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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诗》、《毛诗》篇次异同原因考辨

2016-11-29 14:44:00  作者:赵茂林  来源:孔子研究

  摘要:据熹平石经《鲁诗》残石,《鲁诗》篇次与《毛诗》有同有异。不过对其异同原因,却鲜有学者讨论。许多学者认为《毛诗》篇次错乱,是汉初经师不知《诗经》篇次造成的。此说并不正确。《鲁诗》、《毛诗》师承不同,汉初又在不同地域传播,但二者的大多数诗篇次第相同,甚至各诗章数、章次、各章句数也大多相同,说明《鲁诗》、《毛诗》基本上都传承了先秦《诗》本。郑玄说毛公改动过《诗经》的篇次,系出于猜测。《毛诗》学者在对诗篇阐释时往往曲解诗句、附会历史,或者以伤今思古的思路解诗,恰说明毛公不曾改动过《诗经》篇次。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订的,其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因而也不会出于阐释体系的严密而改动《诗经》的篇次《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有的可能是《鲁诗》失次,有的可能是《毛诗》错简,也有二者都传承了先秦《诗》本篇第失次之旧卷《诗经》在先秦的传播有变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但整体来看,稳定性胜于变异,故《鲁诗》、《毛诗》的篇次相同者远远多于相异者。

  关键词:《鲁诗》;《毛诗》;篇次;异同原因

  古人非常重视《诗经》篇次的问题,认为诗篇的排列顺序蕴含着深意,因而解说《诗经》时往往从诗篇的排列顺序方面申发,对《毛诗》的篇次问题也时有涉及,不过所论多出于推测,没有坚实的依据。阜阳汉简《诗经》公布后,有学者以之与《毛诗》对比谈《诗经》篇次问题,但却是疑似之词。2001年末,《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其中有《孔子诗论》一篇,引起了学者极大兴趣。有的学者在对竹书简序进行讨论时也涉及到了《诗经》的篇次问题。但由于上博简为劫余之物,简编散乱,而《孔子诗论》也非依序论诗,则其所论也难免推论多于实证。实际上,熹平石经《鲁诗》篇次与《毛诗》有同有异,应该是我们分析《诗经》篇次问题的可靠资料。不过自罗振玉、马衡以来,学者对镥诗》、《毛诗》的篇次歧异虽有关注,但缺乏深人的分析。

  据马衡先生《汉石经集存》《郑风》,《鲁诗》中《女曰鸡鸣》在《羔裘》之前,而《毛诗》则《女曰鸡鸣》与《有女同车》相次。《小雅》,《鲁诗》中《吉日》与《白驹》相次,而《毛诗》在《吉日》之后有《鸿雁》、《庭燎》、《沔水》、《鹤鸣》、《祈父》五篇,而后才是《白驹》;《鲁诗》中《大田》、《瞻彼洛矣》、《湛露》相次,而《毛诗》则《湛露》在《大田》、《瞻彼洛矣》之前,且中间相隔三十七篇《鲁诗》中《裳裳者华》与《蓼肃》相次,而《毛诗》则《蓼肃》在《裳裳者华》之前,且两者相距甚远《鲁诗》中《彤弓》与《宾之初筵》相次,《毛诗》则《彤弓》在“南有嘉鱼之什’,《宾之初筵》在“甫田之什”,二者也相隔甚远。《大雅》,《鲁诗》中《旱麓》、《灵台》、《思齐》、《皇矣》相次,《毛诗》的次序为《旱麓》、《思齐》、《皇矣》、《灵台》,二者显然不同《鲁诗》中《生民》、《既醉》、《凫鹥》、《民劳》相次,而《毛诗》则《生民》既与《既醉》、《凫鹥》隔以《行苇》,《既醉》、《凫鹥》又与《民劳》隔以《假乐》、《公刘》、《洞酌》、《卷阿》;《鲁诗》中《韩奕》、《公刘》相次《毛诗》则《公刘》在“生民之什”《韩奕》在“荡之什”,两篇相距甚远《鲁诗》中燥柔》、《瞻卬》、《假乐》相次,而《毛诗》则燥柔》《瞻卬》皆在《假乐》之后,《假乐》与燥柔》之间隔七篇,《桑柔》与〈瞻卬》之间隔六篇。

  《鲁诗》、《毛诗》篇次上存在如此多的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汉初经师并非不知《诗经》篇次

