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到了近代，迅速下移，退居次要地位。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儒学丧失其官学地位，和儒家文化所依附的社会制度的崩溃。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以后，并没有“博物馆化”，成为死的文化遗产，而是仍有源头活水，富有生命力，成为现代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种，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列为现代中国的三大文化形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日欲建设中国文化，须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资源，兼收并蓄中、西、新、旧等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以新内涵、新形式、新气象延续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命脉。

　　关键词：儒家 儒家文化 边缘化 现代化 中国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可是，到了近代，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国家的根本变革，儒家文化在1905－1919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被彻底边缘化了，退出了先前的主流文化的地位，“五四”新文化代之而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然而却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一、儒家文化的边缘化

　　儒家文化的被边缘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

　　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导致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来说，现代化是无可逃避的宿命。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牵着走。此乃必由之路，别无选择。现代化是一个把现代性的种子植入传统社会的土壤，使之发芽、扎根、生长的过程。现代性虽然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概念，但是，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来说，它却有着清晰而确定的内涵，举其荦荦大端，至少有以下三点：

　　（1）由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民初民间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等推动的经济工业化；

　　（2）由戊戍变法、清末立宪、辛亥革命推动的政治民主化；

　　（3）与上述二者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宪政、共和、科学等思想文化观念。

　　现代化的进展，现代性的成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1898―1911年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个尝试期。1898年戊戍变法、1906―1911年立宪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是短时间内连续发生的三次国家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尝试。每一次都有成功的希望，每一次收获的却是失望。然而，第一个尝试期毕竟最终实现了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变，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任何公开的复辟都会遭到国人的唾弃，任何专制的行为都必须打着民主的招牌。尽管仅仅赢得了一个民主共和之名，——切不可小觑了这个名：名是理念，是合法性的理据，是逻辑的出发点，有了民主共和之名，国人可以正名，可以循名责实。

　　正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个尝试期，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从主流文化的位置上跌落了下来。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瓦解了行之千余年的“学而优则仕”的制度设计，是对儒家文化的第一波冲击；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宣布废除学校读经，从一向独尊四书五经的教育领域发起了对儒家文化的第二波冲击；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完成了对儒家文化的最后一击，终结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

　　有意味的是，对儒家文化的第一波冲击，来自于清政府；第二波冲击，来自于民国政府。前后相隔不过七年，帝制政权与共和政权都对儒家文化采取了动摇其本的措施，反映了此时儒家文化的尴尬处境。而最要命的第三波冲击，来自于民间，一批“五四”学人承接辛亥革命思潮反孔的余波，起而批孔，反礼教，直捣孔家店。声势浩大，震动社会。参与反孔的“五四”学人有新潮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主流知识分子，拥有话语权，领一时之风骚。为孔子、儒家做有力辩护的只有梁漱溟一人，势单力薄，不能扶大厦之将倾。儒家文化自汉代确立起其主流地位以来，曾经遭遇过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挑战，却未曾受到社会精英分子和主流知识分子的群起反对与批判。“五四”时期，一批社会精英分子和主流知识分子请来“赛先生”和“德先生”，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激烈反孔批儒，实际上是将儒家文化看作是应予抛弃的旧文化。这是儒家文化二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