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到了近代，迅速下移，退居次要地位。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儒学丧失其官学地位，和儒家文化所依附的社会制度的崩溃。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以后，并没有“博物馆化”，成为死的文化遗产，而是仍有源头活水，富有生命力，成为现代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种，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列为现代中国的三大文化形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日欲建设中国文化，须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资源，兼收并蓄中、西、新、旧等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融会贯通，综合创新，以新内涵、新形式、新气象延续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命脉。

关键词：儒家 儒家文化 边缘化 现代化 中国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可是，到了近代，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国家的根本变革，儒家文化在1905－1919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被彻底边缘化了，退出了先前的主流文化的地位，“五四”新文化代之而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然而却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一、儒家文化的边缘化

儒家文化的被边缘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

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导致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来说，现代化是无可逃避的宿命。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牵着走。此乃必由之路，别无选择。现代化是一个把现代性的种子植入传统社会的土壤，使之发芽、扎根、生长的过程。现代性虽然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概念，但是，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来说，它却有着清晰而确定的内涵，举其荦荦大端，至少有以下三点：

（1）由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民初民间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等推动的经济工业化；

（2）由戊戍变法、清末立宪、辛亥革命推动的政治民主化；

（3）与上述二者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宪政、共和、科学等思想文化观念。

现代化的进展，现代性的成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1898―1911年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个尝试期。1898年戊戍变法、1906―1911年立宪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是短时间内连续发生的三次国家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尝试。每一次都有成功的希望，每一次收获的却是失望。然而，第一个尝试期毕竟最终实现了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变，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任何公开的复辟都会遭到国人的唾弃，任何专制的行为都必须打着民主的招牌。尽管仅仅赢得了一个民主共和之名，——切不可小觑了这个名：名是理念，是合法性的理据，是逻辑的出发点，有了民主共和之名，国人可以正名，可以循名责实。

正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个尝试期，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从主流文化的位置上跌落了下来。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瓦解了行之千余年的“学而优则仕”的制度设计，是对儒家文化的第一波冲击；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宣布废除学校读经，从一向独尊四书五经的教育领域发起了对儒家文化的第二波冲击；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完成了对儒家文化的最后一击，终结了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

有意味的是，对儒家文化的第一波冲击，来自于清政府；第二波冲击，来自于民国政府。前后相隔不过七年，帝制政权与共和政权都对儒家文化采取了动摇其本的措施，反映了此时儒家文化的尴尬处境。而最要命的第三波冲击，来自于民间，一批“五四”学人承接辛亥革命思潮反孔的余波，起而批孔，反礼教，直捣孔家店。声势浩大，震动社会。参与反孔的“五四”学人有新潮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主流知识分子，拥有话语权，领一时之风骚。为孔子、儒家做有力辩护的只有梁漱溟一人，势单力薄，不能扶大厦之将倾。儒家文化自汉代确立起其主流地位以来，曾经遭遇过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挑战，却未曾受到社会精英分子和主流知识分子的群起反对与批判。“五四”时期，一批社会精英分子和主流知识分子请来“赛先生”和“德先生”，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激烈反孔批儒，实际上是将儒家文化看作是应予抛弃的旧文化。这是儒家文化二千年未有之变局。

二、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原因

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迅速，而儒家文化创新发展滞后。儒家文化与宗法社会、君主专制社会相适应。在社会转型正在进行之际，儒家文化必须与时俱进，做出正确的、适应性的反应与改造，吸纳现代性要素，融中、西、新、旧于一炉，创新发展，即使不能引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方向，至少也要作为本土文化资源，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近代中国是后进于现代化的国家。儒家文化缺乏现代性资源，因此，不能企望儒家文化直接提供现代化的思想指导。但是，必须看到，儒家文化并不缺乏现代性的种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适逢现代化的“时雨”，儒家文化中现代性的种子理应发芽、扎根、生长。可惜，这一过程来得过于缓慢，而现代化浪潮又过于迅猛。这一快一慢的时间差，导致了儒家文化自我更新的滞后。不能怨天，现代化的“时雨”之降虽然晚了些，却毕竟来了，而且不算太晚，后发亦有后发的优势；只能尤人，百年来国人面对现代化的“时雨”左顾右盼，或者“向西方学习”，或者“以俄为师”，惟独不知借现代化的“时雨”以浇灌儒家文化中现代性的种子，“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国人应该反求诸己而自省：吾谁怨，怨天乎？

