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更高的发展目标和治理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也将干部讲政德、立政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党员干部而言，政绩体现的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是检验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标尺；政德体现的则是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和价值取向，决定着权力运行是否端正、履职尽责是否真正指向人民。政德作为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根本道德准则，既是从政之基，也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关系党员干部立身、用权、干事的根本方向。

政德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私德，属于与公共权力运行紧密相关的政治伦理范畴，是衡量党员干部从政用权是否正当、是否干净的根本尺度。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德”始终是理解政治秩序与权力正当性的核心范畴。从“以德配天”到“为政以德”，从“内圣外王”到“修己安人”，德性不仅关涉个体修养，更决定政治实践的方向。进入新时代，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观在党的理论创新中被重新激活，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实现深层融通，以强大的真理力量焕发党员领导干部强大的人格力量。对于共产党人而言，讲政德、立政德就是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通过筑牢道德防线、坚守党性初心，以道德力量赢得人心、赢得事业。可以说，政德不仅是干部立身之本，更是界定政绩内涵、确立政绩标准、评判政绩价值的根本前提，唯有坚守政德底线，才能在复杂的治理实践中把握政治方向，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政德是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超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既是一种统一的治理体系，亦是一种统一的道德秩序。“为政以德”是贯穿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命题。《论语》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之“居其所”，喻示执政者守其正、安其位；众星之“共之”，则说明政治秩序的形成不能仅靠强制驱使，更要依靠德性的感召、示范与整合。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表明德性之治能够使人由被动服从转向主动认同。由此可见，德性在政治实践中具有引领作用，并成为具有内在吸引力和整合力的秩序核心。

“以德配天”理念的提出，进一步把政德提升到政治正当性的高度。《尚书》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领导集团的德性是立国之本，天命并非无条件赋予，而是以人德为依据。孟子亦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进一步将政德与民心向背紧密绑定，阐明天命依托德性彰显，民心依靠德性凝聚，政权凭借德性获得正当性支撑。由此可见，政德不仅关涉个人品质，更是维系国家治理秩序、巩固执政根基、保障政权存续的基础性条件，一旦执政者德性失范，政治权威便会动摇，治理秩序亦难以持续。

“修己安人”的理念，揭示了传统政德的实践路径，阐明政德建设的核心落脚点在于执政者自身修养。《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政治秩序的起点不在权术机变，而在主体品格的端正。传统政治语境中的修身，是指节制欲望、端正心术、明辨公私，使执政者在面对权力诱惑、利益纠葛和责任考验时能够守住底线、站稳立场、不越红线。执政者修身律己以正，才能在用权时不徇私舞弊，在决策时不主观妄断，在施政时不失公平公正。

把握新时代政德内涵

新时代推进政德建设，绝非简单复归传统，而是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传统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政德建设指明了方向。传统政德观中“为政以德”“民为邦本”“修己安人”等核心思想，需要在传承发展中深度挖掘其内在价值，转化为新时代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价值支撑。中华传统政德观历经千年传承仍具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其始终紧扣政治实践中的核心命题：公共权力必须受德性约束，执政者必须以人民为念。这一核心逻辑与新时代党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具备融入当代治国理政实践的现实基础。

中华传统政德观能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其深相契合，并以科学思想理论的真理之光对其予以激活。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强调以人民立场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与传统政德重视民心向背、强调为政者责任担当的取向具有相通之处。传统德性政治主张“民为贵”“得民心者得天下”，重视执政者的德性修养、责任意识和公共担当；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赋予这种德性追求以鲜明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和制度保障，特别是注重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讨论道德本质和属性，主张道德领域也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坚持秉持“第二个结合”，使得政德升华为执政党性质宗旨、干部作风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的内在要求，迸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传统政德观深度融通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让政德从抽象道德原则转化为具体可践行、可检验的行为准则。明大德，即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守公德，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公用权；严私德，即慎独慎微、修身律己。三者相互贯通、层层递进、有机统一，为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提供了清晰指引，也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了价值根基。

既要重政绩也要重政德

政德的意义，最终要落实到政绩实践之中。政绩并非单一的量化指标，而是党员干部价值取向、权力运用和治理成效的综合体现。对党员干部而言，追求何种政绩、依靠何种方式创造政绩、遵循何种标准评判政绩，首要决定因素是政德是否端正。政德的核心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把从政用权的价值立场落实到干事创业的具体实践中，使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做扎实，把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作为政绩追求的根本尺度。

反过来看，错误政绩观往往是政德失衡的外在表现。一些地方出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面看是决策失当，根源却是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政德一旦失守，权力就容易滑向功利算计，政绩也就容易异化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追求观感的表面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部分干部要么不担当不作为、漠视矛盾、放任问题升级，要么急功近利、任性用权、脱离实际盲目蛮干、层层加码，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些现象都说明，政绩观偏差本质上是政德缺失问题。纠正错误政绩观，不能仅依靠优化考核、改进工作方式，更在于端正权力观、事业观、群众观，切实筑牢政德根基。

因此，只有以政德立身，才能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政绩。政德为政绩校准方向，使其不偏离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为政绩提供内在动力，帮助党员干部抵御短期诱惑，保持战略定力；更为政绩确立评价尺度，使其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绩不仅要“看得见”，更要“立得住”。而这一切，最终都取决于干部能否以德立身、以德用权。只有将政德内化为行为自觉，外化为治理实践，才能在复杂多变环境中把握方向，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