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其功绩是伟大的。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和《易传》、《礼记》对君子之德都有大量论述。汉魏以降,直至近代,士林学人推尊君子人格者所在多有,又普及于民间,遂成为久传不绝的民族集体意识。

  由于长期以来反孔批儒,当代中国社会讲论君子的人已经不多了,“君子”成为一个比较陌生、有时成为嘲讽的词汇。但是生活里仍常有正面形象的君子从人们言谈中流露出来,如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要做伪君子、真小人”、“要有君子协定”。虽然人们痛感“小人得志,君子吃亏”,却在内心里仍然珍重君子、嫌弃小人。二十一世纪以来,君子话题不断升温,兆示着民族文化新的自觉。为什么君子文化有顽强的生命力?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对于个人而言,要获得幸福感,除了生活富裕舒适,还要过得有尊严,既有自尊又能被尊,这就要做有德君子,不能做缺德小人。小人由于损人利己,得不到别人真心尊重,表面上会有人吹拍,那是势利驱使,背后总是挨骂,其人也难免有所感知,只不过是虚荣心一时的满足而已,不会有内在的快乐。因此人的向善本性和内在尊严感必然鄙夷小人而向往君子,只是被不良风气压抑了这种追求。对于社会而言,要形成良好风气,道德教化必须有层次的差别,标准太高不接地气,标准太低不能起引导作用。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设计做人标准是有差序的。顶层是圣人或圣贤,人伦之至,万世师表,社会公认的是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若干大贤;圣贤是做人最高目标,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中上层是有德君子,严于律己,关心他人,受人尊敬,一般人须要努力才可以成为君子,放松自己又会滑落下来。中下层是普通好人或称众人,保有爱心,不突破做人底线,同时不事修身,难免有些不良习性。下层是缺德小人,处处计较眼前私利,时常自觉不自觉损害到他人和公共利益,但不致于严重违法,主要在道德舆论上受到责备。最底层是罪人,既无德又犯法,如偷窃、抢掠、欺诈、杀人、绑架、作乱,必须绳之以法。如以圣贤要求多数人,失之太高,与生活距离太远,不起作用,或出现伪善。如以好人作为道德标准,失之过低,激励作用不足。古贤之所以大声呼唤有德君子,盖在于君子寄托着中华道德理想又是可以切实效法的榜样。从今天移风易俗的道德建设而言,宣传“感动中国人物”,发挥道德导向作用,是必要的。同时,还要借鉴古人道德教化的智慧,运用祖祖辈辈熟悉的话语,大力倡导做新时代的有德君子,激活人们身上沉睡已久的传统美德基因,使多数好人见贤思齐,不断走近君子境界,使社会上小人逐步减少,也从而压缩犯罪的空间,我以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教化方式,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需要。

  现在,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道德滑坡,最大的难题是风气的改善。以利益为链条的潜规则成为流行的通则,甚至在文化教育领域也是明规则无力,潜规则有效,正常办事往往需找关系、送礼金,在招生、聘人、职务职称晋升上发生一系列权钱交易的作弊贪腐案件,屡禁不止,浊风恶习几乎成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这是最令人担忧的。然而我们无须悲观,败坏风气者毕竟是少数,反感和批评者仍然是多数;风气虽能改变人,人也能改变风气,正气犹在,归根到底还是邪不压正,因为正气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和追求。改变风气,事在人为,关键在于要有一批先知先觉而意志坚定的君子,迎难而上,开风气之先,做革故鼎新的先行者。事实上道德良知存于人性,每当大的灾害发生,便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情景,私欲隐退,德性呈现,小人消匿,爱心君子比比皆是。在公益慈善和社会救助中,好善乐施者层出不穷。北京奥运会以来,志愿者队伍日渐壮大,有为青年纷纷加人,他们践行着一种超出功利的生活,使身心在奉献大众的道德境界里享受着真正的快乐,他们就是滋养新时代君子的群体,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社会各界要爱护他们、支持他们,把志愿者的事业做大,这是道德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

