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

　　（在《百家讲坛》上的鲍鹏山）

　　上海观察：能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吗？1985年您在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申请支边，在青海师范大学任教，为什么选择去偏远的青海？

　　鲍鹏山：你们这一代很难理解我们。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王小波有一篇文章里写过，80年代大学生眼睛里都是放光的。那时候也不用考虑找工作，反正都是统一分配，收入也差不多，也不用买房子，大家都想着救国救民，中国往何处去。

　　我大学毕业时，国家提出开发大西北，我和几个同学就想一起去青海。如果不去青海，我大学毕业后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分回家乡当中学老师；另一条是考研，但那时候考研还不成气候，很少有人选择这一条路。我刚从农村里到大学，才读四年就回去，感觉世界那么大，还没看明白就缩回去了。如果选择支边，则天地宽阔。那时候就想着人生不应该那么早被局限住，应该虚一点，去更远的地方，看更开阔的地方。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你们怎么这么不切合实际。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诗和远方。我那时还真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远方》，其中有一句：远方诱引我，想象统治我。这首诗收在我唯一的诗集《致命倾诉》里。

　　上海观察：您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后，人气很高。您是怎么上的《百家讲坛》呢？

　　鲍鹏山：2001年我离开青海师范大学，进入上海电视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开放大学。刚来不久，2002年我就开始做系主任了，而且电视大学是成人高校，教育模式和教育对象都和普通大学不一样。这个系主任我一做就做了三届，一共六年，实话说压力很大，老想卸任，但一直没找到机会。

　　2006年六月，央视来找我做《百家讲坛》，我一直没答应。2007年底《百家讲坛》找到我们学校校长，校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去《百家讲坛》。我感到机会来了。我之前一直没去过校长办公室，那次是到校长室的唯一一次谈话，还是在国顺路的临时校长办公室。我和校长说，如果要上《百家讲坛》，一个月要录4讲，要写4万字，实在没有时间当系主任。就这样终于把系主任的职务给卸了，现在觉得舒服得不得了。

　　我觉得在大学里当系主任、院长都是在做牺牲，太多行政事务，太繁琐了。

　　2006年我没答应央视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回安徽师大读博士了。

　　上海观察：没在上海读博士？

　　鲍鹏山：没有，我最喜欢我那个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余恕诚先生，在唐诗研究上是全国有名的学者，无论是人品还是学识，我最敬佩的就是他。

　　上海观察：《百家讲坛》捧红了一批学者，最火的应该算是讲《论语》的于丹，您怎么评价《百家讲坛》？

　　鲍鹏山：《百家讲坛》一开始也不火，后来采取了主讲人制，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都上去了，这个节目才火起来。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抛物线式的，如果你在抛物线升到最顶端时闪亮登场，你就最耀眼了。

　　百家讲坛实行主讲人制之后，你可以说讲台上没有一流学者，但大多数人算是学者中比较优秀的，这点毫无疑问。而且这些学者也不是靠百家讲坛一跃成名的，大多数本来就在业内很有名气了。不然百家讲坛如何找到你？当然也有个别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