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丛子》的珍贵价值
《孔丛子》一书在儒家文献中，一向不受重视，不仅研究者少，而且连其许多有价值的材料都不被引用。实际上，《孔丛子》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如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等。以下着重介绍《孔丛子》20篇与《连丛子》2篇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至于《小尔雅》的价值，黄怀信教授已有充分的论述，此不赘述。
首先，作为一部类似于“孔家杂记”的书，它提供了许多有关孔子世家的珍贵史料。李学勤先生认为，《孔子家语》和《孔丛子》是汉魏间孔子家学的两部重要文献。比较而言，《孔子家语》重点是记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孔丛子》却是重点记述孔子后世子孙的言行事迹。所以，从孔子家学的传承和孔子世家的角度来看，《孔丛子》的价值大于《孔子家语》。孔子以后，从三世孙孔伋到九世孙孔鲋，数代闻人的若干言行事迹，全凭《孔丛子》的记述而为后人所知。《连丛子》不仅记述了汉代孔氏的谱系、家学、名人的情况，还记载了孔子家族的一个特殊的继承制度：孔子八世孙子顺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和次子享有孔氏继承权，却又有分别：长子一系继承殷统，次子一系继承祀孔权。小子一系无继承权，却因为军功而封侯（见《连丛子》上《叙书》）。孔氏家族的特殊继承制，以往鲜为人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与《孔丛子》长期被视为伪书有关系。其实，《叙书》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靠的。孔子家族的这一特殊继承制，无疑是宗法社会继承制的一个罕见的样本，值得认真研究。
同样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孔子世系的计算问题。从《连丛子》的记载可知，在汉代，孔子世系的计算不是从孔子开始，而是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开始算起。孔子世家的第一代祖先是谁，似乎仅仅关系到孔子世系的排列问题，其实，问题不止如此。如果与宗法制联系起来考察，一个家族的血缘谱系，不仅与该家族划分大宗、小宗有联系，也与该家族内的亲亲、尊尊直接相关。按照宗法制划分大宗、小宗的规定，汉代孔子世家以叔梁纥为始祖，则从叔梁纥往下传至五世，由于“亲亲之义，五世而尽”，必须从第五世的嫡子中选择嫡次子另立小宗。此小宗再传至五世，又别立小宗。如此类推，就会形成一个大宗与若干小宗对列、若干小宗必须共同拥戴大宗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大宗永远尊叔梁纥为始祖，从叔梁纥开始，一代一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由此不难明白：为什么孔子八世孙子顺的长子继承殷统，次子主持祀孔事宜，原因就在于汉代的孔子世家尊叔梁纥为始祖。尊叔梁纥为始祖，并以叔梁纥代表殷统，说明孔子临死前叹息“予，始殷人也”（《史记.孔子世家》），为其后世子孙念念不忘。后来，孔子世家改奉孔子为始祖，由衍圣公的长子为大宗继承人，次子主持子思祭祀事务。
司马迁为孔子作传，不置于“列传”，而是升格为“世家”。看看《孔丛子》记述的孔子以后几位子孙的言行事迹，再看看司马迁亲自到孔子故里考察，“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可知，孔子以后，孔子子孙十分珍惜作为圣人之后的光荣，恪守先祖教诲，修德讲学，世代不替，形成了良好的传之久远的家学、家风，如第17篇《执节》所记赵王对孔谦说：“从古及今，载德流声，未有若先生之家者也”。正因为如此，孔子后世，人才辈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家。
其次，《孔丛子》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孔丛子》在宣扬、阐发孔子思想方面，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经由孔子子孙而不断重温孔子的教导，二是书中有不少关于孔子子孙如何不忘本，如何为人处事，如何修德讲学的内容，向人们展示了圣人之后的风范和情操。至于在儒家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方面，似乎没有特别过人之处，但是，仍然有闪光之点。比如，第6篇《杂训》记子思与悬子讨论禅让与革命的问题，子思提出了一个观点：“夫受禅于人者则袭其统，受命于天者则革之”。这是说，经由禅让而和平获得政权者，应该承袭其前任的传统；因为天命转移，经由暴力而夺得政权者，应该革故鼎新，改正朔，易服色，与民更新。禅让与革命，是古代政权更替的两种方式。禅让是和平的，革命是暴力的。为什么“受禅于人者则袭其统”？这是因为禅让是选贤与能的最高表现，是政权在贤能与贤能之间的和平交接。在禅让中，一代又一代贤能开创的事业，自然能够传承下去。为什么“受命于天者则革之”？这是因为在天命转移的过程中，上一个政权贪污腐化，丧失民心，天命不再保佑这个政权；起而代之者实行仁政，与旧政权决裂，没有继承关系，所以必须改造旧社会，革除旧制度，塑造新社会，展现新气象。
再如第21篇《答问》记陈胜与孔鲋讨论文献记载的可信度问题，表现了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陈胜读《国语》，认为《国语》记载骊姬夜里向晋献公哭进谗言的事不可信，理由是“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显然，陈胜的质疑有理、有力，表现了他不盲从、不迷信的理性精神，与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约略相符合。孔鲋回答陈胜的质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制度上给予说明。从道理上说，夫妇夜里在卧室的交谈，极为隐秘，不为外人知，在这一点上，国君与平民的确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在制度上，国君与平民却大不一样。国君始终有史官相伴随，“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举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正因为如此，晋献公与骊姬的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为女史记录了下来，从而为人所知。显然，孔鲋的说明合情合理，为陈胜解惑释疑。今人阅读及此，不禁为陈胜的质疑叫好，也能够从孔鲋回答质疑的思路中受到启发。这就是《孔丛子》文本的魅力所在。
作者：王钧林，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和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