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生命感通，万物一体。
“天地之大德曰生”，得天地之化育，故万物生生不息，而人处其中，究竟应占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正确而恰当地看待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天人关系话语模式及其关于人和宇宙的观点与看法，但其中占据主流的则是以儒、道两家为代表而强调天人合德、天人合一的思想观点，他们“都假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原则，人们通过体察自然便能洞悉人事”[ [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页。]。但道家对于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类在其中的自我形象的定位主要是消极性的，强调人类应因循效法、消极顺应自然天道，或者过一种法天贵真、回归自然而与万物完全融为一体的生活，人类不应该心存任何超越于万物之上的僭妄的念头和想法。与之不同，儒家则将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地位和优异位置，赋予人类自身一种参赞天地之化育的积极能动性的可贵形象。与上文一样，我在此同样将重点阐述儒家意义上的这一人类自我形象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儒家的仁道情怀及其人文精神含义。
在儒家看来，在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中，人类乃是天地所创生万物中最为可贵、最为聪明灵秀的高级生命形态，如子曰：“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第九》）郭店楚简《语丛一》亦曰：“天生百物，人为贵。” 《礼记·礼运》篇则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将人视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或“最为天下贵”者（《荀子·王制》），这可以说是早期儒家所持有的最为典型的人类观念，这一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同样产生了最为深远而广泛的影响。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代表了早期中国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观呢？如果说是的话，它也只是一种天人亲和型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非天人对立型的强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或者荀子所谓的“最为天下贵”，事实上是要凸显和挺立人类基于其超越万物之表的卓越的灵秀意识或心智能力之上的道德主体性及其能够积极参赞天地化育的责任意识。一方面，在万物之中，唯有人以其卓越的灵秀意识或心智能力能够领悟和体认天地之道，并能够通过积极地取象效法的方式将之创造性地运用于人类自身的文明化的生活规划，譬如古圣先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易传·系辞下》），“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易传·系辞上》），或者是上本于天，下效于地，承天之道，制礼作乐，以修治人情（《礼记·礼运》）。另一方面，人类除了必须本着天地之道来维护自身的生存之外，还必须以至诚之心充分发挥人类自我的本性，乃至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而与天地相参（《中庸》）。要言之，正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所以人类对万物负有责任；正因为人类是“天地之心”，所以人类在取象效法“天地之道”来满足和提升人类自身生活需求的同时，还必须担负起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神圣职责。这种与天地相参的道德主体性及对万物的责任意识，也可以说正是儒家“显诸仁，藏诸用”（《易传·系辞上》）的仁道理念所必然蕴涵着的一种深刻的生态学含义。
人之为人，因其具备仁心良知而秀异卓立于万物之上。尽管个体的生命是渺小而有限的，然而只要人愿意大其心量，就能够上达天德，上体天道，就可以凭借其天然具备的聪明灵觉而富于道德感通力的仁心和善良的本性体认和领悟到那些比个体的生命更伟大而富有意义的东西，并为与之保持一致而努力奋斗，比如对于整个人类社群福祉休戚与共的关切以及渴望参与和融入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宇宙生命洪流之中以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这样一种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的仁道观念，在宋明儒者那里得到了最为鲜明而深刻的阐发，亦是他们最普遍认同的。
如张载《西铭》篇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二程则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或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而且，依二程之见，“天只是以生为道”（《二程遗书》卷二上），“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故而他们主张“观天地生物气象”或强调“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既然仁为天地之生气或天地生物之心，而且“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遗书》卷二上），万物亦皆可以一理照察，那么，二程由此而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种以天理仁道为中心而统贯天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明儒王阳明更是极力倡导这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其言曰：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冶，不可得矣。（《传习录》中《答聂文蔚》）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大学问》）
可见，在王阳明看来，以天地万物一体的仁心，亦即人类能够与天地万物相感通的一点灵明良知，是所有人初始都具备的，但它往往为“有我之私”和“物欲之蔽”所遮掩和限隔，因此，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但不管怎样，宋明儒者的上述宇宙观凸显了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其仁心、良知与天地万物相感通并与天地万物一体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说：“人类有其完美性，而他们展现这种完美的一个途径就是看护地球。”“那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别开来的，不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认识自我和表达思想的能力、发挥自己潜力的能力，它还包括我们欣赏他者（other）、看护这个世界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自我实现的能力一样，诗意地栖息于地球的能力以及与其他非人类存在物融为一体的能力，也是道德的前提条件。”[ 杨通进编：《生态二十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316页。]这也可以说正是儒家天人合德、天人合一、一体之仁等诸多思想信念所要表达的人类观念，也就是说，人之为人，作为“天地之心”，理应成为“天地之道”的笃信践行者和“为天地立心”的道德主体；作为“万物之灵”，也理应成为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责任担当者，唯有如此，人类才有资格配做充满生机的宇宙生命共同体的一员，才有资格配做地球家园的道德看护人和诗意地栖居者！总之，在儒家的天人关系信念中，唯有生命感通、万物一体的仁心良知，最足以破除人心的冷漠、麻木、狭隘与偏私以及人己物我之间的分裂、对立、疏离与限隔。这样一种思想信念正体现了中华民族极富生态学意义的天人合德、天人合一的生命意境、一体之仁的心灵境界与“为天地立心”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将之发扬光大，我们才能成为积极参与推动“生态文明”的守望者和建设者，不再仅仅是地球上竭泽而渔的资源盗取者与消费者，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能够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综上，我们身为华夏儿女，守望和卫护华夏文明乃是我们神圣的天职，中国是我们的父母之邦，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亦有责任使之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这是我们的天命所在；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具备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奋发自强，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生息繁衍于天地之间，必须洞察天人之理、人物之性，明达于天命与时遇，依循于仁义之道以修己化人、安身立命，实现自身卓越而不朽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人类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生活需要靠优良的治理之道来加以维持，而追求公平正义的优良治理之道，必须秉承天下为公的政治价值前提，必须以生民为重为核心目的理念；个体生命有其生而固有的局限性，然而人可以凭借其灵秀卓异的仁心良知或一体之仁的道德感通能力，提升自己的生命意境和精神境界，担负起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主体责任。
最后仍需指出的是，我们不是狭隘而僵化的传统主义者，因为我们深信人类具有一种开拓创新的能力；我们不是天真而狭隘的文化特殊论者，因为文化的特殊性中亦蕴涵着普遍性的价值诉求；我们不是抽象而浮浅的文化普世论者，因为强加于人的普世主义无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只是要立足于自己文化遗产中最好的部分来更好地理解其特殊性及其特殊性中所蕴涵着的良好的普世的一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梳理、概括、总结、提炼了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富有深度的思想信仰和精神文化生活之特质的方面，我们认为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如何在乐天知命与体仁而行、在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积累丰厚滋养并不断开拓进取、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作者授权中国孔子网发布，原刊于《孔子研究》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