  许多学者对《诗经》作解释时,认为《毛诗》篇次错乱,是因为遭秦始皇焚书坑儒,经师不知其次第所造成的。《毛诗正义》认为《郑风·清人》为刺文公之诗,当处《郑风》之末,但烂脱失次,厕于庄公诗内。又引郑玄答赵商曰“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得其弟,录者直录其义而已。”《毛诗序》于《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说“大夫刺幽王”,但郑玄以为以上四篇是厉王时诗,错人幽王时诗篇中,所以《十月之交》孔《疏》曰:“今《韩诗》亦在此者,诗体本是歌颂,口相传授,遭秦灭学之后,众儒不知其次。”胡承珙认为,《毛诗》中《邺风·日月》、《绿衣》、《终风》当在《燕燕》之前,并说:“《诗》经秦火后,倒乱失次”。林义光说:“六经当残缺之后,编次随先儒之记忆,固不可以为年代之先后。如《载驰》后于《定之方中》,《新台》后于《旄丘》,讵以年代为次序邪?则亦勿疑此诗(《秦风·无衣》)之连《黄鸟》而先《渭阳》矣。”诸家所说似不无道理。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下令焚书、禁语《诗》《书》,而“挟书律”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0年)才解除,《诗经》的传播受到很大影响,直接导致了没有《诗经》写本传到汉代,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郑玄答张逸也说“诗本无文字”。由于经师各凭记忆讽诵,不清楚诗篇的次第,这样就造成了篇次的错乱。《鲁诗》、《毛诗》篇次的诸多歧异,似乎可以作为这种说法的一个佐证。

  但如果我们结合《鲁诗》、《毛诗》篇次相同者来看,说汉初经师不知《诗经》篇次的说法就未必站得住脚。就上引各家所论诗篇来说《汉石经集存》三十二:“士与女/衣廿”;三十三:“赠之以/十三章二”。都是《溱洧》与《郑风》尾题相连,则《溱诗》中《郑风》的最后一篇也是《溱洧》,与《毛诗》相同。《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孔颖达说“《韩诗》亦在此”,就是说《韩诗》这四篇也在《正月》、《小弁》之间,与《毛诗》完全相同。而考《汉石经集存》,《鲁诗》中《节南山》《正月》相次《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相次,也与《毛诗》相同。胡承珙认为,《毛诗》中《邶风·日月》《绿衣》、《终风》都应当在《燕燕》之前,但据《汉石经集存》,《鲁诗》这几篇的次序是《绿衣》、《燕燕》、《日月》、《终风》,与《毛诗》完全相同。林义光认为《毛诗》中《鄘风·载驰》后于《定之方中》、《新台》后于《旄丘》,都是失次,并认为《秦风·无衣》应该连《黄鸟》而先《渭阳》。《鲁诗》中《鄘风》篇次无考,而《黄鸟》与《晨风》相连,也与《毛诗》相同。从整体上看,熹平石经《鲁诗》篇次可考者203处,其中相同者192处,歧异者只有11处。显然,《鲁诗》、《毛诗》篇次绝大多数是相同的。因此,以为汉儒不知《诗经》篇次很难说通。

  《鲁诗》、《毛诗》创始人的师承并不相同。《鲁诗》创始人申培学《诗》于浮丘伯,而浮丘伯又为荀子的学生,对此,《汉书·楚元王传》、《儒林传》有明确的记载。陆玑《毛诗草木虫鱼鸟兽疏》有荀子授毛亨《诗》的说法,实际并不可靠,是不断增饰的结果。刘毓庆也认为荀子所用《诗》本与《毛诗》不是一个系统,二者解《诗》也不属于同一体系。《毛诗》解说与荀子同者,是《毛诗》对荀子解《诗》材料的汲取,并不能表明二者存在师承关系。再则,《鲁诗》、《毛诗》汉初在不同区域传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因葬兰陵。”而据王葆玹考证,兰陵本是鲁国的次室邑,战国晚期,鲁国被楚国吞并,变成了楚国的兰陵县,则荀子晚年主要在鲁地活动。浮丘伯虽然是齐人,但在秦汉之际也主要活动于鲁地《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人见于鲁南宫。”此师应该是浮丘伯。由此可知浮丘伯主要在鲁地活动。据《汉书·楚元王传》,浮丘伯在高后时至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不过这已是“挟书律”废除之后的事情了。而《毛诗》的创始人主要活动在赵地。《汉书·儒林传》记载:“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汉代的河间国在战国时属于赵国。《鲁诗》、《毛诗》创始人师承不同,二者又在不同的地域传播,若说《鲁诗》、《毛诗》传人不清楚《诗经》篇次,则《鲁诗》、《毛诗》就不可能绝大多数的篇次都相同。

