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理论动态编辑部结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梳理出2025年度十大理论关注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建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新质生产力，中央八项规定，文化主体性，高效能治理，全球治理倡议，“人工智能+”。本文对这十大理论关注点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要，力求反映我国理论研究的发展动态。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是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是理论研究深化发展的关键环节与迫切需求，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需要，也是全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重要理论命题自提出以来，始终是学界的热点论题。2025年，学界不断深化探索，从体系化学理化的角度进行了多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丰富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迈向新境界。

其一，更加突出整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2025年，学界更加注重从整体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着重阐明其逻辑系统的整体性、价值导向的一致性和层次结构的一贯性，把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呈现出来。有学者指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体系，不能碎片化解读、片面化宣传，只有基于整体性视野，才能进行总体把握，做到融会贯通。对各领域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都要放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来认识和把握。坚持整体性视野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方法，要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把握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根本目标、核心任务、着力方向、关键环节，从总体上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体系、特征和地位。

其二，更加突出原创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形成一系列原理性成果。2025年，学界更加注重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研究。有学者指出，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就要从理解把握其原创性概念、标识性范畴这个“点”，到理解把握其根本主题这条“线”，到理解把握其各个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内在逻辑这个“面”，再到理解把握其理论所构成的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体”，进一步厘清这一思想的历史方位、研究对象、体系主干、核心原理、标识范畴、哲学根基，进而按照“系统完整—板块结构—条条要素”的思路和方法，从三个层面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原理性成果，充分彰显其严密逻辑、深邃博大。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丰硕，需要广大学者深入梳理其内在逻辑、概念关联与实践基础，推动理论从“原创观点”升华为“科学体系”。

其三，更加突出专业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关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2025年，学界更加注重结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分领域、分专题研究，运用学科交互的视角，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阐释体系化学理化问题。有学者指出，理论工作者熟练掌握各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理论概括、理论抽象的能力，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的有利条件。以学术性表达阐释和呈现党的创新理论，要善于运用各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充分彰显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将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例如，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党领导法治建设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二个坚持”，把“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发展的新成果，需要学界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多维度的理论阐释。

二、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发展。这一理论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民族复兴实践与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科学指引。2025年，这一重大理论命题持续保持研究热度，学界进一步深化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其一，更加注重从两个大局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学者们着重阐明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精准回应现实需求的鲜明特质。有学者指出，在文明发展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因应现代化一般规律，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发展范式等方面，塑造了现代化新范式，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时代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又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种鲜明的时代性，为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

其二，更加注重从整体框架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学者们着重阐明其要素间的有机统一性和理论结构的严密性，把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呈现出来。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建构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了自身的叙事空间和叙事结构，形成了独有的叙事立场、叙事指向、叙事范畴、叙事特点和叙事主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全面系统，其内容主要涵盖顶层设计、战略安排、目标愿景、实践要求等重大问题。唯有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框架中把握、放在人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宏大背景下理解，才能避免陷入西方现代化、传统现代化的认知偏颇。要持续推动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协同构建，进一步提升理论的科学完备性与系统整体性。

其三，更加注重结合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开展分领域、分专题研究。学者们着重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经验，推动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双向互动。有学者指出，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实践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每一个核心观点、每一项战略部署，都植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明确的目标、规划与战略，这是其实践效能持续彰显的关键。与此同时，要注重实践中的问题反馈与理论完善，针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区域发展差距、人口结构变化、数字鸿沟等新问题，推动理论体系不断优化升级，形成“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动态发展。

其四，更加注重强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历史传承性的研究。学者们着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内涵进行研究，明确其形成是一个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辩证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回应与解答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要义论”“重大意义论”“目标规划论”“原则方法论”，它们同声相应、同频共振，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借鉴世界现代化理论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实现了本土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探索的实践脉络，每一代共产党人的实践成果都为理论形成提供了坚实支撑，构成“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辩证发展逻辑。这种延续性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扎根中国大地、贴合发展实际，为理论的稳定性与生命力提供保障。