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两千年间的“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被中止，被批判。在传统社会，儒学是官学；到了现代社会，儒学下移，重新回到其被“独尊”以前的地位，成为现代社会的百家学术之一。儒学是儒家文化的学理基础。学理基础动摇，儒家文化随之动摇。

儒家文化被边缘化的第三个原因，是儒家文化所依附的经学传统和旧的教育制度的崩溃。在传统社会，儒家文化是制度文化。经学和教育是支撑儒家文化的两大柱石。然而，经学在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几乎惨遭淘汰；以“学而优则仁”为首选目标的教育制度，则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分崩离析。儒家文化失去了经学与教育的支撑，再加上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不能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至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固然可以看作是导致儒家文化衰落的外部原因，但这也只有联系现代化的进程才能看得清楚、明白。离开现代化的进程，仅仅套用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来看待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家文化的应战，把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锋单纯看作是文化现象，似乎不能揭示问题的实质。现代化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大方向，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并实现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使命。因此，一切人物与思想、一切变革与事件、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必须放在现代化的大背景、大视野里予以审视，看其是否有助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西文化之争，关键不在于新旧、长短，而在于是否拥有以及拥有多少现代性资源。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输于西方文化，这才是儒家文化不幸而衰落的主要原因。

　　三、儒家文化被边缘化后的生存状态及其影响

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以后，成为现代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种，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列为三大文化形态。儒家文化具有本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是两千年中国文化的根源和主流。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感情上说，儒家文化即使不再拥有主流文化的地位，也应该受到尊重、珍惜，被看作是重要的文化资源。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五四”运动以后，儒家文化急剧衰落，“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不得不处于弱势、守势地位。儒家文化被看作是旧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常常受到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两面夹击。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前期对儒家文化的打、砸、烧、抢，以及后期的批林批孔和评法反儒，更使得儒家文化扫地以尽。儒家文化被边缘化后的生存状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依目前所见，至少有以下五种描述：

1、花果飘零（唐君毅）

2、游魂（余英时）

3、博物馆化（列文森）

4、文化遗产（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学者的主流看法）

5、文化资源（改革开放时期大陆学者的主流看法）

以上五种看法，各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各有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论证。视角的不同，导致了认知上的差异。这五种看法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三种：花果飘零说与游魂说接近，可以合为一种；博物馆化说与文化遗产说大同小异，可以归为一类；剩下的文化资源说，自成一种最合乎儒家文化实际的描述。文化资源说之所以合乎实际，在于儒家文化虽然历尽劫波，备受摧残，却仍然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继续维持着国人的日常生活样式，——在梁漱溟看来，文化不是别的，乃是人们的生活样式。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基础而形成的国人的生活样式，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儒家化民成俗的“百姓日用”之道。道不变，人亦不变。这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内在的规定性。