  进一步说《鲁诗》、《毛诗》不仅绝大多数篇次相同,而且绝大多数的章次、章数也是相同的。熹平石经《鲁诗》每诗每章后都会以“其一”、“其二”等注明章次,即使诗篇只有一章,也会注以“其一”的字样。其章次可考者有46条,其中43条所注章次都与《毛诗》相同,如《汉石经集存》九“于林之下其三”,注明了《邺风·击鼓》第三章的章次,而《毛诗》中《击鼓》的第三章结句正是“于林之下”;《汉石经集存》六十三“我后其八”,注明了《小雅·小弁》第八章的章次,而《毛诗》中《小弁》第八章的结句为“遑恤我后”,与《鲁诗》相同;上海博物馆藏两块未见著录的熹平石经《鲁诗》残石甲石背面:“征以中垢其十二”,“征以中垢”为《大雅·桑柔》十二章的结句,与《毛诗》相同《汉石经集存》一百三十二“一惟女”,“一”为“其一”的残文,“惟女”为《商颂·殷武》第二章首句“惟女荆楚”的残文,与《毛诗》也相同。而在不同者的3条中,有一条看起来不同,实际是相同的。《汉石经集存》三十八“常其二鸨羽”,标注的是《唐风·鸨羽》的章次,“常”应该为“曷其有常”的残文,但“曷其有常”为《毛诗》中《鸨羽》第三章也就是末章的结句。《鲁诗》、《毛诗》看起来不同,但马衡先生说“此石既复出,字又不类,如黍字,石经皆作禾下木,此独作黍。又其二应是其三之误,均不无疑窦。罗氏据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黄初元年之后,补旧石碑之缺坏’之语,谓此石为黄初补刻,信然。”这样,真正不同只有2条。《汉石经集存》九“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路其二”,但此章为《毛诗》中《邺风·式微》的第一氧《汉石经集存》四十二“我良人/仲行惟”,为《秦风·黄鸟》的诗句,马衡先生说:“第三行‘子车仲行’,依字数排比,应在第三章,知《鲁诗》此篇二章与三章互易也。”

  熹平石经《鲁诗》每诗后著录章数、各章句数,与《毛诗》体例相同。其诗篇尾题可考者25条,都与《毛诗》同。其中比较完整的如《汉石经集存》三十七:“涉岵三章章六句”,标识的是《魏风·陟岵》的章数、句数;《汉石经集存》一百二十一:“良耠一章廿三”,标识的是《周颂·良耜》的章数、句数;上海博物馆藏两块未见著录的熹平石经《鲁诗》残石乙石正面“南山十章六章”,标识的是《小雅·节南山》的章数、句数《鲁诗》、《毛诗》章次、章数绝大多数都相同,也进一步说明《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经师失其次第造成的。

  二、《鲁诗》、《毛诗》创始人不会为了阐释体系改动《诗经》篇次

  《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既然不是创始人因不清楚《诗经》的篇次所造成,那么会不会是创始人出于阐释体系的建立而有意调整造成的呢?郑玄《诗谱·小大雅谱》说《毛诗》中《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诗是“汉兴之初,师移其第”,又在《小雅·十月之交》之《序》下说“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郑玄认为毛公作《故训传》时移动了《十月之交》等四篇的篇次。《毛诗正义》解释移动的原因说:“《六月》之诗自说多陈小雅正经废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则谓《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诗,当承《菁菁者莪》后,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诗也。”“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兴复小雅,而不继小雅正经之后,颇为不次,故移之。见小雅废而更兴,中国衰而复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据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无厉王四篇之诗,则《六月》自承正经之美,无为陈其废缺矣。明于其中蹑衰乱之王故也,是以郑于《十月之交》笺检而属焉。”按照孔颖达的分析,《十月之交》等四篇本在《菁菁者莪》后、《六月》之前,毛公为了彰显宣王中兴之功,把宣王诗前移,而把《十月之交》等四篇后移,以明周朝衰乱之迹。孔颖达的分析似乎很有道理,但郑玄认为毛公移动《十月之交》等四篇,只是猜测。前已说明《鲁诗》、《韩诗》中《十月之交》等四篇的位置都与《毛诗》相同,说毛公为了明周朝得失之迹而移动《十月之交》等四篇则不可信。而郑玄说《十月之交》等四篇为讽刺厉王的诗也不正确。《十月之交》开篇写道“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提到了日食及发生的时间,据唐代傅仁均及一行推算,幽王六年辛卯朔辰时发生日食。《国语·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与此诗“百川沸腾,山冢翠崩”也相合。由于《十月之交》确实是幽王时的作品,那么郑玄因为认为《十月之交》等四篇为厉王时诗,而说毛公移动诗篇次第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基础。

