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冈山县旧闲谷学校为例
四、 结语
闲谷学校自1670年创办以来的历史演变,让我们首先看到日本精英阶层始终尊孔崇儒、虔诚吸纳并积极传承着源自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藩主池田光政以孔子倡导的仁政作为其政治理念,政治学问一致,并为此而大力兴办供藩士子弟读书的冈山藩校以及供普通老百姓子弟就读的闲谷学校,后者成为日本最大的庶民乡校。芳烈祠与圣堂的基地差距可谓是一藩之主始终以身作则尊孔崇儒的象征体现,对闲谷学校儒家经典教育与释菜礼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当今冈山县立和气闲谷高级中学一直继承着闲谷学校创建以来295年的学统,将儒家思想的信奉者、闲谷学校创办者池田光政所倡导的“信、勤、俭”作为三宝校训,积极传承新年初读之仪与释菜礼,反映了池田光政所崇尚并积极推行的儒家仁政及其教育理念深入当地民心与社会生活,具有普世性意义。
其次,他们在学习汉族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文明体系有选择地吸收,并根据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地进行加工取舍和不断创新。如圣庙里只供奉孔子而没有四配,释菜时只祭拜孔子,其礼仪在1915年恢复后将传统的儒式逐渐简素变容但敬虔严肃,跪坐礼改为站立礼,击鼓由三百六十响减至十响,新增了演奏吉备乐与献诗两项仪式等。整体而言,逐渐改革并传承至今的释菜既有源自中国周代的仪礼成分,也有佛家元素以及神道色彩,特别是祭品及其相关环节已经完全神道化了。从这个视角来看,日本社会不但没有被“汉化”,反而一直在“化汉”,即他们始终按照自身独特的观念体系有选择地吸收消“化汉”文化中的部分元素。
值得留意的是,中日祭孔仪式中祭品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国传统饮食习俗的差异。曲阜祭孔大典的祭品是传统释奠礼中的三牲太牢。因为中国人一直习惯食用四肢动物,“三牲”无论对生者还是对死者都是最高佳肴;而日本历史上受佛教的影响,天武天皇于676年颁布禁止杀生食肉的敕令(保护对象为牛、马、鸡、犬、猴,但不包括野猪与野鹿),江户时代幕府还公开提倡佛教素食,因此在明治维新以前传统饮食习惯是通常不杀四肢动物食用,而是以鱼米蔬菜为主,由此可见,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过程既反映了日本精英阶层吸纳传承儒家文化的积极性、选择性以及创造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神道和日本佛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异性。中日两国的儒家文化既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又存在着不可混淆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近现代流行的所谓中日两国属于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甚至将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传统文化与文明体系视为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体系的延伸等观点主要是因为只看到了日本也有孔庙与汉字等一些表面上与中国相似的部分元素而已。
另外,闲谷学校释菜中的讲经环节传承至今的现象在日本其他孔子庙的释奠中也普遍存在,值得我们中国人留意并反思。正如彭林与张德付所指出的那样,讲经本来是中国传统释奠礼中的重要仪式与内容,但是我们却没有传承下来,应该增加讲经的环节,并把名称由祭孔大典改(恢复)为释奠(释菜) 。
孔庙是儒家文化象征的集中体现,在孔庙举行释奠或释菜并诵读《论语》,可谓类似在基督教教会诵读《圣经》。因此,公益财团法人特别史迹旧闲谷学校显彰保存会定期在圣庙主办释菜,在讲堂举办新年初读之仪以及每月的《论语》诵读来传承推广儒家思想,用儒家伦理道德来教化民众,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特别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也成为当代日本各地孔子庙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
近年,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正能量及其象征意义。2013年9月5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室公布了《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的第六条建议将1985年1月21日制定的教师节从9月10日改为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与台湾等地做法一致。若该建议能得以落实,一定有助于各地孔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其具有的多种社会功能变成更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本文所论述的闲谷学校儒家经典教育以及释菜礼在江户时代兴盛、明治时代衰退、大正初期恢复并传承至今的变迁过程与汤岛圣堂以及各地部分藩校的历史轨迹大同小异,具有代表性。如果把日本孔子庙的这种历史轨迹与中国大陆孔庙与儒家经典教育以及释奠礼的兴衰变迁史相比较并分析讨论,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尽管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本文的主旨范围,但本研究足以说明:如果说孔庙与释奠·释菜以及儒家经典教育的兴盛是国家统治者及其社会精英尊孔崇儒的象征,也是社会繁荣、和谐发展的标志之一,那么经过强大的欧美近代文明冲击洗礼,在明治时代后期逐渐由日本精英阶层自发恢复传承至今的儒家经典教育与释奠·释菜礼的史实,也和中国大陆正在持续复兴的各地孔庙与祭孔大典以及儒家经典教育浪潮一样,充分反映了儒家文化(文明)不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文明)之间有着继续共存、互补乃至共同发展的必然性,而且还彰显了其自身不可忽视的价值及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