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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我的读书经历

2017-04-20 15:17:00  作者:  来源:凤凰网

  我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崐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的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我的学士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还有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可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Sieg、Waldschmidt、 Braun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一九四一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时期,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教授被征从军,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同学的还有比利时的W Couvreur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的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Arthur Waley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

  我的留学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对我当然也要照此办理。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一九五六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啰嗦了。

  我体会,一些报刊之所以要我写自传的原因,是想让我写点什么治学经验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可谈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细考虑,无影无踪。总之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上面讲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现在谈一点具体的东西。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我在下面分别谈一谈。

  一、理论

  现在一讲理论,我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一,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决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哲学家们有权利去作深奥的阐述,我辈外行,大可不必。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如此而已。我这种幼儿园水平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和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二、知识面

  要求知识面广,大概没有人反对。因为,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窄狭,多么专业,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这样说已经近于常识,不必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精通一门自然科学,那就更好。今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学科阵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此外,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不管你认为多么离奇荒诞,也必须加以研究,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不能简单地盲从或拒绝。

  三、外语

  外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若再详细论证,恐成蛇足。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听,能说,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不能出国门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我们不能不认真严肃地加以考虑。

  四、汉语

  我在这里提出汉语来,也许有人认为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我还不能说汉语吗?”“我还不能写汉文吗?”是的,你能说,也能写。然而仔细一观察,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汉语水平是非常成问题的。每天出版的报章杂志,只要稍一注意,就能发现别字、病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真要想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决非轻而易举。要能做到这一步,还必须认真下点工夫。我甚至想到,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只有承认这一个事实,我们的汉语水平才能提高,别字、病句才能减少。

  我在上面讲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都平淡无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这同我在上面引鲁迅先生讲的笑话中的“勤捉”一样,看似平淡,实则最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我想到这样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写了出来,其意不过如野叟献曝而已。

  我现在想谈一点关于进行科学研究指导方针的想法。六七十年前胡适先生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在那一段教条主义猖獗、形而上学飞扬跋扈的时期内,这个方针曾受到多年连续不断的批判。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试问哪一个学者能离开假设与求证呢?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入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如果连这一点胆量都不敢有,那只有循规蹈矩,墨守成法,鼠目寸光,拾人牙慧,个人决不会有创造,学术决不会进步。这一点难道还不明白,还要进行烦琐的论证吗?

  总之,我要说,一要假设,二要大胆,缺一不可。

  但是,在提倡大胆的假设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倡小心的求证。一个人的假设,决不会一提出来就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一个随时修改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想到一个假设时,自己往往诧为“神来之笔”,是“天才火花”的闪烁,而狂欢不已。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证。求证要小心,要客观,决不允许厌烦,更不允许马虎。要从多层次、多角度上来求证,从而考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又不正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实事求是,容不得丝毫私心杂念,一切以证据为准。证据否定掉的,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神奇,多么动人,都必须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扬弃。部分不正确的,扬弃部分。全部不正确的,扬弃全部。事关学术良心,决不能含糊。可惜到现在还有某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奇妙”的假设,不惜歪曲证据,剪裁证据。对自己的假设有用的材料,他就用;没有用的、不利的,他就视而不见,或者见而掩盖。这都是“缺德”(史德也)的行为,我期期以为不可。至于剽窃别人的看法或者资料,而不加以说明,那是小偷行为,斯下矣。

  总之,我要说,一要求证,二要小心,缺一不可。

  我刚才讲的“史德”,是借用章学诚的说法。他把“史德”解释成“心术”。我在这里讲的也与“心术”有关,但与章学诚的“心术”又略有所不同。有点引申的意味。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写什么东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写出来要读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自己不懂而写出来要读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我这些话决非无中生有,无的放矢。我都有事实根据。我以垂暮之年,写了出来,愿与青年学者们共勉之。

  现在再谈一谈关于搜集资料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可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陈寅恪先生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竟比原文还要多几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约略等于陈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积太小,这样做是办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后,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否则,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片,上面记的可能是最关重要的材料,这样会影响你整篇文章的质量,不得不黾勉从事。至于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这样写成的文章,其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只要与你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目录,你必须清楚。否则,人家已经有了结论,而你还在卖劲地论证,必然贻笑方家,不可不慎。

  我想顺便谈一谈材料有用无用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有个时机问题。大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你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你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也并不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则所有这样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你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你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思考起乙问题来。你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样的经验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别人也必然相同。

  那么怎么办呢?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要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最后还要谈一谈时间的利用问题。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我在上面拉杂地写了自己七十年的自传。总起来看,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我谈的治学经验,也都属于“勤捉”之类,卑之无甚高论。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那些近乎怪话的意见。古人云:“修辞立其诚”。我没有说谎话,只有这一点是可以告慰自己,也算是对得起别人的。

责任编辑: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