三、“十五五”规划建议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对今后五年的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是指导“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十五五”规划建议发布后，学界展开了学术研究，通过不同视角进行理论探索，并对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展开热烈探讨，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一，从历史脉络入手，深刻阐释“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要历史方位和重大意义。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其核心在于将宏伟蓝图转化为阶段性目标，将人民诉求转化为具体政策。有学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阐释“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要价值，指出“十五五”规划建议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全面彰显了党中央在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智慧。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与历史使命，深刻理解“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对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到本世纪中叶成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从重大命题入手，深度解读“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指引。“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围绕文件内容，学者对“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六个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等重大命题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如关于“六个坚持”重要原则，有学者指出，“六个坚持”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重大成果。此外，“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部署了一系列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围绕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学者也分别进行大量理论探讨和政策解读。

其三，从重点工作入手，深入探讨有关“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将“十五五”规划建议真正落地，确保“十五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学界深入分析了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矛盾问题，探索了各个领域做好相关工作的实践路径。例如，在经济建设方面，有学者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充分发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政治建设方面，有学者认为，要更加科学辩证地处理好党的领导、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人民至上，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文化建设方面，有学者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在社会治理方面，有学者指出，应当按照“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要求，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实践中抓好各项重点任务的推进落实。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学者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四、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

正确的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是维护历史真相、凝聚民族共识、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要坚持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坚定历史自信，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众志成城英勇抗战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把握历史主动，在以史为鉴中不断开创未来”。2025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界高度关注抗战史观、二战史观的研究，在认知历史本质、构建叙事话语、传承时代使命、凝聚国际共识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推出了一批兼具学理深度与现实价值的丰硕成果，为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挑战、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提供了理论武器。

在认知历史本质方面，立足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研究的逻辑起点，注重厘清战争性质、还原历史真相、明确核心主体，筑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事实根基。有学者指出，一些历史虚无主义杂音潜滋暗长，借助碎片化、娱乐化、学术化、数智化等叙事手段，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严重干扰人们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确历史认知。学者们在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厘清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内涵、历史主体、历史经验等问题的认知；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重大贡献，深化对战争全局及其复杂性研究；充分利用新史料、新工具、新方法，提升抗战史和二战史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客观性，以扎实的学理依据和事实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加强跨学科、多领域的深度融合，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立体展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以及主流、本质等。

在构建叙事话语方面，着力破解“西方中心论”对二战叙事的垄断，大力推进抗战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在研究议题、研究路径、研究观点等方面均有创新或突破。有学者指出，确立“十四年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叙事体系的主流地位，并推动相关概念和话语融入学术研究、国民教育和社会宣传，促进了抗战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欧洲国家不重视东方主战场，不承认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公平的。学者们努力构建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叙事逻辑，坚持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校准真实整体正义的叙事基调；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夯实国家民族个人的叙事价值；着力提升研究对话能力，构建由内向外辐射的叙事结构；持续增强技术正向赋能，丰富抗战史、二战史传播的叙事方法。

在传承时代使命方面，把握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研究的实践导向，注重挖掘历史资源的当代价值，实现历史传承与时代使命的有机衔接。有学者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大历史观”的视野，通过设立“纪念日”“公祭日”，举行阅兵仪式、强化历史观教育等方式，深度挖掘、传承与弘扬抗战历史经验与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倡导坚持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高规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因为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关涉战后国际秩序，关涉当前和未来如何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切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多国创立国际调解院，以弥补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都是对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的坚持和践行。

在凝聚国际共识方面，注重推动抗战史、二战史叙事的国际化传播，构建基于历史真相的国际共识，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有学者指出，正确抗战史观、二战史观呈现了80年前人类面对生死存亡时的命运与共，也包含着对团结就是力量、合作才能共赢、正义必将胜利的深刻体认。学者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阐明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贡献，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强调二战胜利成果与《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以史实为依据驳斥各类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对抗战史、二战史的研究，不能随着纪念活动的淡去而淡化，要进一步深化抗战史、二战史研究，阐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支撑，为人类和平事业贡献哲学社会科学力量。

五、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对生产力发展一般规律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是进一步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知的必然要求，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迫切需要。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学界对这一重大概念进行了热烈讨论。2025年，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研究，研究视角不断拓展，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