  孔子儒家的君子论是丰富多彩的,涉及人格养成的方方面面,背后皆有历史人物和事迹作为支撑。若加以归纳,可以构成君子之道的庞大体系,含有层次、纲目的序列。为了现显君子的主要品质,孔子特意将君子与小人对举,用小人的缺德衬托君子的有德。其中最能表现二者差异的有两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喻”,明晓也。君子从内心里懂得“义”(正义和公益)的重要,以之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小人则处处以“利”(个人私利)作为考量和行事动机,唯有“利”能人其耳、著其心、见其行动。君子小人之区别关键在义利之权衡上,不是口头表白,而是行为宣示。我们可以这样说:君子非义不为,小人唯利是图。在小人看来,君子的道德坚守是愚笨;在君子看来小人的逐利作为是鄙俗,二者几乎没有共同语言,所乐不同故也。由此而引出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上,君子能够推己及人、互相尊重,这就是和而不同;小人则要结党营私、唯我是从,必然同而不和。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乐与恒持是其常态;小人以利树宗、以派谋私,勾心斗角在所难免。我们可以把“义利之辨”、“和同之辨”作为对照君子小人的纲要,纲举则目张,君子之道便能完整显现了。

  但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又是相对的和动态的,不应将其绝对化和凝固化。以义利之辨而言,君子并非不言利,小人求利也并非全然不对,这其间有个分寸的把握问题。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人皆有求富贵、恶贫贱之心,这是人性使然,此乃君子与小人之所同,只是君子见利思义,得之以道;小人见利忘义,得之以非道。例如商人求利乃天经地义,守法诚信者即为君子,违法欺诈者即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不在求利,而在是以义导利还是以利害义。又如维护正当个人权益(如知识产权)并非小人,其作用在于维护法制的尊严,有益于社会正常运行,在此,利即是义。再说,社会上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君子群体和小人群体:君子如怠学不勤、意志不坚,就会下落为小人;小人如能见贤思齐、内省改过,便可上升为君子。君子的标准是确定的,但现实的人是复杂多变的,一人之身而善恶兼俱,有的七分君子、三分小人,也有的七分小人、三分君子;或者彼时为君子、此时为小人,只能就事而论、因时而定。孔子认为仁德是君子第一品性,要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可知做君子不容易。他一方面视仁德甚高,“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不敢以仁人自许,更不轻易许其弟子为仁人君子;另一方面又强调只要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人皆可以有仁德,故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他把做君子不做小人当作人生的目标,一是要有这种自觉愿望,二是要下学而上达,三是要坚持不懈。这个目标总是立在现实生活的前面,让你看得见却有距离,既亲切又理想。总之,学做君子是毕生的事,也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还是自利利他的事,这是“为己”之学,既能实现成全自己人格的自爱,同时又能爱人,实现人生的价值的最大化,应该成为内在生命的需要,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孔子用君子与小人对举的方式建立了中华文化中道德自律的模式和道德监督的标准,经过后儒的努力,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力量,不断给予道德人物和行为以有力鼓励、赞美,给予非道德人物和行为以严厉批评、谴责,这种舆论具有非政治性、非强制性,远远超出士林,弥漫于社区、乡里、家族、行业,成为一种有巨大惯性的观念和话语。君子小人之辨作为文化基因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血脉里,是君子还是小人,无须自判,也不靠宣传,民众的口碑总有公论,这是十分可贵的传统。损坏这一传统,必然带来道德的混乱和社会的失序,使我们吃尽缺德行为的苦头。复苏和发扬这一传统,是道德建设必须推动的事业,又是艰难的事业。它不像制度设计、经济发展那样能够按期实施,它是无形的精神文化,与信仰的重建连在一起,没有捷径,不可操控,只能由以君子自许的有识之士努力加以推动,慢慢引起连锁反应,从量变到质变,由边缘到中心,逐渐形成主流意识。从长远看,这是一项合乎人心的文明事业,会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支持。

  三

  君子之德如何表述,并非易事。太简略不足以展示君子文化的丰富内涵,太繁复又会遮蔽君子文化的核心要素。同时,既要认真领略孔子儒学的本旨精义,又要结合现实加以诠释创新。因此,这是一项研究探索的工作。民国三年冬,梁启超曾在清华大学给学子做过《论君子》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的君子类似于英国的gentlman(即绅士),其国民教育以人格养成为宗旨。事实上这两者有同有异,同在皆注重人格尊严,异在英国绅士有贵族气质,中国君子虽平民可成。梁启超论君子之义,以《易传》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而概括之,乃是精粹之论。所谓自强不息,一是指“自励”,“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二是指“自胜’,“摈弃私欲尚果毅”,能够“见义勇为”。所谓厚德载物,“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然后得以膺重任”。他对清华学子的期望是:将来“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因此要“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做中流之砥柱”。在梁启超演讲之后,清华大学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沿用至今。梁氏演讲之前的1898年,因变法而被杀的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弟、康广仁六人被称为“戊戌六君子”;梁氏演讲之后的1936年,因呼吁联合抗日而被囚禁半年多的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史良,被称为“爱国七君子”。他们岂止是君子,更是君子的榜样。国难当头方显君子本色。这些志士仁人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故受到国人敬仰,赞为君子,视为英杰,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奋斗,可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将《易传》论君子之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提升为中华精神的两个主要侧面,而为社会普遍认同。

