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有理由回到汉代的章句学，按照章句学的程序与方法，来审视“君子不重则不威”章。

　　第一步是分析章节的问题。

　　分章与句读一样，直接关系到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为汉代经学家所重视。分章的学理依据是，一个经典文本构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亦相对完整的意义表达的单元，汉代经学家将此单元称之为章。每一章所表达的意义，往往由几个层次的意思所组成，一层意思用一节来表示。这就是章之下的节。《论语》是语录体，全书似乎没有一个意义表达的逻辑结构，一段语录，或者一个片断的记事，即构成一个独立的意义表达的单元。了解并掌握了每一个单元的意义，融会贯通，就会对《论语》全书的思想宗旨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分章在《论语》文本的理解上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审视“君子不重则不威”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此章是否构成《论语》文本的一个独立的意义表达的单元？这是此章能否成立的基本依据。如果是，则又如何解释此章四节彼此疏离的问题，以及“主忠信”以下三节重见于《论语?泰伯》篇的问题。在汉代经学家看来，此章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表达的单元，并无问题。我们不妨认可和接受这一说法，并推测这一说法的根据，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此章是孔子一次言谈的完整的真实的记录，自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另一种情况是，此章是孔子在不同时间、场合言谈的记录，共有四个片断，散见于不同弟子的记录，是《论语》的编纂者将这四个片断归拢、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一章。大概由于竹简错乱或者重复抄写的缘故，编纂者又将“主忠信”以下三个片断重复置于《泰伯》篇。第一种情况表明，此章在孔子那里就构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第二种情况表明，此章只是在《论语》的编纂者那里，才构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哪种情况更接近于真实。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无论那种情况，都表明此章可以作为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来看。况且，即使是第二种情况，《论语》的编纂者去孔子未远，其对于《论语》文本的理解应该最为近真。

　　既然“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可以独立成章，可以视成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哪又如何看待此章四节内容不联贯的问题？这牵涉到对此章的整体把握与理解的问题。持之有据的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提供一个言之成理的思路，即：此章是孔子针对君子而言的，是孔子关于君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的言说。孔子并没有给出做君子必须具备的全部条件，而是采取了列举法，简单地列举了四条，分别代表了从四个视角或四个方面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不同的视角、方面之间可以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却有着共同的指向，指向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整体。具体来说，在此章中，君子是孔子言说的中心，围绕着君子，孔子从不同的视角、方面提出要求：

　　（一）“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是从个人修养和学习的方面提出的教导。君子要自重，自重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才能有威严；自重是品性修养，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学习。学习使人知识广博，不至于闭塞固陋。

　　（二）“主忠信”，即坚持忠信的原则，这是从道德方面提出的要求。在道德方面，孔子为什么只提“忠信”而不及其他，估计这很可能与讲“主忠信”的语境有关。此语境今已不得而知。

　　（三）“无友不如己者”，这是从交友、择友方面说的。儒家一向重视朋友关系，将其列为“五伦”之一。孔子多次提及朋友，《论语》首篇首章即记载了孔子一句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认为，与朋友交往首先是坚持诚信的原则，其次是有所选择，“无友不如己者”。与贤于自己的人交朋友，一则“见贤思齐”，二则能够得到指导和帮助，有利于提升自己；相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不能从相互勉励、批评、帮助中受益，不利于提升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无友不如己者” 。

　　（四）“过则勿惮改”，这是从迁善改过的方面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不怕犯错误，怕的是犯了错误，文过饰非，坚持不改。所以，孔子指出：犯了错误就不怕改正，以此作为君子应有的特点和优点。

　　本来，以君子为中心，还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条件和要求，可是，孔子只提出了这四条；也有可能孔子提出了若干条，但被记录下来的只有这四条。总之，这四条是孔子针对君子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如此理解，全章作为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就完全可以成立了。

　　第二步是句读问题。

　　对全章的意义有一个正确而透彻的理解，这是解决句读问题的前提所在。弄懂了，读通了，句读自然不成其为问题。所以，“先立乎其大”，由大及小，是章句学遵循的程序或步骤。此章的句读，按现在通用的标点符号，应该标注如下：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杨伯峻《论语译注》对于此章意义的理解，与笔者相同，但是，在句读上却有差异。杨伯峻的句读如下：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如此句读、标点，对于理解全章意义似有困难，杨伯峻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注释中特别说明：“君子——这一词一直贯串到末尾”。如果不做此一交待，恐怕读者很难想像到君子一词贯串全章各节，直至末尾。而且，杨伯峻用了四个句号，将全章分为四节，一节一层意思。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四节彼此独立，相互间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