其一，理论内涵阐释进一步深化。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的研究进一步向深层次推进，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研究，而是从理论根源、时代价值等多个维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更为学理化、更为体系化的阐释。有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其核心内涵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突破性创新，更蕴含着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产业形态的创新性演进以及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其时代价值体现在赋予生产力要素新内涵、丰富生产力发展动力源、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在研究过程中，学界更注重结合国际视野，分析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并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本质区别，厘清其在生产力发展历程中的历史方位。此外，学者还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继续挖掘新质生产力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明确其作为新时代生产力发展新形态的核心要素、内在机理和演化规律，为构建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

其二，实践路径探索进一步精细化。学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的研究更加细致，更有针对性。各领域的学者们结合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丰富的实践方案。在区域发展层面，针对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差异，学者分析了“技术引领型”“要素集聚型”“转型赋能型”等不同发展模式，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进行深入探讨；在产业发展层面，聚焦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关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等重要问题，深入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中的应用场景和实践路径。此外，学界还重点关注了具体实践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如核心技术攻关、人才队伍建设、制度环境优化等，从政策支持、市场机制、产学研协同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为各地各部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其三，跨学科研究进一步系统化。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其研究亟须打破学科壁垒和领域界限。2025年，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界融合趋势。一方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不断深化，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技术成果为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基础研究提供了支撑，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则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经济效应、治理模式、社会影响等问题；另一方面，学界不再局限于单一产业或单一环节的研究，而是将新质生产力置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进行考量，探索其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内在关联。例如，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社会治理挑战等问题，学界整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资源开展联合研究，既分析其内在成因，又提出应对策略，形成了多维度的研究成果。

六、中央八项规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十多年的深入实践，中央八项规定已经成为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鲜明标识。2025年3月，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巩固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密切联系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一重要举措，使中央八项规定迅速成为学界的热点论题。以“八项规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4年的发文数量总和为2525篇，但仅2025年一年的发文数量就达到2189篇，接近2012年至2024年的发文数量总和。2025年，学界从不同角度对中央八项规定进行阐释和研究，更加注重探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避免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简单理解和仅党风政风层面的机械解读，为有效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在历史逻辑上，学界以大历史观贯通研究党的作风建设历史进程，把中央八项规定融汇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主线。有学者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百年党史，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关于作风建设的理念和实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彰显出我们党在作风建设上一以贯之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深入探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历史逻辑，对于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央八项规定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各项纪律和规矩立起来，推动了党风、政风、社风好转，深化了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在理论逻辑上，学界聚焦中央八项规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规律作出深层回应。有学者指出，中央八项规定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命题，其理论根基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新时代作风建设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关于制度治党、组织建设和群众监督的理论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结合。在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巧妙融入其中，实现了以制度构建文化、以文化巩固制度的实际效果。我们党通过自我净化与人民认同的双向互动，激活政党治理的内生动力与外源压力的协同效应，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政党治理领域的独特优势，最终实现对西方中心主义治理叙事的范式超越。这种突破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理论新解，更在全球治理危机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照中，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主动，对全球政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在实践逻辑上，学界总结新时代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丰富经验，分析其内涵实质、治理逻辑、价值意义以及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中央八项规定不仅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抓手，也是贯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过程的革命性、创造性实践，具有重要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新时代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伟大历程，是一个制度上不断完善、执行上不断深化、实践上不断丰富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制度之变、行动之变，引领塑造了一场激浊扬清、固本培元的风气巨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具有重大价值。这一精神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要求，必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七、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范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继承、创新、发展中所展现出的独特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且具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推进文化主体性研究，是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推进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加快文化强国建设的迫切需要。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并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研究指明了方向，并持续成为理论研究热点。2025年，学界围绕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演进、理论建构、实践路径、价值旨归等展开了多维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从历史演进维度看，注重考察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与演进过程，强调其不是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受社会实践、时代变迁和文明互动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文化主体性建设始终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紧密交织，通过理论创新、政策实践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推进，文化主体性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文化根基。文化主体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置于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双重语境中，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历史地形成的，是从文化被动到主动的逻辑跃迁，是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批判反思。进一步深化研究有助于澄清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误区，推动从历史叙事向实践指导的转化，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历史镜鉴。

从理论建构维度看，深入挖掘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从多个维度进行创新阐释，强调其不仅是文化自信的内在支撑，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成果。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储存着铸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文化元素。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体现。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呈现在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觉醒、肯定认同和创造传播三个方面，概括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自为”。其理论建构需在时空变迁与文明碰撞中不断追问“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从文化领导权、主体意识到文明交流互鉴，形成多层次的理论框架。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必须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价值相适应的思想精华，在加强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走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新赛道。