  今天我们应当有新的君子论,以适应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根据孔子儒家的论述,结合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体验,我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认为“六有”能够展现君子的主要品格,内涵相对完整,表述简洁明快,可作为一家之言参与君子文化的研讨。尝试为之。

  一曰:有仁义,立人之基。

  仁者爱人,义者行宜,乃是做人的基础;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心地善良,行为端正。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君子品德的第一要义是要有爱心,即能关心人、尊重人、帮助人,心要保持温度,不能变冷,更不能变黑。人既是个体,又从小在群体(家庭、学校、社会)中长大,除了关爱自我,也必然关爱父母、亲友,再把爱心逐步扩大,推己及人,关爱社会大众,关爱天下万物,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过程。因此,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并在这种互相关爱中感受幸福;反过来,害人者人恒害之,人在相互损害争斗中感受的是痛苦。人的社会经验能够使互爱成为人的生活需要。仁爱的必然要求是尊重生命、护养生命,不能容忍一切漠视生命、残害生命的行为。那么,为什么爱心会丢失呢?人性是善恶混杂的,善与恶会此消彼长:一是个人利益膨胀,遮蔽了善性;二是被社会利益集团所绑架,身不由己;三是被各种极端主义所洗脑,丧失了普爱之心。丢失了爱心,非但做不成君子,也做不成好人,甚至比小人更差,成为罪人。君子的爱心要比普通人多一些,能够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就是多给人一些帮助,尤其在别人急需的时侯,能够雪中送炭,不必锦上添花。消解嫉妒心,以助人为乐,以损人为耻,这是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由于种种原因,人际之间发生对立和仇恨,仁德君子应当以爱的力量尽力去化解,绝不能去延续和加深冤仇。义是仁心在行为上的表现,即维护代表人类文明的社会正义和公共生活准则,行事端庄,合乎公法和道德,不走歪门邪道。一是不以利害义,二是不因私而损公,三是见义勇为、坚守正道。孟子认为,“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君子应当“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就是用仁爱安顿内心,用正义引导行为;这等于居住在广厦之中,行走在光明大道上,自己会感到有尊严而快乐。偏偏一些小人舍安居而就洞穴,弃正路而穿荆棘,自毁做人的根基,为大众所鄙夷,不仅损人而又害己,人格无以树立,前程暗淡,实不足取,却往往难以理喻,大都是由于贪欲太盛,缺少道德理性的自觉造成的。

  二曰:有涵养,美人之性。

  人有向善之心而无必善之理。人性中有动物性,不经过后天教育和修养不能自发成为文明人,不经过刻苦努力不能达到高尚的程度。中国一向重视道德教化和修身,形成一套涵养人性、修成君子的理论方法。首先,孔子确立君子人格三要素“仁、智、勇”:“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三者以仁为体,智、勇为用,《礼记·中庸》称之为“三达德”,缺其一,人格不能独立,至今亦然。《中庸》还提出“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指明修习三达德的着力点,即求智在于好学,体仁在于力行,增勇在于知耻。其次,孔子论述修身的重要和修习君子的目的。《礼记·大学》强调“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逻辑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有修养的君子,应当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总之,君子应当知书达理、文明礼貌、儒雅方正,有温、良、恭、俭、让的风度。第三,《中庸》指出修身途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磨炼品德与切磋学问同时并举。其中经典训练是必需的人生功课。中华经典(包括《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几部佛典《史记》、唐诗宋词等)积淀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内有哲学、有道德、有历史、有文学,是涵养君子人格的人文学苑。当然,也要尽量兼读一些人类各种文明的经典名著。善于吸收前人的美德和智慧,是人生成长的坦途。儒家总结出许多道德修养方法,如“择善而固执”(《中庸》),“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大学》),“过则勿惮改” (《论语·学而》),‘下学而上达” (《论语·卫灵公》),“博学以文,约之以礼” (《论语·颜渊》),“存其心,养其性”(《孟子·尽心上》),“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 (《荀子·劝学》),“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知行合一’,“从静处体会,在事上磨练”等。儒家用在涵养品性上的功夫甚深甚细,因为功夫是深是浅不仅决定一个人素养的高下,还直接影响其做事的质量,先要成己,才能成物,这叫“合内外之道” (《中庸》)。而且人性的自我完善,时刻不能放松,不进则退,懈怠放纵就会蜕化变质,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了。传统君子修身养性的功夫,在今天都是适用的,只是具体内容上应当有所调整和补充。但人们与“修养”之事久违了,似乎生存竞争激烈的今天,拼的是能力,没有时间去修养,所以才出现小人增多、犯罪率上升的势头,大家都在承受这种不良状态造成的恶果。爱因斯坦写有《每天的提醒》:“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领受了的和至今还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常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这是一位君子式的大科学家的肺腑之言,他每时每刻都在自我提醒,不要忘记惜福和感恩,他的品格和修养自觉性比他的相对论更值得我们普通人学习。