在儒家文化受到质疑、批判，乃至于抛弃的时候，不少有识之士起而为之辩护，指出儒家文化是先民道德与智慧的结晶，其中尽管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但更有普遍适宜于中国人的精神与理念，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道、平和的生活方式；“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等等。现代新儒家还进一步论证了“老树发新芽”的可能性，即从儒家的内圣之学中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以证明儒家文化能够与时偕进，仍有活力适应现时代。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甚为复杂。儒家文化被边缘化以后，从1919年到1949年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似乎没有那一种文化取代了儒家文化而上升为主流文化。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革命文化。革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国共两党的图腾。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新文化并没有风行多长时间，很快就被革命文化所取代。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可是，由于革命的巨大惯性的驱使，革命仍在继续。以革命的思维与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决裂，以“封资修”为敌，企图洗净中国文化的画布，在其上描绘最美的社会主义文化乃至于共产主义文化的图画。岂知迂阔于国情实际太远太远，新的没有建立起来，旧的却已破坏殆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们反思建国以来的文化建设，重新评价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进入九十年代，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民族文化。回顾六十年的文化建设历程，我们曾经坚定的“一边倒”，义无反顾的破旧立新；拨乱反正之后，才逐步认识到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从此，我们认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坚定信念，不再摇摆，不再折腾，以沉潜的功夫做创新的事业，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四、儒家文化边缘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人的使命在于自强不息，创新前进。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固守传统，不知变通不足为训；依傍他人，全盘西化不可取；照抄照搬外国社会主义模式是此路不通。惟一可行的是折中之道：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兼收并蓄中、西、新、旧之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

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之所以必要，乃在于中国文化建设中不能迷失方向，失去“自我”，而是必须重建并凸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维护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基因，守住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根本，延续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命脉。所以，中国文化建设一定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承先、继往，不是复古主义，而是批判的审视；启后、开来，不是走他人的路，而是走自己的路。无论承先、继往，还是启后、开来，都必须坚持本位立场，以我为主，为轴心，建设自己的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化。失去了本位立场，失去了自我，“用夷变夏”，努力建设起来的文化不复是自己的文化，而是他人的文化。如此一来，按照儒家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的说法，中国人也将不复是中国人。

任何文化都具有本土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点。文化的本土性，是指文化必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成，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创造的，所以文化必然会带有它生长于其中的环境的印记，表现为鲜明的本土性特色。文化的民族性，与其本土性相类似，是指文化为一定的民族所创造，带有民族性的特色。文化的本土性和民族性，共同决定了任何一国的文化建设都是必须坚守其本位立场，延续其本土特色和民族特色。不独中国为然，各国率皆如此。

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文化生成于一时，又不停滞于一时，而是与时俱进，不断生长变化。这决定了文化发展不能墨守本土性和民族性特色，而是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不断充实并赋予本土性和民族性以新的内涵。万变不离其宗。坚守文化本位主义立场，无论如何突破、创新，建设所得都是中国文化。

就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而言，坚守文化本位立场，首先意味着在多元文化并存互动的情势下，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赋予儒家文化以价值优先性，从而改变儒家文化被边缘化后所形成的弱势地位。为什么这么做？理由何在？因为儒家文化资源中隐藏着中国文化的基因，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我们可以改造自己，如同“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孟子?滕文公上》）那样，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别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中国人，有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性格。问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性格是否优秀可取？肯定者以古代文明的光辉灿烂予以正面的说明，否定者以近代社会的落后挨打予以反面的论证，总之，正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祖先圣明、子孙不肖的问题。子孙不肖，不能埋怨祖先，即使埋怨也无伤于祖先的伟大。我们今天应该审视自己，反求诸己，老老实实承认我们的不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祖孙一体，世代一脉。祖先的伟大给予了我们自信，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性格，使我们拥有道德、智慧和勇气。知耻而后勇。我们能够振作起来，发奋有为，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化创造，赋予中国文化以新形式、新内涵、新气象，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新的高峰。

不必讳言，儒家文化被边缘化，有其内在的根源。因此，我们给予儒家文化以价值优先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回护儒家文化。我们处在一个多元文化并行的时代，每一种文化经过我们的“损益”，都有可能成为有益的文化资源。在“损益”的平台上，我们给予每一种文化以平等的、理性的、批判的审视，儒家文化并不享有“免审”的特权。兼采各种文化之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是我们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泰山不辞壤土，成其高耸巍峨；海洋不捐江河，成其浩瀚辽阔。我们生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有机会接触各种文化资源，这是何等的幸运！只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并且善用各种文化资源，以我们自己的道德心和认知心去从事文化创新，我们一定会迎来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