从实践路径维度看，关注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分析文化主体性巩固过程中的系统性问题，应对多重挑战，进一步明确巩固重点。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实践中生成、建构、巩固。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呈现为巩固文化领导主体性、文化发展主体性、文化创新主体性和文化交流主体性，重点回答的是“谁来巩固”“巩固内容”“巩固方式”“巩固效果”的系统性问题。在此过程中面临着“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双重挑战、“唯文化主义”和“唯科技主义”的双面冲击、“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的双重争论、“话语难题”和“接受难题”的双重障碍。面向未来，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明确巩固重点，聚焦文化“凝聚力”“塑造力”“引领力”“辐射力”，加强文化领导权与自主权有机结合、增强文化性与科技性有机融合、秉持守正性与创新性有机统一、推动话语力与传播力协同构建，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夯实根基。

从价值旨归维度看，拓展文化主体性的全球意义，从文明交流互鉴、文化自信和全球治理等多层面论证其价值。有学者指出，随着国际局势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如何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过程中保持文化主体性，成为各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主体性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更是推进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中国方案。面对全球共同的难题，各国必须携起手来，巩固文化主体性，在坚守中传承，于交流中创新，构建多元共生、和谐发展的全球文化格局。从文化自信到全球治理，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在于提供“和而不同”的对话模式。坚守文化主体性不仅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更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的样本。

八、高效能治理

高效能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既是重大的理论命题，也是重大的实践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5月22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高效能治理”这一概念。此后，我国各地各部门对推进高效能治理进行深入的实践探索，学界也对高效能治理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把高效能治理提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展与治理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同变革、动态适配，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2025年，学界对高效能治理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立足新时代治理实践，进一步深化高效能治理研究，超越西方“管理”或“治理”范式，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论空间。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其一，追踪高效能治理的理论创新，阐释高效能治理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学者指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新时代高效能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能为、何以善为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是对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在多个维度上具有原创性贡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统一、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统一、价值引领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开辟了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境界和新高度。这些理论创新为推进新时代高效能治理提供理论指引，指明创新趋向，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篇”的重要遵循。

其二，探究提出高效能治理的时代背景，分析高效能治理的丰富内涵、核心要素、必然要求和主要路径。有学者指出，作为我们党提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重要内容，“高效能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典型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产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呼唤高效能治理。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实质上也是治理效能的竞争。高效能治理是适应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数智时代、复杂系统治理要求的现代治理模式。高效能治理的科学性实践性在于可量化评价，需要建立一套高效能治理的评价测量标准和指标体系，构建“精准识别需求—科学配置资源—动态评估效果”的闭环体系。

其三，探讨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我们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行稳致远指明了方向，抓住“治理”这一决定性变量，把“发展”和“安全”统筹起来，形成循环增益的强大合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互为支撑，高效能治理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因素。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以增强体制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为目标。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建构，突破西方治理范式，形成治理、发展、共享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的理论体系，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治理难题和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九、全球治理倡议

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全球治理倡议契合世界所需，顺应人心所向，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道，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确定性，迅速得到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明确支持。全球治理倡议植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传承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秉持命运与共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原则、方法和路径，是对全球治理规律认识的创新和升华，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大公共产品。该倡议提出后，在学术界产生热烈反响，迅速成为2025年理论研究热点，把相关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使其超越了具体概念的范畴，体现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自觉。

其一，从近代历史、现实需要、战略价值等多个维度，探析全球治理倡议的形成逻辑、丰富内涵、历史意义和实践进路。有学者指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亮明了中国方案，系统阐明了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观，标志着中国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的关键一步。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正确方向；契合当今世界迫切需要，提供了国际社会团结共进的行动指南；弘扬守正创新理论品格，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体系；源于新时代中国外交恢宏历程，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责任担当。在实践进路中，全球治理倡议通过构建多元共治网络、聚焦“四大赤字”协同治理、推动国际组织渐进式改革的三维路径，将理论创新转化为制度实践。

