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于忧患，自强不息。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饱受暴政与战乱以及近代殖民统治的苦难，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往复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息繁衍、延续数千年而仍然挺立不拔的力量源泉究竟何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大问题，对问题的看法也许见仁见智，但总的来讲，从历史的反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点，中华民族靠的是一种刚健有为、顽强进取的精神。生逢乱世，则于苦痛之中奋起抗争，于患难之际发愤自强；生在治世，则于安定之中不忘危难，于兴盛之际仍怀忧思。这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
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讲，人类必须在天地阴阳变化、刚柔推移、生死成毁的大化流行中求生存、去奋斗；从人类自身社群生活的特点讲，人们必须在以类相聚、以群相分、以言行相接的交往互动的关系网络中立人道、谋幸福。故天象有吉有凶，人事有顺有逆，时遇有利有害，国家有治有乱，世运有隆有污，此“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然而，人类可以在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历史经验与忧患意识以及洞察天人之道、万物之理的理性精神的烛照和指引下，屹然挺立自己自作主宰的主体精神，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靠自身自觉的努力而成就人类不朽的道德功业，而不是听凭命运的摆布。作为“圣学之大用”的易道易理所告诉我们的，亦即其“极深研几以通志成务”的精义要旨，也正在于此。
《易大传·系辞下》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殷周之际，天命更革，政权兴替，然而，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周初统治者作为代殷而兴的胜利者却没有显示出“一般民族战胜后的趾高气扬的气象”，而是像《易传》所说，满怀着“忧患”的意识，“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换言之，“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19、20页。]周初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奠定下周王朝数百年的德业，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故《系辞下》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唐初太宗君臣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贞观之治的伟业，也正是因为他们常常以“居安思危”相戒勉相激励，如魏征上疏劝戒太宗曰：“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贞观政要·君道》）又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贞观政要·政体》）汉代学者崔寔《政论》亦曰：“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忽忘）不自睹。”（《后汉书·崔骃列传》）
不仅一朝一代德业之建立与成就如此，个人德业之建立与成就亦莫不由基于忧患意识的奋发有为精神而来。故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通“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至如孔、孟本人，生当乱世，不以一己之得失荣辱为忧，而以礼乐沦丧、仁义充塞、道之兴废为忧；不以一己之生死贫富为忧，而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忧（《论语·述而》）；不以一己时遇遭际的穷达困厄为忧，而以国家之安危、社会之治乱、民生之忧乐祸福为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愤然兴起，本仁义而为人类社群生活确立其人道之极与价值之源，从而成就了一番笃信好学、立德弘道的君子事业。
除了根源于忧患意识而来的“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之外，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便是《周易》乾坤二卦所彰显的人文精神要义，《周易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王夫之《周易大象解·乾》释之曰：
六十二象自《乾》《坤》而出，象有阳，皆《乾》之阳也，象有阴，皆《坤》之阴也。学《易》者所用之六十二德，皆修己治人之事，道在身心，皆“自强”之事也，道在民物，皆“载物”之事也。“自强不息”非一德，“厚德载物”非一功。以“自强不息”为修己之纲，以“厚德载物”为治人之本，故曰：“《乾》《坤》者其《易》之门户”，道从此而出，德从此而入也。
《周易内传》卷一上曰：
强者之强，强人者也；君子之强，自强者也。强人则竞；自强则纯。《乾》以刚修己，《坤》以柔治人。君子之配天地，道一，而用其志气者殊也。修己治人，道之大纲尽于《乾》《坤》矣。
虽《乾》《坤》之大德，而以刚健治物，则物之性违；柔顺处己，则己之道废。唯以《乾》自强，以《坤》治人，而内圣外王之道备矣。余卦之德，皆以此为统宗，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王夫之对乾坤二德的辨析释义精到而极富卓见，天行刚健之德为君子修己自强之道，地势柔顺之德为君子治人载物之道，君子之强以刚健自强，非恃强凌弱之强，君子之柔以厚德载物，非柔顺处己之柔。此与董仲舒所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有着异曲同工之用，刚健柔顺之德、仁爱正义之道二者相辅相成，上配天地之道，下尽人类之事，蕴涵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