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3月，适逢曾振宇教授亲临岳麓书院，开讲《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思想漫谈》，书院师生有幸与曾教授就自由儒学、孔子定律等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言语来往间皆能感受到曾教授治学著书、躬耕学术的和缓严谨，以及关心家国、寄望青年的志士胸怀。曾教授一直关注自由儒家的发展动向，他坚定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大量的自由，自由可以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被挖掘。曾教授还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孔子定律”，认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中隐含的规律，并且强调，现下整个国家与社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是对“孔子定律”回归的一种寄望。
曾振宇，江西泰和人，全国著名儒学专家，哲学史家，山东省儒学研究领域的“泰山学者”，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在先秦诸子、儒学史、哲学范畴与观念史以及儒家自由主义等研究领域造诣颇深。主要著作有：《天人衡中》（1998）、《中国气论哲学研究》（2001）、《二十世纪儒家伦理思想研究》（2005）、《春秋繁露注说》（2009）、《春秋繁露新注》（2010）、《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2012）等。
▔
岳麓书院：曾老师，您准备出版《陈淳大传》，对吗？
曾振宇：是的，这本书我们准备2018年出版。陈淳是漳州人，也是朱子晚年的弟子，他主要做的是朱子哲学研究。我感觉学术界现有的陈淳传，其研究还不太全面。如果单纯研究陈淳，很多问题是谈不清楚的，需要回源，从二程和朱子谈起，这样才能了解陈淳思想和理学发展到陈淳这里的变化和总结。因此我们邀请国内二三十位教授、副教授、博士，共同参与这套书的编写。《陈淳大传》这套书大概有80万字，参与的专家和学者每个人写一到两章。比如说在写“仁”、“义”、“礼”、“智”、“信”这些内容时，有人写“仁”，有人写“义”。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要有从二程、朱子到陈淳的思想演变学术史的梳理，这样就能看得清楚他们的内容是如何变化的了。
另外，我还准备出版另外一套大型的丛书，叫《汉字中国》。《汉字中国》大概有200本，每一本15万到20万字不等，主要是梳理“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这些能代表中国文化并且具有特殊内涵的字。一字独成一书，从甲骨文、金文一直梳理到近代，剖析每个字意义的演变。日本80年代就已经出版了这类书，篇幅在8万字左右，但是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没有。
还有一个现象我感触很深。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弄了一个节目叫《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我觉得有点走偏了。节目和参赛者只关注这个汉字怎么写，却忽略了这个汉字背后的文化含义及其文化含义的演变。所以在准备出版的《汉字中国》里我们想要做到两点，第一是纵向梳理汉字，强调汉字文化含义的演变，关注其演变的历程；第二是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以及此时代主要的大事件，或者说以主要的书籍、人物为中心，多次梳整，来表现能代表此时代主要特点的东西。此外，这套丛书融合了文史哲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它既适用于研究型学者，也适用于普通大众。
岳麓书院：曾老师，您现在还都关注哪些学术热点或者动向？
曾振宇：我现在比较关注“权利与自由”。2016年我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即《自由：道家庄子与儒家程伊川的不同思考》。在这篇文章里，我把程伊川的自由思想和《庄子》做比较来谈自由儒学的话题。庄子的逍遥自由和儒家相比较，这里面存在着一大误区。有人说自由和我们中国哲学根本就没有关系，或者说和儒学没有关系，这恰恰忽略了儒家思想的本质之一——自由，这也牵涉到对自由如何定义。在西方来讲，什么叫自由？按格林的解释，自由思想在西方也才存在200多年，以塞亚·柏林也告诫我们不要以西方的自由去定义全世界的自由。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自由有很多种类，有积极自由还有消极自由，中国有中国的自由，庄子有庄子的自由，儒家有儒家的自由。
我今天下午的讲座，有个人谈董仲舒，间接提到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庄子、孟子、荀子、董仲舒，还是二程、朱子、王阳明，他们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自由。比如王阳明的思想是具有启蒙性的，他谈到致良知，谈知行合一，这就是很明显的自由。那么，像董仲舒、二程、张载，他们的自由主要是一个怎样的自由？
首先是人性平等，无论孔孟还是宋明理学、心学，都强调人性平等。程朱为何从天理高度论说仁？就是要证明仁义是天赋权利！这是一种自然的权利，与霍布斯的观点有点类似。有权利意识，才有自由。在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儒家进而设计对社会、国家远景的思考。换言之，就是儒家为天下立法，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以儒学的精神为天下立法。一个国家的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的人伦、好坏善恶的标准如何定义，这些都由儒家来制定，由儒家为天下立法。于儒家而言，只有这些社会制度、法律、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仁义这一文化精神、文化道义的基础上的，才是善的，才获得存在正当性。这就是儒家的自由。所以儒家有儒家的自由观，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见自由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面，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很丰富。
