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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历史】袁世凯导演民国首次官祭孔子

2017-08-09 09:11:00  作者:  来源:凤凰读书

  1911年以后,中国进入又一次思想大混乱时期。旧的封建国家已经消亡,新的共和制度尚未建立,西方各种政治、社会思想则相互搅动、撞击。辛亥革命次年,在康有为的推动下,上海孔教会成立,并开始策划祭孔。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
民国三年颁布了《祀天通礼》,这年冬季袁世凯率领文武百官在圜丘坛祀天。图为袁世凯乘坐肩舆来坛,身穿军常服,之后要换祭服。(资料图)
  袁世凯认为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信仰革命思想体系,即民主主义。他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
  在袁世凯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衰败,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腐朽,也不在于经济技术落后,更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人们唾弃封建伦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在国势,而在民心”,或者说“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他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肃清革命以来流行的民主主义,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这套思想体系一直占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直到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才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冲击。当时,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为法律所承认,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孔庙改为学堂,贞节牌坊被砸毁。
祭孔舞生(资料图)
  但是,随着北洋军阀集团政治势力的膨胀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成为北洋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并逐渐地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旧观念习俗的大泛滥。
  封建专制主义重新盛行起来,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起初,由于辛亥革命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袁世凯尚不敢公开地否定民主主义,总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诋毁民主主义,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并借用这种道德说教来掩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私利,欺骗人民放弃争取、捍卫自己政治权益的斗争。
  早在1913年9月20日,他就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正是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尊孔小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之类,形成为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复古逆流,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祭孔乐生(资料图)
  在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1913年6月22日和次年9月25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祀孔已升为大祭,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
  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认识到,把这个“圣人”抬举出来,足以增强自己战胜民主主义的精神力量。在祭孔告令中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并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中央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1914年9月28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导,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七点半礼毕回府,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出祀孔丑剧。
左起第三是袁世凯,头戴爵弁,身穿“大总统祭服”,十二章十二团纹的黑色上衣,云水纹的酱色下裳。(资料图)
  在祀孔前后,袁世凯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1914年3月11日,他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他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1月3日,他又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把他所看不惯的新现象及清末就有的腐败风气,一概说成是民主共和造成的,说: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接着又说: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最后,他说国民既把国家“托付”给他,首先他就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传谕内务部和教育部,把这个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令学生天天看着,“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
祭祀中,袁世凯站在二层拜位上,前清皇帝祭天的拜位也在这里。(资料图)
  袁世凯称帝,所进行的尊孔祭天一套仪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现代再版。他为了表示他践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经营摆出来的“禅让”姿态,便是源于《书经》中的尧舜传说。他还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孙“圣衍公”孔令贻为“郡王”。可以说,正是“儒教中国”的思想土壤与袁世凯有意迎合这种土壤而摆出来的“尊孔”姿态,使独裁专制的帝制在推翻清王朝之后没有被人们真正从思想上抛弃,帝制的思想土壤仍在。
  正因如此,即便袁世凯死后,蔡元培还说:“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袁世凯值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袁世凯情结以及渴望袁世凯情结悄然安栖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只要这样的文化一日不加以梳理,荡旧涤污,袁世凯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便会以不同的面貌继续存在。儒家的民本主义、内圣外王思想,无一不是“君臣大义”的安栖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
责任编辑:魏俊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