其二，从法学、区域国别学等多个学科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学界通过多维视角推动全球治理研究及其治理主体的理论重塑，提出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并尝试进行分析和解答，尤其从问题解决的源头尝试界定全球治理的客体对象和全球治理概念内涵的边界。有法学学者指出，全球治理倡议将“遵守国际法治”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这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要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国际法治在全球治理中起到的保驾护航作用，在尊重共同的法治价值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法治秩序的构建，为推动全球治理提供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法治保障。有区域国别学学者指出，以服务全球治理倡议为面向的区域国别研究正在推动一场知识变革，破除西方在全球治理层面的霸权，增强自主性和安全性，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国际影响力。

其三，把全球治理倡议置于四大全球倡议之中进行研究，避免对单个倡议的碎片化解读，推动构建逻辑自洽、层次分明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有学者指出，四大全球倡议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价值目标上相通一致，在结构布局上层层递进，在功能配置上嵌套互补，在话语建构上同构共鸣，由此构成一个紧密衔接、内在统一的整体框架。这一特质决定了对四大全球倡议的理解与实践，必须超越单一议题抑或单一领域的狭隘视角，坚持协同推进、凝聚系统合力的实践路径。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四个维度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发展是基础，安全是保障，文明是纽带，治理是关键，共同构建“四位一体”的协同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系统性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担当作为。

十、“人工智能+”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当前，“人工智能+” 的概念应运而生，迅速影响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人工智能+”是继“互联网+”之后，我国在科技领域提出的又一重要概念，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的创新理念与实践，旨在通过技术集成与生态重构推动产业变革与社会发展。2024年和2025年，“人工智能+”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学界广泛关注。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公布，部署六大重点行动，明确了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关键领域，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发展范式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5年，学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涵盖“人工智能+”的概念内涵研究、路径探索、风险治理等多个视角。

其一，“人工智能+”的内涵研究。人工智能历经多年发展，已从早期简单的算法模型迈向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复杂技术体系，为“人工智能+”的拓展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学界加强了对“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深层次内涵解读。针对“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概念辨析，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强调技术本身，“人工智能+”更加强调的是与行业、场景的融合，这是二者的重要区别。但“人工智能+”并非简单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叠加到现有行业之上，而是通过重塑业务流程、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商业模式等方式，实现各领域的智能化变革，创造出全新的价值和发展生态。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工智能+”是一个渐进式、递进式、阶跃式过程，随着“人工智能+”从理论探索创新走向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其概念内涵和作用机理持续演进，从最初“人工智能”的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到以场景适配和融合赋能为主要方式的“+人工智能”，再到以产业变革和模式重塑为基本逻辑的“人工智能+”，乃至最终以范式重构和无限创造为发展目标的“人工智能+”。

其二，“人工智能+”的路径探索。“人工智能+”的生命力蕴含在具体的应用场景。2025年，学界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的实践路径。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明确了其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地位，明确了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等“人工智能+”的重点领域，并设定2027年、2030年、2035年三阶段发展目标，为学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依据。围绕这些文件中的重大概念和命题，学者们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和可能引发的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刻变革展开充分思考交流。有学者指出，在产业发展领域，工业生产要实现全流程的智能化，如智能质检、预测性维护以及农业生产中推广智能农机和无人机应用，实现精准作业；在消费生活领域，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新一代终端可以打造全场景智能交互环境，将不断催生个性化、体验式消费新业态。针对“人工智能+”如何“+”才能发挥最大效益，有学者指出，需要综合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技术可行性，二是经济带动性，三是民众获得感。

其三，“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持续深入的过程中，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内生、技术应用、应用衍生的安全风险不断暴露。如何妥善应对、控制和预防这些风险，也是2025年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例如，在技术应用方面，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监管日趋宽松，“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着AI幻觉的风险、滥用的风险以及存在性风险，应推动形成针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共识、完善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的法律法规、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发展相关安全技术。除了技术和应用性风险，大量学者针对“人工智能+”行动可能面临的伦理风险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中，因技术特性、使用方式、管理缺失等可能导致违背伦理原则、损害社会价值、冲击个人权益、破坏生态平衡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风险呈现出很强的复杂性与隐蔽性，还会加剧“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过去就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加强工作整体统筹、强化法规制度建设、发挥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加强技术共享和协同创新的开源生态建设，建立健全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同时，也有学者针对构建全面科学的人工智能法律制度体系、加强“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建设等具体治理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