现在学术界也有人慢慢重视自由儒家、自由儒学这个学术话题了，前两年，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还专门开了一次高峰论坛，就是专门谈“自由”的。
岳麓书院：从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和思考出发，我发现历代以来，儒家与自由主义呈反面。
曾振宇：对。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否定和批判的实际上都是制度层面的儒家。这是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的一个层面，不是真正的儒家，因此这个层面必须要批判，要否定。就儒家而言，不仅有制度层面的儒家，还有儒学层面、义理层面和大众信仰层面的儒家，这些层面各不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批斗的只是制度层面的儒家。
几年前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我在报告里谈到，由秦汉至今，中国历史与文化有个规律性的现象，我把这个规律性的现象概括为“孔子定律”。什么是“孔子定律”？即是说在中华历史上，新王朝建立初期，一定要“崇儒重道”，尊孔子为先师，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树立为国家指导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来论证新王朝是孔子的忠实信徒，新政府是儒家仁义、诚信基本价值观的遵循者与弘扬者。尊孔信儒，设学校，兴科举，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反之，不尊儒，不礼孔，新王朝譬如秦朝、魏晋南北朝、太平天国等必然短命夭亡。
我们梳理一下。楚汉战争后，刘邦马上征召“汉家儒宗”的叔孙通，采古礼、制汉仪，颁行天下。唐代李世民开设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蒙古人建立元朝，马上认识到“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历史规律，于是恢复科举，以孔孟之道作为“化民成俗”的国家指导思想。明朝刚刚建立，朱元璋便“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清朝也是，一建立就诏令天下“敦崇正学”。
我之前毫不隐讳地说过，从秦汉到现在，儒家的真正精神，没有一届政府真正地吸取。朱熹也曾说过一句话，他说儒家思想、儒家精神到他那个时候是暗而不明，朱熹这句话讲得太漂亮了。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孔子是核心文化价值观的文化象征。在西方社会，博爱、同情、友善等等基本价值观是“挂搭”在上帝名下；在中国文化中，仁、义、诚、信、忠、孝、廉、耻等人伦规范则是与孔子儒家思想紧密相连。在全世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许多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尽管在概念与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价值指向与人文关怀上却具有共通性。所以我说，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儒家文明绵延发展了两千五百多年，到现在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活力。
岳麓书院：曾老师，既然儒家的中心思想这么好，而且从古到今，它都没有被任何政府所真正应用，能否可以说这个理论本身就存在一个缺陷。
曾振宇：不是缺陷，而是它具有超前性。正因为它具有超前性，所以它拥有一种永恒性。从小范围来讲，儒家思想不适合现在的中国，也不适合古代的中国，它是为未来的中国立法的，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思想绝对能够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新格局背后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依托。虽然西方的民主自由比我们先行一步，但我们依旧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总结出自由民主的思想。
岳麓书院：曾老师，能不能再简单说一下，您说的这种真精神、真道德的依托是什么？其内涵又是什么？
曾振宇：简单来讲，第一是强调民心，这是儒家一贯强调的东西。什么叫民心？普遍大众、善良意志、民众需求，就是民心。第二是强调仁义。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民心、仁义的基础之上，以仁义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以民心作为前提和最高原则，这都是儒家几大核心所在。
岳麓书院：说到儒家现代的价值，那您怎么看待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在他们的《中国文化与世界》里面提到，中国人要成为认识主体，就要暂时忘记自己的道德主体，这里面有个否定的意识。牟宗三也是联合起草者，但他本人自己的学说却有些不同。他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是作为道德主体的良知是“精神实体”，它会内在地自我坎陷为知性主体，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科学、民主等。您怎么看待这两种看法。
曾振宇：那篇通告的起草人还不是牟宗三，是唐君毅，他们之间的观点还是有些差异。牟宗三傲慢、傲气，谁都瞧不起，他提出的良知坎陷，我是不大同意的。他从西学入手，从西学来观察中学，我不同意的意思也在这里。其实完全可以从中国儒学的文化传统里面，从内圣开出外王，没有必要坎陷，没有必要否定。
实际上，《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谈到了另外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主自由完全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推导出来。后来李明辉根据元旦宣言也谈到这个观点，我觉得他谈得很好。他对这个宣言是一个肯定的态度。
