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哲学感兴趣？有什么契机吗？

　　安乐哲：1966年至1967年，雷德兰兹大学通过交换生项目把我送到了香港学习，就像到了另一个我不理解的星球。我认识了唐君毅，并跟随劳思光一起学习。而我自己终于开始了解中国哲学的契机，是我明白了“道不远人”，我发现中国哲学和中国人是一回事。到了年底，当我离开香港时，我的手里捧着一本《道德经》，后来更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理解它。

　　您曾经受教于劳思光、方东美、刘殿爵、葛瑞汉等中外名师。可否谈谈这些名师对于中国哲学各持什么观点？他们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安乐哲：劳思光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有四名新儒学家：钱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而劳老师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总是说：我们不是研究中国哲学，我们是研究世界哲学里的中国哲学。他不想做儒学家；他想成为一名哲学家。

　　方东美是一位兼收并蓄的思想家，他也将哲学视为一个整体。他看上去好像很严厉很易怒，那是因为哲学是他的生命，而生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许想象力是他最大的天赋：能够在哲学家及其思想之间找到富有成效的关联。我一点也不奇怪，他在晚年把精力都花在了研究华严宗上，因为华严宗赞颂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他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待哲学。

　　刘殿爵教导我要仔细研读一手文献，并立足原文做研究。他对二手研究不感兴趣；他要思考文本本身。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后的几年里，每个夏天我都会去香港，我们会一起读经典，尤其是《淮南子》。我有幸和他一起出版了两本书：《淮南子·原道篇》和《孙膑兵法》。他教会了我作为老师的慷慨大方。

　　葛瑞汉（Angus Graham）是一位对中国哲学传统有深刻见解的研究者。我认为他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我请他到夏威夷来，对他和他的思想有了很好的了解。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发现我所做的很多事情只不过是试图把他的思想诠释得更清楚。

　　您翻译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孙子兵法》《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等，可否谈谈您的翻译方法？您选择翻译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一般读几遍开始着手翻译？

　　安乐哲：我做翻译和阐释研究的方法是比较中西文化阐释法。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追求对另一种传统的解释，因为我们是通过对另一种文化所能了解的东西之间的对位关系，获得对经典文本的解释，同时尽力对我们在努力地去理解它时有意无意引入的假设有所自觉。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并非在“盲目偏见”的意义上使用“偏见”一词，而正相反，他是说在对“偏见”有清楚认识的意义上，有助于而不是阻碍我们对未知事物的了解和洞察。对伽达默尔来说，理解始终处于解释学循环中，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努力意识到我们给我们的经验带来了什么，因为对我们自己假设的批判性关注可以积极地影响我们对所遇到的事物的解释的深度和质量。

　　正如赵汀阳所说，中国哲学就是“扎根”和“生长”。我翻译的文本是儒家传统的“根”，我通过翻译和评论这些文本，使它们成长为世界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生生的中国哲学》（人民出版社）中，您提出中国哲学是个活的传统，自古及今生生不息。书中着重论述中国和西方不同的“人”观念的有四篇。能否概括一下，您对中西方哲学研究比较中最注重“人”的观念，反复阐述中有怎样的收获？

　　安乐哲：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但也许我可以通过对比古希腊哲学的“已经完成的人”的概念和儒学的“成长中的人”的概念来简单说明，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和儒学的生生论对个体原则有不同的理解。本体论思维在用属和种来定义世界时，产生了类别，在这些类别中，任何特定物种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由一些自我相同、重复的特征来定义的。例如，人类的所有成员都称为“human beings”，这是一个基本的、先行的定义，不能被否定，同时允许某个人成为这类成员。在不诉诸严格同一性概念的“生生论”思维中，总是临时性的类别由可感知的相似和共鸣构成。这些类别远不是正式或封闭的，而是过程性的、新兴的，因此是开放的。作为开放的类别，视野在开放的生态中承担着本体论边界的工作。因此，人是由特定的人群不断融合而成的叙事，通过对关系的培养，他们逐渐成为这种类的构成和不断发展的“类型”的成员。像人类这样的分类是情境不断变动且连续揭示的。因为“人”是“做”什么事情而非“是”什么人的故事，所以“生生论”给了我们一个相互依存的群体，我们有的总是多元的“成长中的人”，而不是一个由离散的人组成的世界。

　　您曾经给自己定下了具体工作目标：帮助中国的学者国际化，让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走出去。现在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安乐哲：作为一个西方人，我无法与北大老一辈的学者相比，比如楼宇烈，他能够凭记忆引经据典。但我可以帮助下一代教授建立一个框架和一套英语词汇，把中国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带向世界。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没有发言权。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让一个对中国知之甚少、在文化上被自由主义价值观主导的世界感到震惊和不安。随着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强，中国将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因此，在未来的一代人中，我们必须努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的中国，而不是害怕它。中国文化不是汤圆和剪纸，而是一种道德生活的愿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明生活的方式。我认为儒家哲学中首要的道德准则是孝道，即植根于家庭的生活文化的代际传承。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重要的是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

　　罗思文与您共同提出“角色伦理”，目标是让中国哲学“说自己的话”。为了实践这一学术观点，您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安乐哲：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相对，儒家哲学提出另一种“人”的概念。我称“个人主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因为它垄断了人类意识。而“仁”即“己欲立而立人”，是一种在家庭和社群的角色及关系中显现的关系性的人的概念。与零和思维方式的个人利己主义不同，我们认识到生命不仅局限于我们的身体之内。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与他人有关，这种相互依赖意味着，如果我的邻居做得好，我也会做得更好。在当今世界，我们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而不是竞争，这种关于个人、团体和民族国家的替代性概念至关重要。在形成这一思想的过程中，我们深受费孝通的影响。费孝通早在我们想到角色伦理之前就倡导角色伦理了。

　　您最喜欢的中国书籍是什么？除了专业的哲学书，还想知道您其他的爱好有哪些？

　　安乐哲：虽然我自己的研究重心在儒家思想，但我最喜欢的书大概是《庄子》。每一天我都努力工作，全力以赴，但我也一定要找时间来“逍遥游”。庄子非常致力于生活的艺术和享受。

　　同时，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庄子，就明白他也教我们用一种快乐的方式来思考死亡。

　　除了中国哲学，我还读了很多古希腊哲学和古典实用主义。我认为很多人对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有误解，是因为它不幸被中译成了“实用主义”。但实用主义其实是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它从直接经验、普通经验和日常生活开始哲学思考。儒家哲学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

　　您有自己的枕边书吗？或者，看得最多的书是什么？

　　安乐哲：在假期，我通常读查尔斯·狄更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约翰·杜威。狄更斯把我带回了童年和我在英国研究生学习的时光。对我来说，对约翰·杜威来说，我们期许一个爱默生笔下的美国，每个人都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当年您的哲学老师会给您开书单吗？您现在会为别人推荐书吗？

　　安乐哲：我的大多数老师都建议我自己读经典，我也试着听从他们的建议。但我也读过他们所有的书：劳思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刘殿爵、葛瑞汉（Angus Graham）。我认为当今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家有郑开、王中江、张祥龙、赵汀阳、孙向晨、杨国荣，我读他们的书，也会在上课时和学生们一起阅读讨论。

　　如果有机会和某位哲人对话，您最希望和谁对话？

　　安乐哲：孟子曾谈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在阅读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的著作时，我好像每天都与他们交谈。

　　如果去无人岛，只能带三本书，您会选择哪三本？

　　安乐哲：《庄子》《中庸》，还有杜威作品里最难读的《经验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