  三曰:有操守,挺人之脊。

  人要有尊严,必须挺直腰板,正气凛然,既不盛气凌人,也不低三下四《易传》提出“刚健中正”四字,就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骄不躁的性格。为此,(一)要坚守正道,矢志不移,故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才能先进,不息才能成功。(二)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故人无欲则刚,视节操为大,无私利求人。(三)要经受威权、富贵、贫贱的考验,做到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为此要“善养吾浩然之气”,使其“至大至刚”、“配义与道” (《孟子·公孙丑上》),勇往直前而无懦怯之心。有操守并非事事刻板,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含糊,如曾子所云“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论语·泰伯》)。志士仁人为了抗击邪恶势力,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可以“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如河北易县有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殉国,抗日战争中这样的先烈千千万万,才赢来“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名气的作家周作人,却因贪图享受,留居日伪治下的北京,受聘担任伪职,卖国求荣,丧失民族气节,墮落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汉奸,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在今日,生活在功利主义泛滥、权钱交易流行、旧习颓风积重难返的现实之中,君子人格强健者,依然可以从容面对各种胁迫利诱而泰然自若;色厉内荏、意志薄弱者随时会被糖衣炮弹所击倒。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经不住小人的包围、亲友的怂恿,一步一步陷于贪腐的深渊,葬送了前程。拜金主义在小人面前是肆意妄为的魔鬼,而在真君子面前如同随风飘来的恶臭,掩鼻而挥之。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就是有操守者的坦然心怀。君子人格的坚强,不在离俗独行,而在人世犹清,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如莲藕虽有孔而内里不沾尘埃。《中庸》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君子生活在世俗之中却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始终不变其节,这才是真正的坚强。当然,君子有喜怒哀乐,有欲望有畏惧,也会经常出差错,平时与众人无异,只是在关节点上有坚守,绝不越过正义这条线。如荀子所说“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荀子·不苟》)。

  四曰:有容量,扩人之胸。

  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君子心胸开扩、眼界远大,小人心胸狭窄、眼界短近。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孟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孟子·尽心上》),这是千古名言。人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之中,但每个人所感受的世界,大小却相差悬殊;对每个人而言,心量、视野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君子的心总是包纳多样、尊重他者、思虑长远,小人的心总是器量狭小、只顾自己、贪图眼前。君子要有容量,主要是三条:(一)是从文明上说,要尊重多彩的文明,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二)是从观念上说,要尊重不同见解,包容不同爱好,平等兼和;(三)是从社群上说,要忠厚待人,扬人之美,解人之难,《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先秦经典早就展示出中华“和而不同”的深厚传统,所以中华民族才有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化才有儒、道、佛三教合流以及四教、五教合流的多元通和模式,没有宗教战争和宗教裁判所。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十六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它乃是中华“和”文明的当代创新,正在推动中西文化融合、实现民族文化复兴之梦,并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智慧。从世界范围看,只有心胸宽阔的君子式政治家才能实行天下为公,引导人类走向和平。君子的容量来源于仁爱忠恕之道,忠道要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恕道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更看重恕道,认为“恕”乃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同上)。为什么?因为其精义在于“推己及人”,也就是将心比心。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他引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儒家认为,人类相爱之道是从自己开始的,只要懂得自己需要爱并能推及他者也同样需要爱,便会产生互爱。你尊重、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尊重、帮助你,因此爱己与爱人是一回事。不仅损人利己会危害他人,就是强迫的单向的爱,即“己所欲,施于人”,也会使爱变成怨和恨,例如把自己的信仰、理念、爱好、意志强加于人,就会损害他人之自信、自尊、自由、自爱,照样损害他人,因此需要尊重、体谅的恕道。只有互尊互信的爱才符合忠恕之道,才是真爱。世界上的许多纷争与冲突,不仅仅缘于仇恨,也由于唯我独尊,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便强人从己,一意孤行。看来,“尊重他者”乃是人类迫切需要学习的一门历久不衰的功课,君子应当带头。

