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马年，奔腾开局。马，生来就带着股精气神，不似牛温吞，不似羊怯懦，也不似狗黏人。它有野性，能在旷野肆意驰骋，四蹄踏起的尘土里藏着最原始的自由；它也有温驯，能听懂人的言语，陪着人跋山涉水。在中华文明里，它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像位老朋友，陪着先民开荒拓土，陪着古人寒窗赶考，陪着将士冲锋陷阵，陪着农人耕耘劳作，一路走走停停，走过了五千年寒来暑往。

生于旷野，归于人间

马与人类打交道的痕迹，能追溯到三万五千年至十万年前。法国和西班牙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洞穴壁画上，就有野马身影，寥寥几笔勾勒出奔跑姿态，那是远古人类与马最初的相遇。

马自身的历史更为悠长，见证了生物进化的沧桑。最古老的马叫始祖马，出现在始新世最早期，距今已有五千多万年。此时的马毫无如今的高大威风，个头比狐狸大不了多少，前肢四趾、后肢三趾，四肢细长，脊背弯曲，尾巴短小，头骨长而低。它生活在热带森林与沼泽，无需奔跑觅食，只需啃食灌木嫩叶，便能悠闲度日。

随着地球气候渐冷，森林减少、草原增多，始祖马不得不随之改变。到了四千万年前的渐新世，北美大陆出现了渐新马。它前后趾皆为三趾，中趾明显增大，踏地更稳更有力。颊齿齿冠脊形更明显，如锋利小刀般，能高效切割树叶。它不仅适应了森林边缘的生活，还开始学着奔跑避敌，多了几分灵动。

到了中新世，草原古马应运而生。为适应草原的新环境，它变化显著。前后脚仍为三趾，却仅靠中趾行走，其余两趾变得细小。脸部变长，视野开阔，能发现更远处的天敌与食物，而牙齿化为耐磨的高冠齿，可大口咀嚼草本植物。草原的风炼硬了它的筋骨，也造就了它的奔跑本领，标志着马真正走向矫健。

五百万年前的上新世，上新马出现了。这时的马已与如今相似，前后脚化为真正单趾，长出发达的蹄，奔跑更快更稳。其体型渐大，脊背变直，尾巴变长，头骨高大，多了几分威风。约四百万年前，上新马进化为真马，高大矫健、有力善跑，能疾驰草原、负重前行，长成了我们熟悉的模样。

早期马的进化较为单一线性，这一现象被科学家称为“直线进化”。几千万年时光，从小巧的森林精灵到高大的草原霸主，马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对环境的适应，尽显生命的坚韧。

马与人类真正的羁绊，始于驯养。旧石器时代，野马便成群驰骋于广袤大地，奔跑在草原山林间。历经长期反复训练，先民将马驯化为有用家畜。有了马，人类的脚步能走得更远，劳作能更轻松，战争能更有力量，既能抵达远方，也能守护家园，不仅改变了马的命运，更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

随着马的地位日益突出，对马的管理逐渐形成完整制度，即为马政。周代马政已具规模，朝廷设专门官职管理马匹，按质量优劣定级分类，良马用于战争祭祀，普通马用于耕作运输。

唐代马政分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分工明确。中央设太仆寺、驾部等机构，分管全国马匹、车马政令及皇室车马；地方设诸监牧、八马坊，负责马匹饲养、繁育与训练。唐代马政不仅管理规范，还注重品种改良，专门从西域引入良马与本土马杂交，从而培育出更矫健有力的马匹。

宋代马政独具特色，设估马司负责马匹贸易与评估，开创“券马”方式，鼓励商人从边疆收购马匹，凭官府发放的“券”将马运至内地交付官府，官府按质量给予报酬，此举让宋代能更容易获得良马。只是宋代重文轻武，马政规模与影响力不及唐代。

至清代，马政调整为皇家、中央、地方三大系统。皇家系统掌管皇室用马，皆为精选良马、饲养精良；中央系统掌管全国马匹政令与管理；地方系统负责本地马匹饲养孳育，满足地方需求。

千年为伴，一往情深

马被驯化后，人类很快发现了它在战争中的巨大潜力：跑得快、力气大，能载士兵冲锋、拉战车驰骋。可以说，马彻底改变了战争方式，成为古代战争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中国，马战车兴于商，盛于西周春秋，衰于战国至汉，存在近千年。一辆战车通常配备三名甲兵，分工明确。“御者”驾车，掌控方向速度，是战车核心；“戎右”近战格斗，抵御敌人、保护同伴；“多射”远程射箭，射杀敌人、震慑气焰。千年间，马战车始终是战争主力与国家威慑力的象征，“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之名曾令敌人不寒而栗。

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转变。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打破传统作战方式，骑兵作为独立兵种登上历史舞台。此前士兵多乘车作战，受战车束缚，无法在复杂地形行动，灵活性极差。而骑兵摆脱了战车桎梏，士兵骑在马背上，既能快速奔跑，又能灵活转向，可在山地、草原、沼泽等复杂地形作战，冲击力更强。改革后，赵国军事实力大增，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余诸侯国见状纷纷效仿，蔚然成风。

秦汉时期，骑兵成为对抗匈奴的主力。为抵御入侵，秦汉王朝大力训练精锐骑兵，让他们骑着矫健战马，驰骋北方草原，守护中原疆土。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分裂、战乱不断，这一时期，重甲马与铠甲人成为主流。士兵与战马皆披厚重铠甲，刀枪不入，冲锋时如移动堡垒，极具冲击力。