  郑玄还说毛公“既移文,改其目”,也就是说毛公不仅移动了《十月之交》等四篇的位置,还把《十月之交》等四篇的《序》文也改了。此说亦无据。关于《毛诗序》的作者,郑玄一人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或是孔子亲裁,或是子夏所作,或是子夏、毛公合作等等,哪有什么定见?毛公不仅没有作《序》、补《序》,更不可能改《序》。从《序》、《传》关系看,二者语句类似的有45例,内容相近的有138篇,如此多的义近语近的诗篇,足以说明毛公是“依《序》作《传》”,而非作《序》、补《序》、改《序》。

  《毛诗》以“正变”说诗,以为作于盛世的为“正风”、“正雅”,作于衰世的为“变风”、“变雅”,于是把二《南》中的诗都看作文王、武王时的作品,目之为“正风”;把《邶风》等十三《国风》中的作品看作衰世之作,目之为“变风”。以《小雅》前十六篇为文王、武王、成王时的作品,目之为“正小雅”;把《菁菁者莪》以下的作品看作衰世之作,为“变小雅”。以《大雅》前十八篇为文王、武王、成王时的作品,为“正大雅”,《卷阿》以下为衰世之作,为“变大雅”。由于《诗经》中的诗篇并非完全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其解说也难免牵强附会,关于此,前人多有论述。就具体诗篇来说,如《召南·何彼穠矣》描绘了齐侯之女出嫁时车辆服饰的侈丽。出嫁女子的身份,诗中有明确的说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由于《毛诗》已经认定二《南》都是文王、武王时诗,只能曲为解说,《毛诗序》云:“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毛传》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但如此解释,既与《诗经》句法不合,也与历史事实相左。马瑞辰说:“《诗》中凡叠句言为某之某者,皆指一人言,未有分指两人者。如《硕人》诗‘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言庄姜也《韩奕》诗‘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言韩姞也;《閟宫》诗‘周公之孙,庄公之子’,言僖公也;正与此诗句法相类,不应此诗独以‘平王之孙’指王姬,‘齐侯之子’为齐侯子,娶王姬也。”从《诗经》的句法方面指出了《毛诗序》、《毛传》的错误。姚际恒则主要从事实角度分析《毛诗序》、《毛传》的不可信:“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谓邑姜,则武王女与太公之子为甥舅,恐不宜婚姻。……武王元女降胡公,若依媵礼,则其娣宜媵陈,不当又嫁齐”。

  《郑风·将仲子》表现恋爱中的女子在舆论压力下的矛盾心理。就诗文而言,很难确定其创作年代,但《毛诗》认定《将仲子》的前一首《缁衣》为赞美郑武公的诗,于是就把其看作讽刺郑武公儿子庄公的诗。《毛诗序》说:“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毛诗》附会庄公与其弟共叔段的历史事实,实际与诗的语气并不吻合。崔述于《读风偶识》中说:“庄公方假仁义以欺人,将使人谓我不负弟而弟负我,今乃自谓不敢爱弟。少自顾惜者不肯出是语,而谓庄公肯言之乎?此为勉强牵合,无待问者。”诗中的“仲子”,是女子的恋人,当时女子多以男子的排行称所爱的男子,但《毛传》解释为“祭仲”,显然是配合《序》说的曲解。

