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穷理尽性，安身立命。
天地虽有好生之德，然而大化流行，有生便有死，有成亦有毁。那么，在生死成毁的生命洪流中，如何正确地看待万物之纷繁多样？如何才能使有限的个体生命得以安顿且富有意义？对此，人们可能会作出各种不同的回答与反应，尤其是在面对人自身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时，或者是否认，或者是回避，又或者是接受而与之共存，乃至“在个人的有限条件下”通过“发现富有意义的东西”，或在接受个人局限的同时“又接受一个比人更伟大的富有意义的东西”，并“努力与这一更伟大的意义相一致”，而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 [美]M.J.梅多、R.D.卡霍：《宗教心理学——个人生活中的宗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2页。]中国道德性命之学的主流倾向于坦然接受人的有限性，与此同时，也乐于接受一个比人更伟大的富有意义的东西并努力通过下学上达、修德体道的方式而与之保持一致，以实现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所谓的天人合德或天人合一便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有关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思想信仰。当然，其中又可区分为两种思想倾向，一是道家消极顺应自然天道的倾向，一是儒家积极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倾向，但他们都同样认为天地之道具有覆载万物的博大、包容与无私的精神特性，人类应该努力与之保持一致，故而他们或是追求与向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以及“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的“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庄子·马蹄》），或是追求与向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易·乾卦·彖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高明博厚的天地境界，以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太平治世理想。
从儒家的立场来讲，对天地之道、万物之理无限广大的精神体认与哲学领悟，对乾道变化、人物性命极深研几的无穷探索与深邃认知，可以使人类能够站在一种更高的立场、以一种超越自身有限性的眼界更好地理解和看待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从而本仁义而为人自身的个体生命及其社群生活确立一种合乎天地之道、顺乎性命之理的人道准则。如《易大传·说卦》所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所谓的仁义之道，既是儒家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小则可以使个体的生命得到安立，大则可以使国家社会乃至整个天下人类之性命得到安立。
然而，人生在世，其立德立功的事业必然要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影响与限制，不仅生命有限而易失，而且总难免会遭遇到诸如吉凶、祸福、顺逆、穷达、贫富、贵贱、得失、荣辱等各种命运的困扰。那么，一个人的行止出处，如何才能合乎大体，措置得宜，从而使其道德人格得以安顿挺拔、独立而不倚呢？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又曰：“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宥坐》）所谓“知命”，一是上达天之所命，了解自己担负的神圣使命，一是下知死生有限、时遇穷通、祸福终始之命运，而不困不惑、不忧不惧，乃至修身端行，为所当为，具体而言，即致力于修养仁德、博学于礼以立身处世。由前一种意义讲，则君子之学即是知天命与尽人事一以贯之之学；由后一种意义讲，则君子之学乃“义命分立”之学，如劳思光先生所说，义与命分属于“自觉主宰”与“客观限制”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意义的“自觉主宰”之领域是“义”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只有是非问题”，而事实意义的“客观限制”之领域是“命”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则有成败问题”，“孔子既确切分划此二领域，一切传统或俗见之纠缠，遂一扫而清”，故“孔子对原始信仰中之天、神、鬼等观念，皆不重视”，而“孔子既划定‘义’与‘命’之范围，故不计成败，唯求完成理分”。[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8页。]
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仁为人所当居之安宅，义为人所当行之正路，礼为人所当入之门户，一个人只有居仁由义、出入由礼，方能修身为君子。相对孔子的“义命分立”之学，孟子更加强调性、命之间的区分以及如何区别对待性与命的问题。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所谓“莫非命也”，据朱熹《集注》所释，意指“人物之生，吉凶祸福，皆天所命”，然而，人在世间所遭遇生死祸福之命运实则有正有不正，尽力行道而死者即为正命，反之，身陷囹圄、犯罪而死者与站立于危墙之下而死者，皆非正命。不仅命运有正有不正、存在着正当与否的问题，性与命亦有所不同，譬如：“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或疑“人”字衍）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依孟子之见，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与仁、义、礼、智、圣之德虽然“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然而，前者不可“求必得之”，后者却“可学而尽”（朱熹《集注》）。因此，前者虽属“性之所有”，但能够得到满足与否却取决于命运，亦不可求其完全满足，故君子不把它们看作是应当去强求满足的内在本性；反之，后者能够实现与否虽然取决于命运，但却是人通过自身努力就能够实现或应当不断加以存养扩充以求其完全实现的善良本性，故君子并不把它们看作是人的命运。
无论是孔子“义命分立”的立场和态度，还是孟子区分命之正否以及对性命加以区别对待的立场与态度，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才是一个人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的，什么是一个人应该努力去实现、努力去做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你有限的生命得到妥当地安立，使你有限的人生变得更富有价值与意义。孔子曰：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孟子曰：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这就是孔孟儒家的穷理尽性、安身立命之道。他们并非不知个体生命之可贵，但他们更深知道德与生命合一的可贵，诚如王夫之所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卷五《大诰》）“生以载义”，“义以立生”，这才是孔孟儒家所追求的安身立命的道德生命信仰，其中也蕴涵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总之，虽然生命有限，命运弄人，但人之为人，仍须存其良心、养其善性，仍当贵仁尚义、修德弘道，为此，还要能经受住穷困贫贱的考验、抵制住富贵利达的诱惑以及威武权势的胁迫，以尽其理分、性分之所当为者。一言以蔽之，凡真能深刻洞察和了解天人之道而做到穷理尽性者，必以仁义之道安身立命，乃至修己安人、平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