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历史、强调历史，且史学传统异常发达的民族。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且不说《二十四史》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就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这样的童蒙读物，处处都是历史典故。可以说中国人普遍有着很深的历史情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杜预称《春秋》的作用：“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陆游有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蔡中郎是东汉才子蔡邕。从东汉到了南宋，相隔这么多年，就连村夫野老依然“满村争说蔡中郎”。史学大家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龚自珍甚至强调：“周之世，官大者史也。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则周亡。”由此可见，历史的作用和力量是多么的巨大。

年前有幸得到张水平先生赠送的历史随笔集《落纸风云》。我不忍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只好每天睡前读两三篇，从冬天一直读到了春天。反复咀嚼、一再揣摩、不断思索。那种感觉如同吃“老潼关”肉夹馍，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滋滋有味、满口余香。《落纸风云》凡70余篇，20万字，作者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对千载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趣闻、轶事等，进行了钩沉和解读，娓娓道来、新意迭出。

中国历史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秉笔直书”，一种是“春秋笔法”。所谓“秉笔直书”，是指一切根据历史事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隐瞒、不夸大，不溢美，不隐恶，真实地反映历史情况。提到秉笔直书，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春秋时期的“崔杼杀太史”案。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有奸，被崔杼所杀；齐国太史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弑与杀不同，是以下犯上。于是崔杼将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又被崔杼杀了。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了。当时还有一个史官南史氏，听说此事，就抱着竹简和刻刀前往，前赴后继，半路听说此事已记录在案，遂作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后人一致称赞太史兄弟的秉笔直书，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所谓“春秋笔法”，也叫“微言大义”，是指由孔子开创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左丘明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概而言之，“春秋笔法”，就是指在文章的记叙中暗含褒贬，甚至表现出作者强烈的思想倾向性。当然，这种褒贬和倾向性并不是作者通过议论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是通过细节和修辞，包括对材料的筛选，以此来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

“秉笔直书”与“春秋笔法”这两种写法在《落纸风云》一书中都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落纸风云》不同于时下流行的那种“戏说”和“演绎”，它是信史，每一则材料都有出处，每一个观点都有支撑，论从史出，言必有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观点先行。先抛出一个观点，然后再寻找各种材料来佐证，对己有利的材料留之，无用的材料则弃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主观、武断，使得历史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先生曾说过：“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胡适的这种观点被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语所”派所继承，后来发展出“材料即观点”，风行海内外。我以为这样的治史方法是相对比较客观和科学的。

张水平先生在《落纸风云》一书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喜欢历史，喜欢读史。一卷在手，可以纵览五千年的风起云涌，可以神交杰出的帝王将相，可以聆听万里戎机的金戈铁马，也可以感悟千年等一回的高山流水，还可以在卷帙浩繁的长河中汲取智慧的浪花。”作者不仅喜欢历史，而且对如何读史也有着自己独特而又精到的理解。作者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读史不仅要知道历史事件是什么样子，还应该知道这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演化的，给后世产生什么后果，给今天带来了什么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认识和观点，这样才能称得上是读史。”“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显然，作者已建立起了自己的历史观。—— “只要认真学习和思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历史观，每个人都可以是历史学家。”

读完《落纸风云》一书，有三点强烈而深刻的体会一直萦绕在心头。首先，这是一本充盈着无上学养与智慧的书。“翻阅中国古代史，我们会发现表面上说的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实际上历史是记载着统治者的古代官场史。这种封建制度专制的官僚体制充满着阶级压迫，充斥着阶级斗争。翻开每篇每章几乎都浸透着斑斑血迹与阴谋诡计，但它又维持着、延续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话实在是见道之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历史的本质。一个缺乏智慧与独立见解的人是断不会想到此的。开篇的《读<三习一弊疏>》是一篇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历史宏文，由于作者联系了当下的官场生态，因而读来如洪钟大吕、震耳发聩。譬如：作者这样写到“从古至今，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奸诈小人，多是以‘忠臣’面目出现，要引以为戒。”此外，作者善于挖掘一般人不易觉察的史料，譬如：通过孙权与张昭的典故告诉人们，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列举鲁迅祖父的科场作弊案以及大学者、陕西巡抚毕沅因雅好而丢官的事实，意在告诫人们如何审慎的对待“名”、“利”、“权”、“位”，读来令人唏嘘不已。智慧不是轻易就有的，它是在读史阅世的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切实的体会，慢慢的积累，看透了、了悟了的东西，是生活、生命中经历了各种起伏与历练之后提炼出来的东西。

其次，《落纸风云》是一本充满着现实关怀的书。法国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确实如此。“史圣”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为人物作传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认识来记录，暗含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在所有影响历史真实的因素中，首推政治。“胜者王侯败者寇”。每一个新朝代建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史。即按照本朝的意志来修缮前朝的历史，以一副高高在上的胜利者的姿态，随意臧否人物、篡改历史。难怪史学权威尼泊尔会说：“只有政治家才能编写罗马史。”政治在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尽管每个史家都声称追求“秉笔直书”，但实际上，历史学家大多都含有难以割舍的政治情结。史学大家钱穆在回答蒋介石关于对政治的兴趣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即如当年顾（炎武）、黄（宗羲）诸人，他们尽不出仕，但对历史上的传统都大有兴趣，其对现实政治乃至此下可能的理想政治亦都极大关心。”可见，每一个真正研读历史的人，就本意而言都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任何历史研究都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其研究对象是过去，而立足点则是现在。习近平同志多次谈到以史为鉴的问题，并对此做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他还说，“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落纸风云》一书最突出也最能打动人心的一个特点，是几乎每篇文章都在“借古鉴今”。譬如：《宋代的官场规矩》就是一篇极具现实意义的文章，作者不为说史而读史。相反他是以典故谈人物，以人物谈历史，以历史谈兴衰，以兴衰谈得失。正所谓“观史知今，当思进退；读书养志，可识春秋。”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这一点在张水平先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落纸风云》一书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诗书千载经纶事，笔墨四时社稷心”的情怀；处处体现着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精神。

最后，《落纸风云》是一本带着“体温”的书。中国传统学问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知行合一、体悟不二”。具体而言就是读书治学重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重在成就行为而不在成就言说。读书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完善道德人格。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人各以其一身挑尽古往今来的担子，以养成涵盖万汇的伟大人格。相对于古人这种“生命的学问”，今天我们更多的是“纸上的学问”。时下的一些学人，学问固然不错，但身上总有一种叫人难以言喻的官场气、商场气、学阀气、市侩气，油腔滑调、两面三刀、阿谀奉承、八面玲珑，很有政客、商家、公关家、外交家的那一套，在这些人身上你嗅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学问的异化”。透过《落纸风云》一书中天高云淡的文字，我能真切的感受到，作者张水平是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一个心胸豁达的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人，我将这种关怀称之为“忍不住的关怀”。所谓“忍不住”是指读书人特有的一种情怀，一种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注。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

《落纸风云——读史随笔》是张水平先生的第二本随笔集，第一本是《行云走笔——海外见闻录》。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生前曾称张水平“是没有作家头衔的作家”。对此，我是深以为是的。我以为张水平先生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学者，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思想者。张水平先生退休前是公务员，在处级岗位工作过九年，在厅级岗位上工作过十七年，曾担任过省上主要领导同志的秘书。退休后投身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孜孜不倦。有道是：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如今，张水平先生正是人成熟、笔老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时候，衷心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史飞翔，著名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华孔子学会会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散文学会秘书长、文艺评论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