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整个20世纪基本上处于“魂不附体”的状况，在以科学主义和进化主义为主导的历史观的影响下，在不全面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儒家的观念和制度体系逐渐被确定为中国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并被认为是阻碍民主和科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儒学持肯定态度的人被视为“顽固”、“抱残守缺”。同时，类似袁世凯、张勋等军阀和其他一些政治势力对于儒学资源的滥用似乎强化了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的批判，并将以理性化为特征的儒家思想妖魔化为迷信和专制的根源。

　　对于儒学歪曲最为严重的是在“文革”中，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儒学被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对象。而历来被中华民族所尊崇的孔子被呼作“孔老二”，孔子被彻底丑化。

　　与此同时，一直有一些人为发生巨变的中国的背景中的儒学寻求出路，康有为可以看作是儒学转折中的关键性人物，因为他一直试图从制度重建（孔教会）和民族认同的双重立场来呈现儒学的价值，但康有为模仿西方教会化的做法和他与中华民国成立后帝制复辟闹剧理不清的关联，使得这些探索的价值始终得不到正确和公正的对待。甚至连新儒家都随意地“跨越”他而直接承接宋明儒学的精神。

　　随着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为模型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儒家的传统传播系统被摧毁，并成为哲学等新式学科的对象，因此，儒学逐渐进入“大学儒学”的阶段。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里，儒学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在西方的强势文化的影响下，现代新儒家们更多地将重点转入证明儒学的“现代价值”上，这种证明的最大特点是扩充儒家在心性层面的贡献而努力证明儒家与现代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新儒家之偏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使我们对儒学的认识褊狭化。

　　现代新儒家由大陆而海外，已经发展出好几个阶段，他们的努力扩展了儒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他们对于儒家和资本主义的讨论，特别是在亚洲经济奇迹出现之后，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本土资源和现代化关系的高度重视。

　　但是对于儒学而言，更大的发展契机存在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以一种“奇迹”的方式呈现在世纪之交的世界，这使中国在20世纪以来真正以一种正面和积极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而经济奇迹背后的民族自信心，客观上为儒学的发展创造了真正的可能性。

　　而中国的政治变革也需要更多的思想资源作为团结整个国家的基础。在读经等事件引发全国性的讨论的同时，思想、学术界也对儒家思想展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态势，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十分鲜明的形态登场。除了传统的学术层面的研究之外，努力于儒学的制度、政治、社会功能的探索是儒学研究最具活力的部分。

　　制度性的儒学研究，归纳一下，大致有这么几种主要的角度：首先是政治儒学和制度儒学。这种研究认为中国的制度建设应更多地从传统资源特别是儒家资源中吸收营养。这种研究目前已转变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许多政治学和法学界的学者也参与讨论。其次是儒学和儒教。前几年学术界曾经对于儒家是否是一种宗教展开过热烈讨论。虽然儒家是否是宗教依然分歧很多，但是试图以某种宗教化的方式寻求儒家的制度化重建，是近代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这种研究的重要依据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中儒教已经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再次是“抽象继承”。上世纪50年代冯友兰先生因为提出“抽象继承法”而饱受批判。但现代很多人的研究侧重于从儒家的内在理路而不是照搬孔孟的言论来讨论儒家的现代价值。对此，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和盛洪、赵汀阳对于“天下”观念的阐发是这种研究的典型。我个人认为是儒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第四是关于“儒学保护区”的主张。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认为应建立一个按儒家方式生活的“保护区”，这里推行传统的教育、政治、法律体系，并采用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设想引发了很多的批评。其他可能还有很多，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思路呈现出儒学的生命力。我理解为什么大陆儒学的发展引发出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为什么值得重视，因为他是应对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而儒学只有参与到中国发展的实际中，才有其发展的真正可能。

　　儒学或儒家的研究应从不同的立场中发现不同的价值，并从沟通中发现新的可能性。儒家思想中肯定有不适应于现代中国社会的部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的观念中有许多活的成分，能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建立起到正面的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