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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命哲学到康德

——张君劢先生道德与知识关系探论

2017-07-24 14:38:00  作者:赵卫东  来源:中国孔子网

  张君劢言:“二十世纪者,行为时代也,奋斗时代也,创造时代也,一言以蔽之,革命时代也。”[1](P1115)在20世纪这个政治、思想与生活的变革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应有的理性,要么陷入全盘西化的谬论,要么陷入顽固保守的泥潭,张君劢特立独行,以其特有的理性精神,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与同时代其他学者一样,张先生也没能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其当代新儒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一个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指出了科学与人生观的五大不同,对科学与人生观进行了严格区分。他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2](P38)科学虽有一定公例可言,而人生观却无客观标准,“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乃不能不舍科学而别求一种解释于哲学或玄学中。”[2](P102)此论一出,引来胡适、丁文江等人的猛烈批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随即上升为“科玄论战”。

  在“科玄论战”时期,张先生对科学与玄学的严格区分,实际上蕴涵着他对知识与道德的分野,他言:“人类好于一切现象求其因果之相生,于是有知识,有科学。然欲以因果律概括一切,则于人生现象中,如忏悔,如爱,如责任心,如牺牲精神之属于道德方面者,无法以解释之。”[2](P93)在张先生看来,知识是科学的基础,而道德则属于玄学,正如科学不能僭越玄学一样,知识也不能僭越道德。他言:“人生观论战初起之日,我心中对于自然界与人事界划了一条鸿沟,意谓自然界有公例可寻,而人事界无之。”[1](P39)显然,张先生在对科学与玄学进行严格区分的同时,还有把科学与玄学对立起来的意思,这导致他在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时,表现出反理智主义倾向。因此,后来他在反思“科玄论战”时言:“吾与东荪及适之,皆受欧美反理智主义哲学之洗礼之人也。东荪民七译柏格森氏创化论,我以和会后留欧,专攻柏氏及倭铿哲学,及返国作‘人生观’演讲,引起思想界之辩论。其实我所持者,即反理智主义之论调,惜乎当日与我论难之人,侧重科学玄学一边,绝未见及吾所谓生者,乃柏氏之所谓生,非科学之所谓生也。”[1](P117)

  “科玄论战”时期是中国科学与民主的呼声最高涨的时期,但从张君劢处理科学与人生观、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态度来看,他当时并没有立足于中国迫切需要科学与民主的现实来说话,而是走上了一条与现实需求相反的道路。这与张先生当时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是分不开的,但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在近、现代中国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激进与保守并不是绝对的。[3]从中国当时迫切需要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言,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的态度无疑是保守的;但若从后现代化的立场来看,他又是超前的。他言:“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2](P10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学第一次显示了其无坚不摧的毁灭性力量,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张君劢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由科学一手促成的这一人类悲剧,才站在后现代化的立场上,主张不要盲目信仰科学,应该把科学与玄学严格分开,并因此而提出反理智主义论调。然而,这仅仅是促使张先生走向反理智主义的原因之一,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则是使其走向反理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生命哲学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倭伊铿、柏格森、狄尔泰与齐美尔等。早期的张君劢深受生命哲学的影响,倭伊铿与柏格森哲学是其“科玄论战”时最基本的理论武器,就连他所使用的“人生观”这一术语,也源于倭氏哲学。他言:“‘人生观’(Lebensanschauung)之名,本于倭伊铿所著之‘大思想家之人生观’,是指哲学史中各家对于人生与宇宙问题之答案,其为主观的,毫无疑义,我的老师重视大思想家之创造力,我是的确受他这方面的影响。”[1](P1000)作为倭伊铿的学生与柏格森的信徒,张先生不仅只是接受了他们的哲学术语,而且深受其反理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言:“我初窥哲学门径,从倭伊铿、柏格森入手。梁任公先生游欧,途经耶纳,与倭氏匆匆一晤,引起我研究倭氏哲学之兴趣。同时每年一度去巴黎,兼读柏氏著书。然倭氏柏氏书中,侧重于所谓生活之流,归宿于反理智主义,将一二百年来欧洲哲学系统中之知识论弃之不顾。”[4](P712)显然,张先生自己对他在“科玄论战”中所持的反理智主义的立场曾有过清醒的认识。

  在《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一文中,张君劢曾对倭伊铿哲学作了系统介绍。在张先生看来,近世哲学潮流可以分为思想哲学与生活哲学两派,他言:“以思为出发点者,以思为唯一根据,故重理性(reason)、重概念(idea)。以论理学上之思想规则、与夫认识论为其独一无二之研究方法。盖此派以为欲求真理,舍思想末由焉。以生活为出发点者,以为思想不过生活之一部,欲求真理,舍自去生活(Erleben)而外无他法。故重本能(instinct)、重直觉(Intuition)、重冲动(Impulse)、重行为(action)。换言之,真理不在区区正名定义,而在实生活之中是矣。”[1](P1096)在张先生看来,倭氏哲学即属于生活哲学一派,他以精神生活为其哲学系统之中心,并由此出发反对主智主义与自然主义。倭氏认为,以黑格尔为典范的主智主义,“其所以教人者,思之思耳。世界全体为思之力思之形式所照耀耳。一切实在,尽变为一套论理的关系耳。以思为惟一途径之故,直接生活与夫灵魂内容,必归于毁灭,盖灵魂之深处,是为情感,是与思与论理的关系不相容者也。”[1](P1105)而“自然主义之误,在但知物,不知心灵作用,不知生活过程;殊不知苟无心灵苟无生活,虽欲知物察物而不可得矣。”[1](P1107)主智主义但知心而不知物,自然主义但知物而不知心,都割裂了心物关系。为了纠正主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偏颇,倭氏提出精神生活的概念,试图以此调和精神与物质、唯物与唯心之间的矛盾,并以其精神生活的奋斗实现由经验界到形上界的超越。虽然倭伊铿没有直接提出反理智主义的主张,但他所反对的主智主义与自然主义都是科学主义思潮的重要流派,因此,倭伊铿以生命哲学对主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超越,无疑昭示着他对科学主义与理智主义的批判。

  虽然柏格森的直觉中具有理智的因素,而且他自己也承认直觉与知识并不冲突,他言:“欧洲之哲学与其哲学上之所谓直觉,则少不了思,少不了分析,盖既得了实在后,不能不以语言文字翻译之,则不能不依赖智识,故直觉所以辅助智识,并非排除智识,此与佛教不同处也。”[1](P1239)但是,在柏格森哲学中,无疑具有反理智主义倾向,他言:“智力在生命周围活动,从生命外部采取尽可能多的视点,将生命拉向自己,而不是进入生命内部。然而,直觉(intuition)却将我们引向了生命的最深处。”[5](P150)在他看来,理智与直觉是人生命中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力量,虽然他承认本能需要依靠理智才能上升为直觉,但在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他又把理智与直觉割裂开来,把理智与直觉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显然蕴涵着理智与直觉的对立,有走向反理智主义的可能。

  倭伊铿与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反理智主义倾向,深深影响了张君劢,使他走向了反对科学主义与理智主义的道路,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科学所导致的人类悲剧的深切体验,又使他对科学万能论与理智一元论思想的危害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科玄论战”中,他才以反理智主义的立场来处理道德与知识的关系。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