最近几年，我发表了几篇关于人性论的文章，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批评指正。对于孟子的性善和荀子的性恶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我也谈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关于荀子的性恶的研究，最近学术界有几篇文章值得一谈，一篇是周炽成教授的，他在文章里探讨了性朴说。在这篇文章中他否定了传统的性恶论，很有启发。还有梁涛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梁涛这篇文章受到庞朴较大的影响。荀子说过，“人之心，其善者伪也”，这个“伪”就是虚伪的“伪”。庞朴在整理出土文献的时候，他曾告诉梁涛，郭店简、上博简里的“伪”字，上面是个“为”，下面是个“心”，可以根据这个写法来考察荀子里面的“伪”是什么意思。受到庞朴的启发，梁涛就对荀子的人性论做了新的发挥，整理成文，发表在《哲学研究》上。再就是陈来老师那篇关于荀子人性论的文章。
2015年我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上的那篇文章也谈到人性论。我主要是介绍荀子人性论有几个层面，荀子谈“性恶”，是一种现象直观。“性恶”，是对呈现出来的社会人性现象的概括。但是，现象直观层面的人性，不同于人之所以为人本质层面的人性，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荀子说的：人有善、有知、有气，也且有义，这是人和水火、草木相比最大的不同。这恰恰也是人和动物、草木最本质的区别。这句话对理解荀子的人性论非常重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荀子是在人之所以为人这个层面去考察人性的。荀子也说过，人有性质美，所以我们要综合、全面地考察，不能单纯把荀子的人性学说断定为人性恶，这样是很片面的。
岳麓书院：曾老师，我了解到您之前做过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曾振宇：我认为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首先要理解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前提。还要界定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还是苏俄马克思主义，还是混合苏俄共产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我们拿哪种马克思主义来和儒学进行比较，这是关键。
于学者而言，研究德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学的关系可以说颇具学术价值，但在研究过程中势必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我们研究得出的最后结论在政治上能不能通过？为什么问政治上能不能通过，举个例子。我原来发表过一篇文章，考察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究竟是怎么看的，以及他们的观点各是什么。
在文章中我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分析，我分成三个阶段（四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是怎么看的。四十年代，以《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典型，经典表述是“彻底砸烂”，这是早期观点。七十年代，巴黎公社革命，无产阶级短时期上台。马克思曾对此表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这是不是有点话里有话了？不能简单地掌握，也就是说可以掌握，只是不能简单地掌握。1883马克思去世，因此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是“第一小提琴手”，恩格斯是研究重点。这段时间里恩格斯的文章主要是鼓励各国公民通过普选竞选议员，和平夺取政权。整个九十年代，恩格斯的大批文章中都谈到，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三权分立的国家机器是现成的。恩格斯用了“现成的”三个字，也就是说拿来就能用，这完全变了。因此，如果我们从德国马克思主义层面与儒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会比较有科学性。
岳麓书院：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兴起。结合中国儒学院建设的相关问题和研究，想向您了解一下，您对当今的儒学建设有什么评价？您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朝哪一方面努力？
曾振宇：快过年的时候，“两办”发了一个文件，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以如此正式的形式支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也说明我们的领导人看重中国传统文化，想要回到“孔子定律”来。从1949年到现在，正好是70年上下，再不弘扬儒家文化，再不尊孔就很危险了。实际上这也是在寻求社会共识。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白崇禧是大将、是抗日英雄，但是你知道白崇禧是哪个民族吗？谁也不会注意他的民族背景，这是因为虽然在战乱时代，但国家都是有共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办”号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件是要寻求一个社会共识，我下午的讲座也要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作为儒家学问的学徒、道徒，要好好读书，了解儒家思想的真意，把握儒家的真精神，不要只看到表面上的东西，要知道儒家两千多年一脉相承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在把握儒家思想方面，每一位青年学者都是一盏灯，一个传承者。目前来讲，学好儒家思想，成为一个承载者、担当者，可能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儒家的真的思想在制度层面作用不会太大，但是在安身立命的民间信仰上，在价值观念、价值体系上，能起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有些人希望整个社会都粗鄙化，道德文化越低下越好，整个民族都流氓化了，百姓就不会思考是非善恶了，但其实这样的危害是很大的。现在的年轻人很被看好，家教普遍比较好，道德水平普遍较高，都是君子、淑女。所以大家对自己要有高的要求，要具备对“道德”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去盲目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