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道义是指规范国际行为体与国际社会和其他行为体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守则。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型期，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国际道义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审视与质疑。从单方面退出国际条约到肆意挥舞制裁大棒，从制造盟友体系分裂到煽动地缘政治冲突，美国的一系列行为使其长期以来精心构建的“自由世界领袖”形象出现了巨大的“道义赤字”。这一现象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多数分析仍局限于西方主流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内。而中华文明历经五千余年未曾中断，其内部蕴含着一套完整且成熟的关于政治、伦理与国际关系的哲学思想体系。这套体系为我们观察、衡量和评判当代国际行为体，特别是大国的行为准则，提供了一个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富有东方智慧的参照系。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关于国家治理与外部关系的论述，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天下观”。这套观念并非仅仅是历史的陈迹，其蕴含的智慧对于理解今日之世界仍具强大的解释力。

1.信：立国之本，交往之基

“信”是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被视为个人立身与国家存立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指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就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这一原则被自然地引申至国家层面。在《论语》中，子贡问政，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被问及三者必须去掉一个时，孔子选择去“兵”，再去掉一个则去“食”，最后断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充分说明，在儒家看来，国家的信誉比军事和经济更为根本。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应用于国际关系，“信”即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必须信守承诺、遵守条约、言行一致。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其有效性完全建立在缔约国的信守之上。一个大国，尤其是领导性大国，其信誉更是维系整个国际体系稳定的“定海神针”。一旦这个大国带头失信，其行为的示范效应将是灾难性的，会引发普遍的信任危机，导致国际合作难以为继，最终使国际秩序陷入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因此，从中华文化的视角看，一个国家的国际道义首先体现在其是否是一个可信赖的伙伴。

2.义：行事之则，公理之向

“义”是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范畴。“义者，宜也”，即行为要合乎道理、恰当适宜。孟子更是将“义”与“利”对举，强调君子应“先义而后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对道义的坚守，超越了对物质利益乃至生命的执着。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在国际关系领域，“义”体现为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维护。它要求国家行为特别是大国行为，不能仅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导向，而应当时刻考量其行为是否符合国际公理、是否会损害他国特别是弱小国家的正当权益。一个行“义”的国家，会主持公道，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会在国际争端中秉持公正立场，而非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会在全球资源分配、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承担与其能力相匹配的责任，而非转嫁负担、逃避义务。简言之，“义”是反对纯粹权力政治和自私自利国家主义的道德约束，是衡量一个国家行为是否正当的根本标尺。

3.和：相处之道，天下之贵

“和”的理念是中华文化最深厚的底色之一。“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和”并非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它承认差异、尊重多元，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和谐共存与协同发展。这种智慧体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更体现在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在国际关系层面，“和为贵”的思想倡导通过和平方式、对话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它追求的是一种包容性的、非对抗性的国际秩序。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的“零和博弈”不同，“和”的理念相信，国家间的利益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它反对制造敌人、划分阵营、搞集团对抗，因为这会加剧世界的紧张与分裂，最终损害所有人的利益。“协和万邦”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与邦交关系的理想境界，其精神内核就是通过和平、包容、互鉴的方式，实现天下太平。

4.仁：为政之德，推己及人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其基本精神是“爱人”。孔子将其具体化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简而言之，“仁”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为政者当行“仁政”，即以爱民之心治理国家。

墨子从反面来强调兼爱的重要性：“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将“仁”的理念投射到国际关系中，要求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全与发展，也要关照他国的合理关切与发展需求。一个有“仁”的大国，不会将自身的动荡与危机输出给别国，不会为了维护自身霸权而肆意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相反，它会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维和、救灾、减贫、公共卫生援助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稳定与繁荣。这种“推己及人”的关怀，是赢得国际社会真心尊重与追随的情感基础，是“软实力”最深刻的源泉。

5.天下为公与王霸之辨

上述“信、义、和、仁”等价值观，最终汇聚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王霸之辨”的权力观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描绘了一个超越狭隘家族、部落、国家私利的理想社会。在国际关系语境下，“天下为公”意味着全球治理应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非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的私利。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共享成果。