  君子有容量必须与有操守相制约,并非提倡做四面讨好、八面玲珑、无是无非的好好先生,那正是孔子孟子批评的“乡愿”,谓其为“德之贼”。中庸之道乃是行仁的最佳状态,表现为拒绝极端,坚守中和,以大局为重。君子的容量在日常生活里应展现为兼听与厚德:能虚心听取批评乃至尖锐的批评,真正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能坦然面对别人的不理解和误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能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多关心别人的困苦,“君子周急不继富” (《论语·雍也》)。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所书“难得糊塗”的字幅广为流行,不识者以为是在宣扬明哲保身,而其真意是要人在涉及个人小家利益上糊塗一些,多替下层穷苦民众着想。例如他把家中前代家奴契券烧掉,不留痕迹;购置新墓地中有一无主孤坟,要家人保护好,与家坟一并祭祀;认为农夫以勤苦养天下之人,是天下第一等人,应多加体恤。这样一位“直摅血性为文章”的人在与舍弟书中指出:“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所以要“去浇存厚”,忠厚待人,不要机关算尽,要把聪明才智多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人们。

  五曰:有坦诚,存人之真。

  儿童天真纯朴,不会说谎作假。及至成人,有的人虽多识却不失赤子之心而为君子,有的人则丧失童心、学会虚伪而为小人。李贽提出“童心说”,倡导有真心做真人,反对假人假事假言假文。儒家看到人性易被不良习俗所异化,因而十分重视君子自觉保持真性的修养功夫。存人之真性在“坦诚”二字。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论语·述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为政》)。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荀子说“君养心,莫善于诚” (《荀子·不苟》),《易·乾文言》说“修辞立其诚’,《礼记·乐记》说:“著诚去伪”,孔颖达疏云:“成,谓诚信也”。坦诚是君子人格的灵魂,虚伪是道德的大敌,伪君子不如真小人。做君子要求:一要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不遮遮掩掩、表里不一;二要真诚直率、开诚布公,有话照说,不逢场作戏;三要信实可靠、一诺千金,不有言无行、巧言令色;四要专精执着、百折不回,不三心二意、有始无终。要坦诚就必须励志而无私,才能直道而行,无须欺瞒。这样的君子有自信自尊,也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所以心安理得、心广体胖。当然,坦诚不是鲁莾,它须有涵养相润,故君子言行合于礼度,讲究方式与分寸,有经有权,追求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坦诚君子是真人,却不是完人,优点缺点与性格特征都显露在外,与之交往不必揣度琢磨,不必防范戒备;君子观点鲜明,不说假话,有益于百家争鸣,共同探讨真理;君子办事务实认真,重诺可靠,受到信任;君子敬业固执,至诚不息,孜孜不倦,可致千里。小人则不然,没有真诚的信仰,以“有用”为真理,遇事先替自己打算,重个人轻规则,见利忘义,损害公德,患得患失,心里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又要文过饰非、博取虚誉,只好假话连篇、见风使舵、两面三刀、包装自己、戴着面具生活,又生怕被别人识破,必然焦虑不宁,如果犯有罪过更是提心吊胆,不得安生。孔子说:“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小人交友往往是势利之交,“以利交易者,利尽则疏;以势交通者,势去则反”,“难君子超然势利之外以求同志之劝”。小人交友总想从中得利,故不免冷热无常、貌合神离,所以小人不能享受真友情,得不到人们信任,必然孤独无助。“君子之交淡若水” (《庄子·山木》),并非淡于情义,而是淡于财势,并非淡于心通,而是淡于应酬,这种友情如水之清纯,如水之潺湲,可以终身受用。当代社会生活的市场化、竞争化使得人性中的德与智、德与欲之间失衡,人性受到扭曲,经济人、孤独人、两面人、野性人增多,道德人、和乐人、性情人、文明人减少。但从长远看应当是“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六曰:有担当,尽人之责。

