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全书看，孔子所说的“质”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说的形下层级的“义”（“义以为质”之质）；广义的还包含了本源层级的“仁”，即是指的“仁义”、情义。其中作为“仁”、“源”情感的“质”（“文质彬彬”之质），孔子也称之为“素”（素质）：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显然，所谓“绘后于素”或者“文后于质”，就是“礼后于仁”，也就是说，制度规范是渊源于仁爱情感的。（前引《说文》对“文”的解释“错画”，“画”即是“绘”。）这是孔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与前面谈“三年之丧”礼制源于仁爱的观念乃是互相呼应的。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孔子正义论中的这样一个问题结构：仁→利→义→礼。
但这可能立即遭到某些儒者的强烈抗议：“照这么讲，利欲竟是仁爱导致的。仁爱怎么可能导向利欲！”这似乎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这也正是我们这里想要着力研讨的一个重大课题：仁爱如何导向利益冲突。
由仁爱来说明利益冲突，这其实本来是学理的要求：不论是将仁爱设置为作为形而上者的本体，抑或是将仁爱理解为不仅给出形而下者、而且给出形而上者的本源所在，那都意味着必须以仁爱来说明所有一切存在者之存在何以可能，当然包括说明善、恶、利欲、利益冲突何以可能。所以，得出仁爱导致利益冲突的结论，这是思想理论之彻底性的必然要求。
这里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利欲乃源于爱。对于这个问题，荀子是有专门的表达的，谓之“爱利”，意谓“爱而利之”、爱人利人。（《荀子·强国》王先谦集解）生活情感的实情就是：我们爱一个人，便欲利这个人。其实，上文所引孔子谈到“惠而不费”（《尧曰》），其中已经包含了“爱而利之”、亦即仁爱导向利欲的意蕴。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孔子、儒家的正义论要有一个最完整的理解：尽管正是仁爱导致了利益冲突，但也正是仁爱解决了利益冲突。为此，必须对儒家的仁爱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是差等之爱；另一方面则是一体之仁、一视同仁。这看似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假如只有差等之爱，最终必然逻辑地走向杨朱的绝对利己主义，因为差等序列的顺推的起点就是自我（推己及人），差等序列的逆推的终点也是自我；假如只有一体之仁，那就与墨翟的“兼爱”无任何区别了。差等之爱乃是生活情感的实情；然而一体之仁所要求的恰恰是超越这种差等之爱，超越的途径就是“推”“让”，这其实也就是正义原则的一项实质蕴涵。（详后）
那么，仁爱究竟如何导致利益冲突？这是由于爱的差等性。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爱亲人甚于爱他人，爱他人甚于爱它物。我们来看《论语》所载的一个例子：“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这并不是说孔子完全不爱马，而是说他对人的爱甚于对马的爱。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一般来说，我们爱一个对象，便欲利这个对象：爱己便欲利己，爱亲便欲利亲，爱人便欲利人，爱物便欲利物。但是，这些不同的爱而利之，往往发生冲突。例如，对亲人的爱而利之和对他人的爱而利之就可能发生冲突。假如我们承认社会冲突总是来自人们的利益追求，那么，按照儒家对于仁爱的本体地位或者本源地位的确认，这种利益冲突就只能是源于仁爱的。关键在于：在孔子、儒家看起来，不仅导致利益冲突的是仁爱，而且保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同样是仁爱。
那么，仁爱究竟如何解决利益冲突？那就是仁爱之中的一体之仁所要求的“推”“让”。众所周知，“推”与“让”是孔子儒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孔子认为，“礼”所要求的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让”或“礼让”，正如子贡所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如孔子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
人们之所以要“让”，乃是出于“推”：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这正如孟子在批评齐宣王时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卫灵公》），那就是典型的“推”的体现。
这种“推让”，从依礼行事的角度看，那是一种道德要求，有时甚至是一种利益上的理性考量（西方启蒙思想就侧重于这个方面）；然而从生活情感本源上来看，这并不是什么道德教育的结果，而是源于一体之人的本源情感：人们在生活本源的本真情境中，原来并无所谓我与尔、人与物的差等分界，这是原初境界的一体之仁，也是最终超越得以可能的本源保证；在跌落出原初境界之后，人们超越功利境界、甚至超越道德境界，达到最高境界，就是重返一体之仁。
这种“推”“让”，也就是正义原则当中的正当性准则。
四、义与正和宜——正当性和适宜性
孔子非常重视“义”即正义。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季氏》）他与弟子曾有这样一个对话：“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所谓“徙义”，就是走向正义。我们不能停留于仁爱，因为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是有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就必须走向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