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长河中，中华民族培育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和合”文化，其中蕴含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人合一”等“和合”理念，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行为方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价值内核。

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见证的历史积淀与智慧结晶，“和合”文化滋养了“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夯实了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思想根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因与话语支撑。在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对“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也为超越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

从哲学本体论维度审视，“和合”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底，构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认知。《周易》中“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论述，将人视为自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天人一体”宇宙观的思想雏形。北宋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儒家“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主张以平等仁爱对待一切人与物。这种宇宙观蕴含着中华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对客观规律的尊重。

正如秦代《田律》中春季禁止伐木、捕猎幼兽的规定，蕴含着生态环境保护智慧，也折射出“和合”思想从观念到实践的早期转化。时至今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对“天人合一”传统的传承发展，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民族永续发展相结合，使“和合”文化的宇宙观在新时代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南。

从社会整合维度分析，“和合”文化以“和而不同”为准则，塑造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共同体格局。早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便在交流中孕育出各具特色却又内涵共通的玉文化。《论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中庸》进一步阐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核心要义在于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谐统一。这种思想在各民族的交往实践中体现为对不同民族习俗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对向内凝聚、多元一体格局的增进和坚守。

历史上，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改革吸收游牧民族军事优势，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又保留鲜卑文化特质，明代长城沿线“虏代墩军瞭望，军代达虏牧马”的民间互动，清代将长城从军事屏障转化为贸易通道，均是“和而不同”思想的生动实践。“和而不同”强调的是不同个体或群体间的相处之道，倡导的是彼此尊重、相互包容，通过交流沟通达到和谐相处的状态。当今，我国各民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民族工作在增进共同性的同时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其中离不开“和合”文化、“和而不同”理念的影响。

从发展动力维度阐发，“和合”文化以“和实生物”为动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荀子进一步阐发“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深刻揭示了多样与融合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思想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程中体现为“多元”与“一体”的辩证互动。在政治上“因俗而治”，如汉代对匈奴部众“因其故俗，为属国”的治理政策、唐代设置都护府管理边疆民族，在“大一统”基础上实现治理平衡；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如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茶叶、绢帛与马匹贸易，形成经济相依的共生关系；在文化上互鉴融通，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推动各民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体系。

新时代，“和实生物”的哲思融入民族工作之中，通过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激发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蓬勃活力，打造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拓展到国际领域，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倡议中，“和合”文化也能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从价值目标维度审视，“和合”文化以“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为理想，以“天下一家”的宏大视野和“守望相助”的实践智慧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坐标体系。“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原指对邦国关系的调和，后逐渐升华为中华民族处理内外关系时，采取对内追求各民族和睦相处，对外倡导国家间和平共处的价值准则。汉代以“昭君出塞”为代表的和亲之举促进长城内外和平相处，唐代以“四海一家”的开放政策吸引各族归附，明代隆庆和议后长城沿线“万虏蚁集”的互市繁荣，均体现了“协和万邦”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将个体、家族、国家乃至天下视为有机整体，超越地域与族群的共同体意识古已有之。

“天下大同”的理想亦是如此，如《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奠定了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回溯中国古代对治国理政话题的探讨，“和合”文化始终贯穿于有关共同体成员共同发展进步的倡导中。《周易》中倡议“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这种“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价值理念，与当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实践相契合。“天下大同”的理想，也与“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目标相契合。

千百年来，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的互补，还是西南各民族在茶马古道上的互利共赢，亦或是灾荒年间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暖实践，这种在“和合”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互助传统，强化了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紧密联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历经风雨而愈发坚固的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边境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项目编号23BMZ0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