  《小雅·采薇》、《出车》、《秋杜》皆为宣王时的作品,由于其在《毛诗》所谓的“正小雅”中,所以《毛诗》把三篇都看作文王时的诗。《毛诗序》云:“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俨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大杜》以勤归也。”从语言风格看,《采薇》等三诗与周初作品不类,即崔述《丰镐考信录》所说不“似盛世之音”。而说“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只因《出车》中“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等语。但文王当商纣之时,商王尚在,其大臣何能称之为“天子”?《毛传》解释“王命南仲”的“王”为“殷王”,意者天子是指殷纣。但诗明言天子命南仲,按照《毛诗》的解释就成了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南仲遣戍役了,显然迂曲难通。又《采薇》诗曰:“靡室靡家,俨狁之故。不遑启居,俨狁之故。”《出车》诗曰:“赫赫南仲,俨狁于襄。”都指出所谓的戍役是征伐俨狁。王国维《鬼方昆夷俨狁考》说:“《出车》咏南仲伐俨狁之事,南仲亦见《大雅·常武》篇,……今焦山所藏《鄦惠鼎》云‘司徒南中人右鄦惠’,其器称‘九月既望甲戌’,有月日而无年,无由知其为何时之器。然文字不类周初,而与《召伯虎敦》相似,则南仲自是宣王时人《出车》亦宣王时诗也。征之古器,则凡纪俨狁事者,亦皆宣王时器。……周时用兵俨狁事,其见于书器者,大抵在宣王之世,而宣王以后即不见有俨狁事。”

  《小雅·楚茨》、《节南山》都是周王祭祀先祖的乐歌,《甫田》为周王祭祀土地神、四方神和农神的乐歌,《大田》为周王祭祀田祖而祈年的乐歌《瞻彼洛矣》是诸侯赞美周天子之辞,《裳裳者华》为周天子赞美诸侯之辞,《桑扈》为周王宴会诸侯之诗,《鸳鸯》为祝贺贵族新婚之诗,《頍弁》写周王宴会兄弟亲戚,《车奢》是诗人在迎娶新娘的途中所赋,但《毛诗序》皆目以上各篇为讽刺幽王之作,并且多缀以“君子思古”、“君子伤今思古”、“思古明王”等语。之所以如此解释,只是因为此十篇处其所谓的“变小雅”之中,所以朱熹批评说:“自此篇(《楚茨》)至《车奢》凡十篇,……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风刺之意。《序》以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应十篇相属,而绝无一言以见衰世之意也。”

  以上诸例说明,《毛诗序》作者以及毛公不会为了阐释体系的严密而移动诗篇的次第。如果他们可以移动诗篇的次第,就不会有意曲解诗句、牵强附会历史事件,甚至为了使本来没有讽刺意味的诗能够配合其阐释体系,而以伤今思古的思路来解之了。

  《毛诗》学者既然不会因为照顾自己的阐释体系而有意改动诗篇次序,那么《鲁诗》、《毛诗》篇次的不同,会不会是因为《鲁诗》学者有意改动而造成的呢?《鲁诗》有“四始”说,应该有其阐释体系,但由于资料散佚比较严重,其阐释体系的具体情形如何已难以明了。不过,由汉代学者对《诗经》的态度来看,《鲁诗》学者也不可能有意改动《诗经》的篇次。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是由孔子编订的,诗篇的次序也是孔子排列的。《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不仅说明了《诗经》是孔子编订的,而且还指出了孔子编订《诗经》的原则。《汉书·艺文志》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也说《诗经》是由孔子编订的。班固《两都赋·序》:“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奚斯颂鲁”,是说鲁僖公子奚斯作了《鲁颂·閟宫》;“见采于孔氏”,是说被孔子编入《诗经》。《史记·儒林列传序》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论次”即论定次第之意,就是说诗篇的次序是孔子排列的。相同的说法也见于《汉书·儒林传》:孔子“于是叙《书》则断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这儿的“论”即《史记》的“论次”,“首《周南》”正说的是孔子对《诗经》篇次的安排。《汉书·匡衡传》载匡衡上书说:“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所说之意与《汉书·儒林传》相同,而匡衡是西汉《齐诗》学派的一位重要学者,他的说法更能代表三家《诗》学者对《诗经》的态度。《诗经》是由孔子编订的,诗篇的次序也是由孔子排列的,具有神圣性,因而《鲁诗》学者不可能出于阐释体系的建立而有意改动《诗经》的篇次。