  君子立志远大,勇于承担重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不愿意碌碌无为,也不屑于在个人小圈子里打转,而要在社会事业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大学》将士君子成长之路归序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体现了孔子宏大的人生理想。宋儒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扩大了士君子肩负的责任,不仅要有修己以安百姓的社会责任,还要有使天地万物正常发育流行的生态责任,还要有传承民族优秀思想的文化责任,还要有建设和谐世界的全球责任。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能够发挥自己的德才为实现中国梦而作贡献是很幸运的,应当挺身而出,担当起一份应有的职责。担当有大有小,都需要一种勇猛无畏、愈挫愈奋的精神,因为每个行业和岗位都会面临开拓创新、不进则退的挑战。曾子提示“任重而道远”,士君子必须具备“弘毅”的品格,才能“仁以为己任”,才能“死而后已”(《论语·泰伯》)。中国是五千年泱泱文明大国,经历了百余年的衰落与困苦,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奏中实现了独立并大步迈向和平崛起之途。同时面临着其他国家未有的多重挑战的叠加:既要超越传统进人现代,又要超越现代开拓后现代;既要丢弃传统之陈腐、接受西方第一次启蒙运动“解放自我”的理性洗礼,又要创新传统之精华、参予全球性第二次启蒙运动“关心他者”的德性转型。在国内,改革进人深水区,任务艰巨;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平发展与重大危机并存。当此之时,各项事业均需有眼光远大、意志坚强、勇于担纲的士君子出来做开路先锋,带领大家一起前行。汤用彤先生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遇有难事勇于承担,追究责任决不推卸,这就是君子精神。我们常见一些小人,总是把困难推向别人,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功劳划归自己,把错误抛给别人。君子不仅要有“舍我其谁”的必胜信心和周密运筹的设计,还要能“有过自责”、知错必纠的大家气度和善于反思的智慧。冯友兰先生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是西南联合大学领导群体的中坚人物,该校培育了大批爱国志士和杰出人材,如《西南联大纪念碑》所言“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此期间,他带头上书教育部,抵制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的规定,又代表25位教授写信给教育部,表示不领取特别办公费,这很需要一种无私无畏的气慨。他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充满正义情操、爱国热忱,总使读者心潮澎湃、豪气盈身。他于1948年从美国返回中国,目的是践行其“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历史责任。建国以后他不断遭到批判,却并不气馁,坚持独立思考与写作,发表了《树立一个对立面》和“论抽象继承”、“思想的普遍性形式”等文章,为中华文化固守一块阵地。“文革”中他备受摧残,也一度迷路失言。改革开放以后,他敢于解剖自己,在《三松堂自序》中引用《易传》“修辞立其诚”的话,自责“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表现出高度自我省察的能力。他在85岁到95岁的人生最后十年写出200万字的论著,给后人留下一部完整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乃是“不依傍别人”和世所公认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巨著。冯友兰先生不是圣贤,而是有血有肉有成就也有过错但精魂恒在的士君子,他一生经历曲折,却始终保持着一位哲学家有坦诚有担当的人文情怀和毅勇品格。

  四、结语

  现在社会的发展步伐呈加速度趋势,社会的复杂程度也呈倍增样态。实践证明,社会不缺少专业才智之士,最缺少德才兼备、仁勇双全的君子,没有他们,社会难以克服危机,文明不能和谐发展。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局限,扩大君子发挥作用的范围,而曰:“君子能器”。君子不限于栋梁之才,随着社会分工愈益细密,时代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担当重任。我们需要士君子、乡君子、政君子、军君子、商君子、医君子、工君子、农君子、文君子、师君子、艺君子、匠君子、青君子等等,他们用君子之德发挥众智、众勇、众行的合力,推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行业树新风、创新业、建新功。梅香缘自苦寒,君子成于艰辛,凡是有困难有奋斗有生气的地方,就有君子。从本质上讲,做君子是合乎人性发育并受到社会欢迎的自然之道,做小人是扭曲人性发育并受到社会责备的退化之途。因此,做君子安心,做小人纠结;做君子快乐,做小人烦恼。提倡君子之德深得人心。全国和各地不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道德模范,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方面做出了令人感动的事迹,其善事义举又都是他们自觉的人生追求,足以证明君子人格扎根之深之广。山东省威海市近年大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倡导以爱心、诚信和社会责任书写“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篇章,道德新风已在全市劲吹。这给了我们信心:只要政府重视、精英先行、大众参与,君子之良风便会渐盛,小人之浊习便会渐衰,礼义之邦必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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