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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犹不及与全球性问题

2017-07-28 15:03:00  作者:何中华  来源:中国孔子网

  【按】对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选择中西文化的表现大不相同中国人主张知足常乐西方人更喜欢向事物的极限挑战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简单地说,中庸意味着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就像西施之美,美在恰到好处,多一分不成,少一分也不成。所以,孔子曰:“过犹不及”;它的意思是说超过了同达不到一样不好。在中庸问题上,儒家同道家也有相通之处。孔子提出“过犹不及”;老子认为“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有余”即“过”,“不足”为“不及”;损有余以补不足,也就是避免过与不及。此为儒道相通的一个显例。中国文化主张凡事不走极端,不鼓励“笔走偏锋”。

  毋庸讳言,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先知们对事物的都有着自觉的体认,但各自所采取的姿态却并不相同。西方人往往以超越的态度去看待事物的“度”,他们更喜欢向事物的极限挑战,例如奥林匹克精神就被诠释为“更高、更快、更强”。这不能不说是文化性格使然。我们从这里很难体味到对“度”的敬畏和守望态度。诚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讲过:“德性的本性就是恰得中间”;“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但就像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指古希腊人——引者注)有‘一切都不过分’的格言;但是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在纯粹思想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犯罪上”。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人对事物的“度”是持守望的态度,而不是突破和超越的态度。

  人类始终面临着一个矛盾,就是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欲望的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诚如苏东坡所言:“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面对“无穷”有尽这对矛盾,不同民族的文化所采取的解决策略是存有差异的,它体现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一般地说,人们对付这个矛盾可以有两种解决的办法:一是通过约束自己的欲望,知足常乐,以达到缓解矛盾的目的;一是释放自己的欲望,不断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值和扩张,以适应不断增长的需求。总体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走的是前一条路子,西方文化走的是后一条路子。胡适指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而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虽然胡适是从批评中国文化的角度作这种比较的,但他的结论在描述意义上仍不失其准确性。

  的确,对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选择,中西文化的表现大不相同。中国文化对人的需要(“欲”)并不刻意加以塑造,而是顺其自然。中国人是主张知足常乐的,即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自然的限度以内。中庸的文化观念使中国人能够恰当地看待自己的欲望。孔子曾称赞《诗经》“关雎”篇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而有度,哀而有节,这里面体现了阴阳相济互约关系所形成的张力结构,其中就隐含着中庸的致思方式。《吕氏春秋》曰:“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毛诗大序》亦曰:“发乎情,止乎礼仪”。这些都显示了中庸的态度,它总是避免极端和偏执,而善于在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均衡。应该说,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待人的欲望,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纵欲,而是限欲。这种态度是很健全的。西方中世纪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结果引发了现代社会的纵欲主义的反弹。在某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时代就是一个宣扬人的肉欲的时代,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不是这样。不少人总是认为宋明理学是禁欲主义的,是压抑人性的,是不近人情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诚然,理学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从字面上的确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殊不知,它所谓的人欲是有特指的,它并不是泛指人的一般欲望,而仅仅是指那种超过人的自然需要的欲望,亦即人为制造出来的欲望。在中国人看来,“知足”与“为道”内在相关。“道法自然”,无待外求。唯有知足,方能无执去妄,从而顺应人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当然之则,完全摆脱任何外在的牵挂。所以老子说知足不辱”,这是因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符合自然的欲望或需要,才是天理的体现和要求。中国文化反对需要的人为塑造,因此它把满足虚妄需要的对象视作“机械”、“机事”,把虚妄需要视作“机心”,即对天道的偏离。这在宋儒朱熹那里讲得也很清楚,例如他说:“饥食者,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朱熹认为:“私欲”乃是不当如此者”;而“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又此欲岂能无?”因为这是“合当如此者”。

  西方文化则不然。按照胡适的说法,西方人“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应该承认,这种刻画还是相当确切的。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人的需要不再囿于自然赋予的限度,而是在此基础上更多的被文化塑造出来。它已经疏离了人的本然状态,变成一种人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西方的大众消费社会的崛起,就是这一特点发展到极致的体现。不知足不仅产生了胡适上述那一切,同时也产生了全球性问题”,即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正是这些难题,把当代人类抛入了空前绝后的生存困境之中。

  在一定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人类不断地同稀缺性作抗争的历史。如何在欲望与匮乏的博弈中胜出,无疑是对每一个民族的考验。“过犹不及”式的中庸观念,已经并将继续为我们应对这种挑战提供睿智和启迪。

   (本网经作者同意发表;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