  三、《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是在传抄中造成的

  《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既不是汉初经师不知《诗经》篇次所致,也不是鲁、毛《诗》学者有意改动所致,那么会不会是传抄所致的呢?因为在纸张使用之前,简札的错乱也是古籍传播中普遍存在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在谈论《毛诗》篇次时,就从简编错乱的方面着睚《毛诗正义》就《豳风》七篇写道:“计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鸱鸮》次之。今《鸱鸮》次于《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与《鸱鸮》同年,《东山》之作在《破斧》之后,当于《鸱鸮》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东山》,然后终以《狼跋》。今皆颠倒不次者,张融以为简札误编,或者次诗不以作之先后。”《毛诗正义》又称:“《兔爰序》云桓王,则本在《葛藟》之下,但简札换处,失其次耳。”孔颖达认为《王风·兔爰》本在《葛藟》之下,现在《葛藟》之上,也是简编错乱所致。而前引朱熹《诗序辨妄》对《小雅·楚茨》等十篇的讨论中,也怀疑《楚茨》等十篇为“正小雅”,而“错脱在此”。就《毛诗》的传播而言,虽然在景帝前元二年(前155)至中元五年(前145)间,河间献王曾立《毛诗》博士,平帝元始五年(5)《毛诗》也曾一度立于学官,但其主要是在民间传播,则其传播中篇次错乱也是有可能的。而《鲁诗》创始人申公虽在文帝时已被任命为博士,但直到建元五年(前136)武帝才置《五经》博士,而《鲁诗》之立学官更在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为博士置弟子之后,而到东汉更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的做法,则其传播中篇次的错乱也是有可能的。不过,《鲁诗》、《毛诗》篇次的不同,是在汉代的传抄过程中造成的,还是因传承了先秦不同的《诗》本而形成的,却难以明了。

  《鲁诗》、《毛诗》在汉代的传播中存在简札错乱的可能,而《诗经》在先秦的传播中更存在这种可能。《诗经》在春秋后期已经编成。进人战国时期后,七国争雄,各自为政,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诗经》由春秋时期的以乐用为主转向以义用为主,所以诸子往往引用《诗》句说理证事。而就诸子引用《诗》句来看,往往与今本《毛诗》有异文,甚至显示出不同的章次。《墨子·尚同中》引《小雅·皇皇者华》,先引第四章,后引第三章,很可能所据《诗》本《皇皇者华》与《毛诗》章次不同。所以朱东润先生猜测:“墨家所见之诗,与孔子所见之诗,本不相同,是则今日所传之诗三百五篇,其祖本乃有儒、墨两家之不同,甚至在此两祖本以外复有其他之本,亦未可知。”即使儒家所据《诗》本,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分化。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但由《论语》、《礼记·檀弓》可以看出,孔子死后,子张、子游、子夏、曾子等大弟子,已经彼此指责讥刺,各不相下。而把子思一派的《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大学》,公孙尼子的《乐记》,曾子一派的《孝经》、《大戴礼记》所录“曾子”十篇引《诗》相互比较,也是有异文的。把《孟子》引《诗》与以上诸篇相较以及与《荀子》相较,也都存在异文。章次的异同、异文的存在虽然不能说明各家所据《诗》本篇次异同的问题,但最起码可以说明在《诗经》编辑成书后的传播中变异情况的存在。

  而就《鲁诗》、《毛诗》篇次相异者来看,《毛诗》中《小雅·蓼萧》、《湛露》、《彤弓》相次,而《鲁诗》中《裳裳者华》与《蓼萧》相次,《瞻彼洛矣》《湛露》相次,《彤弓》与《宾之初筵》相次。是《鲁诗》失次呢,还是《毛诗》简编呢?《诗经》编辑的目的在于礼乐之用,所以用在同一典礼场合或为同一典礼创作的诗篇往往排在一起,这在《雅》《颂》尤其如此。《蓼萧》表现诸侯朝见天子的喜悦情绪,《湛露》表现天子宴会诸侯的情形,《彤弓》表现周王赏赐有功诸侯的情形,三篇相连,正好反映了一个完整的典礼过程,证之《左传》,更能说明《蓼萧》、《湛露》、《彤弓》本来就是相次的。《文公四年》记载:“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由此来看,当时的《诗》本,很可能《湛露》、《彤弓》相连,与《毛诗》合。进一步说,《毛诗》中《瞻彼洛矣》、《裳裳者华》相次《瞻彼洛矣》为诸侯赞美周王之作,《裳裳者华》为周王赞美诸侯之作,很可能是同一典礼场合的应答之作,所以朱熹解释《裳裳者华》说:“此天子美诸侯,盖以答《瞻彼洛矣》也。”如此看朿《鲁诗》中《裳裳者华》与《蓼萧》相次,《瞻彼洛矣》、《湛露》相次《彤弓》与《宾之初筵》相次,皆为失次。

