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运用章句学梳理分析《论语》“不重则不威”章，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重新发现章句学的价值；一方面是的确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当然，笔者笨拙，试图解决问题却出乎预期。同一技艺，大匠为之神乎其技，拙工为之滥乎其艺，人们不为拙工而废弃技艺。章句学的学理精髓，在于“先立乎其大”，善于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一个意义表达的单元，然后，高屋建瓴，从整体出发，了解并把握整体之下的若干组成部分，如同章句学的章―句―字的程序与方法所展示的那样。这是我们应当记取并加以熟练运用的治学方法。

　　章句学在经学草创时期特别适用，因为特别适用而很快走上全盛。经学草创时期，是各种经典文本的大发现、大汇合、大整理、大诠释的时代。而各种经典文本的最初整理与诠释，会自然遵循章句学指示的路径，首先了解并把握其篇章布局，然后经由句读，读通读懂经典文本。这完全是不期然而然的路径选择。经学草创时期约与西汉同步，到了西汉末年，章句学发展至烂熟，运用章句学梳理分析经典文本的篇章结构及句读工作，一代又一代，该做的和能做的几乎都做了，并且不知做过多少遍了。在章句学的第一、二步工作似乎“山穷水尽”的情况下，经学发生了一次转向，由章句分析转向名物训诂。其实，这是汉代章句学的内部转向，即工作重点由章句学的第一、二步转向第三步。了解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我们今天必须清醒地认识章句学实际应用的限度，在那些经典文本中的章句分析已经得到圆满解决的地方，不必再逞其能，画蛇添足。至于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正是章句学的“英雄用武之地”。

　　章句学三步工作的全部目的，在于了解经典文本所记载的作者的“本言”，即作者在此究竟说了一些什么。这是经典诠释学的基础性工作。章句学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基础性工作之上，它还要进一步发明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即作者隐含于文本之中的言外之意和一些题中应有之义，西汉经学家善于从寻章摘句中发明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即属此类。一般而言，章句学进展至“微言”这一步就此打住，不再向前；然而，汉代经学家，特别是治《春秋》公羊学的一派，却能继续探索前进，他们不仅乐于发明经典文本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还进一步追问、寻求其题外应有之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题中和题外应有之义的阐发上间附己意，以“参言”的方式参与了经典文本的意义创造。此犹不足，更有甚者，受经典文本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题外应有之义的综合启发，诠释者有所领悟，感觉必欲替作者说出一些什么，于是产生了代圣贤立言的冲动。代圣贤立言，其实是自己立言。“立言”是经典诠释学的最高阶段。立言者以我为主，六经皆为我注脚，其所立之言超出了经典文本的“固有”与“应有”之义，扬之高，凿之深，却又不偏离经典文本的学理逻辑，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创造[ 在汉代经学史上，似乎还找不到一位藉由儒家经典的诠释而进行系统的思想创造的“立言”者，就像孟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那样；但是，如果放宽标准，不是系统的而是在某一点或几点上确立新说新义也应该算的话，则董仲舒无疑就是一位“立言”者。]。

　　“本言”、“微言”、“参言”、“立言”，在我看来，是经典诠释学循序渐进的四个阶段[ 此处所说的经典诠释学的“四言”，与傅伟勋（1933-1996）的“五谓”（参见氏著《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第9-46页）有联系也有区别。所谓联系，在于“四言”是以“五谓”为参照而创立的；所谓区别，在于二者有诠释程序上的四步、五步之分，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假以时日，笔者将撰文专门阐述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四言”说。

　　]。“本言”、“微言”属于章句学的范畴，“参言”跨在章句学的边界上，“立言”则超出了章句学的边界。笔者关于“君子不重则不威”章的分析讨论，只属于“本言”阶段的工作。“本言”治之未洽，无暇他顾；由“本言”拾级而上，愿俟诸高明。

作者：王钧林，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和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