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朱熹对“独”的理解与《大学》相同，慎独即是指谨独。但由于朱熹将此句前的“道也者”理解为“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又使其与《大学》的慎独具有某种差别：《大学》的慎独是对“诚其意”而言，是“诚意之助”，而《中庸》的慎独则是针对敬畏于“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的“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提出来的，二者在具体的语境中并不相同。更重要的，《中庸》的慎独应是对“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整个一段提出来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不过是对前者的强调和说明，而按照朱熹的理解，《中庸》的慎独仅仅是指“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在他的许多论述中都反映出来，如“戒惧一节，当分为两事。戒惧不睹，恐惧不闻，如言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是防之于未然，以全其体。谨独，是察之于将然，以审其几。”“黄灏谓：‘戒惧是统体做工夫，谨独是又于其中紧切处加工夫，犹一经一纬而成帛。’先生以为然。”“戒谨恐惧是普说，言道理逼塞都是，无时而不戒谨恐惧。到得隐微之间，人所易忽，又更用谨。这个却是唤起说。”（《朱子四书语类》卷49《中庸一》，第980～982页）这里朱熹显然将“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分为两事，前者是“喜怒哀乐未发时，凡万事皆未萌芽”，“是防之于未然”，后者是“察之于将然”，“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虽然在以上两个阶段都需要“戒谨恐惧”，但后者更是“紧切处”，谨独也主要是对此一阶段而言。朱熹的这种理解不仅割裂了慎独的有机整体，使人无法看到其与“诚”的联系，而且也像理解《大学》时一样，将慎独的一个环节当成了慎独本身，缩小了慎独的本来含义。
三、慎独在朱熹经学诠释中的特殊意义
朱熹对慎独的诠释不仅反映了慎独文意的曲折变化，而且从一个侧面使我们对朱熹的经学诠释有了进一步了解。与汉唐儒者一样，朱熹等宋明理学家也是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二者都可归于经学思想史的范畴。但理学家注经，不像汉唐儒者满足于经文的笺注训诂，而是更关注义理的引申发挥。朱熹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性理语类》卷10《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经文所表达的“圣贤之意”和“自然（天地）之理”才是理学家追求的最高真理。所以朱熹注经，不拘泥于个别经传文句，而是更关注义理的整体需要，他确立起理气、心性、格致等一套理论框架，又将这一理论框架贯彻到具体的经学诠释中；为了满足义理的需要，甚至不惜对经文进行变动和“篡改”，朱熹分《大学》为经、传，并补《大学》“格物”章，[ 关于《大学》文本的分析，可参看拙文：《〈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即是典型一例。但从上面对慎独的诠释来看，朱熹并非完全置文字训诂于不顾，而是同样将其作为上达“圣贤之意”、“天地之理”的必要手段。朱熹对慎独的诠释，并非出于理论需要的改造、发挥，而是在慎独原意遗失下的“误读”，是过分拘泥于文字训诂的结果。
从慎独的原意看，它可能更符合朱熹的思想，更有可能被朱熹所接受。比如，朱熹在修养方法上注重“居敬涵养”，认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同上卷12《学六》，第166页）。而据程颐的解释，敬就是“主一”：
或问敬。子曰：“主一之谓敬。”“何谓一？”子曰：“无适之谓一。”“何以能见一而主之？”子曰：“齐庄整敕，其心存焉。涵养纯熟，其理著矣。”（《二程集》第4册《河南程氏粹言》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3页）
朱熹继承了程颐的说法，认为“敬是常惺惺法，……人能收敛其心，不容一物，则可以谓之敬矣。”（《朱子文集》卷15《经筵讲义》）“常惺惺”即是要戒慎恐惧、敬畏；“收敛其心”则是要“收敛自家精神，专一在此”，不使“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心”。又说“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身心严然，表里如一。”（《文集》卷45《答扬子直》）就是要精神意念专注、集中，并在容貌上表现出来，作到内外的统一。这与《五行》篇释慎独为“能为一”在精神上何其相似。朱熹又发挥“尧舜相传之心法”：“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岂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时而泯者为当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须臾之不常泯也哉？”（《文集》卷36《寄陈恭甫书八》）人心易逐于外物而流于不善，所以为“危”；道心潜藏在内心深处，微妙难见，所以为“微”。为了不使人心放任自流泯灭了“尧舜相传之心法”，就要戒慎悚惧，诚惶诚恐，去作“惟精惟一”的内圣工夫，这与《礼器》的“内心”也有可沟通之处。朱熹在修养方法上并不必然要与独居、独处发生联系，他之所以难以抛弃独居、独处的成见，显然与《五行》等篇古籍的失传造成“独”在训诂上的变化有关。这说明朱熹在突出、强调“圣贤之意——天地之理”的诠释维度的同时，也保留着“文献——语言”的阅读理解。只是较之以往，后者降到次要、从属的地位，而前者则上升为经典诠释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