隋唐时期，骑兵改重甲为轻甲，此举大幅提升了战马的速度与灵活性，减轻了士兵负担。从辽宋到明清，骑兵始终是军队主力，无论是抵御外敌还是平定内乱，都能快速响应、奔赴战场。

除了战争，马也深入古代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盐铁论》记载“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反映出马用于耕作运输在古代十分普遍。农业社会，牛耕虽为主流，但马步伐更快、短时间耐力更强，农忙抢种抢收时节，马便可作为耕作主力。

农业运输中，马的作用更为突出。农人们用马驾车，将肥料运至田间、将庄稼拉回谷场、将农产品运往市场交易，换取钱财与生活用品。虽然马的饲养成本高于牛，但是因速度与效率优势，在条件允许的地区更受青睐。

马在古代教育中也占据显著地位。西周时期，驾驭车马的技术成为贵族子弟必学“六艺”之一的“御”。“御”有五种驾车技术：一是“鸣和銮”，行车时无论快慢，车铃需节奏分明，彰显技艺与礼仪；二是“逐水曲”，能驾车顺利通过河边弯路，不落水、不偏航，考验应变能力；三是“过君表”，经过国君标志处需从容恭敬，考验礼仪素养与沉稳心态；四是“舞郊衢”，能让四马默契配合，驾车在蜿蜒道路上流畅转弯，如跳舞般自如，考验协调与掌控力；五是“逐禽左”，田猎时能将鸟兽驱至车左，供左侧士兵射猎，考验精准度与配合度。可见，贵族子弟学“御”，不仅是掌握驾车技能，更是锤炼沉稳、恭敬、应变等品格。

作为古代最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马承载着人类脚步，穿梭于市井阡陌，连接各地，推动人际交流与社会发展。秦汉时期，上至官员贵族，下至士兵，都喜爱骑马。魏晋时期，骑马成为中原的时尚与生活方式。唐代，文人墨客骑马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商人骑马赶车、贩卖货物。此后各朝，骑乘之风持续流行，元代更是达到高潮。

一身风骨，文脉绵长

在古人眼中，马是《周易》“乾”卦的化身，代表至阳至刚、自强不息，象征着光明、力量与希望。马与生俱来的精气神，是勇往直前、永不言弃的力量，是坚韧不拔、负重致远的毅力，是忠诚无畏、默默奉献的品格。

许多英雄豪杰，都与马有深厚羁绊。项羽的乌骓马，忠诚无畏、不离不弃，项羽乌江自刎后，它跳江殉主，成为忠诚的象征。关羽的赤兔马，矫健神速，陪着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见证着忠义与豪情；刘备的的卢马，虽有“妨主”之说，却在危急时刻载着刘备跃过檀溪，救其性命，成为救命恩人。这些名马，忠诚、勇敢、坚韧、无畏，令人印象深刻。英雄也因名马的陪伴，得以更好地施展才华，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古至今，中国人尤爱马。究其原因，中华民族是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而马的身上，恰恰彰显着这种气质。马不甘平庸，渴望奔跑与远方，无论前路多艰难，都勇往直前。马坚韧不拔，能负重致远、跋山涉水，无论历经多少风雨，都默默耕耘。因此，马备受中国人青睐，其艺术形象跃然于丹青墨卷，镌刻于青铜玉石，流淌于诗词歌赋，成为经典的文化艺术符号。

马的雕塑千姿百态。秦始皇陵出土的马俑，体型高大、神态逼真，宛如真马，仿佛一声令下便能驰骋而去。制作注重写实，身体比例协调，面容各异，或昂首威严，或低头温顺，或张嘴嘶鸣。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同样名扬四海。这马作飞驰状，四蹄翻腾、张口嘶鸣，姿态矫健、气势磅礴，最绝妙的是右后蹄踏在疾速飞行的燕子背上。燕子展翅倾斜，似被奔马踏中，而奔马凭一蹄稳稳站立，尽显平衡之美和精湛工艺。

到了唐代，雕刻技艺愈发精湛，“昭陵六骏”浮雕成为扛鼎之作。这六匹骏马，是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的战马，陪着他南征北战、建功立业。李世民称帝后，下令将其形象雕刻在昭陵石壁上，以作纪念。六骏姿态各异，或直立、或缓行、或疾驰，采用高浮雕技艺，马的半面突出，细节近乎镂雕，线条流畅、层次分明。

马纹也广泛应用于各类器物。商周青铜器上的马纹，与饕餮纹交织，线条从粗犷转向规整，带着神秘威严。两汉画像石、铜镜上的马纹，图案丰富，有骑猎、拉车、出行等场景。唐代三彩、青瓷、白瓷上的马纹，线条流畅、色彩艳丽、形态生动，彰显盛唐气象。宋代马纹简约灵动，比如青釉马纹碗，采用刻花工艺，寥寥数刀便展现出马的奔腾之态，意境悠远，契合宋代文人的简约雅致审美。元代马纹偏爱融入历史故事，马匹形态矫健、神情生动，折射出元代社会文化与生活美学。

如今，马虽不再是生活生产、战争、交通的主力，但仍活跃在人们生活中。草原上，牧民骑马放牧，延续传统生活；赛场上，赛马运动蓬勃发展，骑手与骏马并肩驰骋，展现速度与力量、勇气与激情；艺术创作中，马是热门题材，画家画马、诗人写马、雕塑家刻马，生生不息。“马上封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等祥瑞图案，遍布玉雕、瓷器、书画等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生活富足、事业顺利的祈愿。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马，一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生灵，一种坚韧而又永恒的精神。它藏在时光里、文脉里，藏在中华儿女心中，历经岁月，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