  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鲁诗》、《毛诗》篇次的不同,可能是《毛诗》失次。《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周、郑交恶,君子评价说:“苟有明信,涧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宫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洞酌》,昭忠信也。”据《仪礼·乡饮酒礼》,合乐则《鹊巢》、《采蘩》、《采蘋》连奏,则“君子”所见《诗》本,很可能《行苇》、《洞酌》是相次的。而《毛诗》中《行苇》次《生民》之后、《既醉》之前,而后为《凫鷖》、《假乐》、《公刘》,然后才是《洞酌》,而镥诗》中《生民》之后接慨醉》,而后为《凫鷖》,再接《民劳》、《板》《荡》、《抑》,《假乐》在《桑柔》、《瞻卬》后,《公刘》在《韩奕》后,《行苇》与《洞酌》的篇次虽不可考,但很有可能二篇相次。如此,则为《毛诗》失次。

  除了上述,《鲁诗》与《毛诗》其他的篇次歧异之处却很难看出,故难以断定哪一家传承的《诗》本更接近先秦《诗》本的原貌。而就《鲁诗》、《毛诗》篇次相同者来看,也有传承先秦篇第失次之旧者。《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由楚子所说,我们知道大《武》乐的第三章为《赉》,第六章为《桓》。如果按照马瑞辰的说法,“卒”为“首”之误,则《武》为大《武》乐第一章。但在《毛诗》中,《武》为《周颂》第二十篇,《桓》为第二十九篇,《赉》为第三十篇。《武》在《鲁诗》中的篇次虽不可考,但熹平石经《鲁诗》却是《丝衣》、《酌》、《桓》、《赉》、《般》相次,与《毛诗》相同。也就是说,《鲁诗》、《毛诗》大《武》乐的篇次与先秦《诗》本不同。《武》、《赉》《桓》既为大《武》乐乐章,自然应该编次在一起,次序也应该是大《武》乐的次序,《鲁诗》、《毛诗》中《桓》均居《赉》前,应该是承袭先秦篇第失次之旧。

  四、《诗经》在先秦的传播既有变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

  《诗经》在先秦的传播有变异的一面,更有稳定的一面。《仪礼·乡饮酒礼》有言:“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国语·鲁语下》有言: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晋侯使行人问之,对曰:“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史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鲁诗》、《毛诗》中《大雅》都是《文王》、《大明》、《绵》相志《毛诗》中《小雅》是《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相连;《鲁诗》则《四牡》、《皇皇者华》篇次无考,但由《小雅》首篇也是《鹿鸣》推测,其篇次很可能与《仪礼》、《国语》相同。由《仪礼》《国语》到《鲁诗》、《毛诗》,显然《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以及《文王》、《大明》、《绵》的次第是稳定的。

  《仪礼·乡饮酒礼》载:“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其中《由庚》《崇丘》、《由仪》皆有声无辞,则《诗经》原本《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相次,而《毛诗》也正好如此。《鲁诗》中《鱼丽》篇次无考,不过熹平石经《鲁诗》残石也是《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相次的。

  《乡饮酒礼》载:“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毛诗》载《周南》之《关雎》、《葛覃》、《卷耳》相连。《鲁诗》中《葛覃》篇次无考,不过《鲁诗》首篇也是《关雎》,且熹平石经《鲁诗》残石《卷耳》与《穋木》相连,很可能也与《仪礼》同。至于《召南》,《毛诗》中《草虫》在《采蘋》前,熹平石经《鲁诗》残石也是《鹊巢》、《采蘩》、《草虫》相志《毛诗》、《鲁诗》中的《召南》篇次看起来与《仪礼》不同,但《仪礼》所述次第应该是《诗经》修订前的一种次第,在《诗经》修订完成后,其结构还是基本稳定的。

  结合《诗经》的诗句结构、篇名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柯马丁对马王堆帛书《五行》、郭店简《五行》、《缁衣》和上博简《缁衣》引《诗》进行分析,指出《诗经》“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以高度稳定的形态传播”。黄人二先生也对《论语》、《墨子》、《左传》、《国语》、《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孟子》、《荀子》、《晏子春秋》、《管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引《诗》论《诗》作了分析,指出其引《诗》与篇名基本上呈稳定状态。

  正是因为《诗经》在先秦的传播中有变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所以《鲁诗》、《毛诗》篇次有同有异,而整体来看,稳定胜于变异,所以《鲁诗》、《毛诗》的篇次相同大于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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