在此基础上，孟子等人明确提出了“王道”与“霸道”之分。这是中华政治哲学对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模式的经典概括。“霸道”者，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假借仁义之名，行胁迫与控制之实，其目标是建立并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让其他国家慑于其“力”而服从。“王道”者，则“以德行仁”，即通过自身的道德楷模、仁政感召以及对天下的贡献，赢得他国的真心拥戴与追随，其目标是实现“近者悦，远者来”的和谐秩序。《孟子》对此有精辟论断：“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王霸之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分析工具。一个大国的国际道义水平，可以从其行为更接近“王道”还是“霸道”来判断。当其行为处处彰显“信、义、和、仁”，致力于“天下为公”，便是行“王道”，其道义高地自然稳固；反之，当其失信、非义、好战、不仁，一切以维护自身霸权私利为出发点，便是行“霸道”，其道义的丧失也就在所难免。

二、美国国际道义丧失的具体表现

近年来，美国的国际行为在多个层面系统性地偏离了上述中华传统价值观所倡导的准则，导致其国际道义形象一步步严重受损。

1.失信于天下：单边主义与“退群”毁约

“信”为立国之本。然而，特朗普政府时期至今，美国的一系列“退群”和毁约行为，严重动摇了其作为全球秩序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的信誉。“特朗普2.0”的继续“退群”，可能会让国际社会陷入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文明危机。

退出《巴黎协定》。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该协定是经过多年艰难谈判、由近200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全球共识。此举不仅是对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背叛，更是对其自身承诺的公然违背，完全无视其作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和历史排放大国的责任。拜登政府后虽重返协定，但这种政策的剧烈摇摆性本身就构成了国家信誉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国际伙伴对其长期承诺的可靠性深感疑虑。2025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当天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不到8年间，美国已三度“进退”该协定。这种行为，在中华文化看来，是典型的“言而无信”，是一个领导者最不应犯的错误。作为经济体量和历史累积排放均大幅超过世界总量1/4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退缩，使得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遭遇重大挑战。

撕毁《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由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认可的伊核协议，对伊朗重启并追加严厉制裁。这一协议是多边外交努力的重大成果，有效遏制了地区核扩散风险。美国的退出，不仅使多年外交成果毁于一旦，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更使其欧洲盟友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这种将国内政治凌驾于国际法和多边协议之上的做法，是对“信”的又一次践踏，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与美国达成的协议，随时可能因其国内政府更迭而成为一纸空文。

扰乱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不仅指责、抹黑世卫组织，更在2020年宣布退出。这一行为在人类面临共同健康危机时，严重削弱了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生协调机构，是极不负责任的自私之举。这与中华文化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反差，再次暴露其“美国优先”口号下对国际“信义”的漠视。

2.唯利轻义：贸易保护主义与长臂管辖

“义”在当代国际上就是公理。然而，美国近年来的经济政策，愈发呈现出重“利”轻“义”的倾向，为了维护自身经济霸权，不惜破坏全球公认的贸易规则和市场秩序。

发动贸易战。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挑起全球范围的贸易争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公然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严重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其逻辑并非基于公平竞争和多边规则，而是赤裸裸的“唯我独尊”和“赢者通吃”，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是典型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反面教材。

滥用“长臂管辖”与单边制裁。美国日益频繁地依据其国内法，对其他国家的实体和个人实施单边制裁，进行所谓的“长臂管辖”。无论是针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技术封锁，还是对参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欧洲公司的制裁威胁，都是将经济和科技工具武器化的霸凌行径。这种做法不仅干涉了他国内政和司法主权，也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贸合作。它所追求的，并非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或普遍正义，而仅仅是维护美国自身的产业优势和技术霸权，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力服人”的“非义”之举。

3.好战非仁：军事干预与人道灾难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回顾美国21世纪以来的对外军事干预史，却充满了“不仁”的记录，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阿富汗战争的狼狈结局。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20年后，仓皇撤离，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烂摊子。这场战争导致超过数万阿富汗人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喀布尔机场的混乱撤离场景，成为美国“仁政”承诺彻底破产的象征。美国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一个国家，却从未真正关心过当地人民的福祉与文化传统，最终不仅目标未能实现，反而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这种行为，与“立人达人”的“仁”道精神南辕北辙。

伊拉克战争的虚假理由。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入侵伊拉克。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展示的“证据”，后被证明毫无根据。这场战争同样导致了数十万平民死亡，并打开了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泛滥的“潘多拉魔盒”。“兵者，不祥之器”，为了地缘政治私利而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涂炭生灵的行为，是对“仁”道的极大亵渎。

无人机袭击的平民伤亡。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行动中，美军大量使用无人机进行定点清除，但这些袭击常常导致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每一次误炸，都是对一个个家庭的毁灭性打击。这种远距离、非接触、责任模糊的杀戮方式，进一步消解了战争的道德约束，使得生命的价值变得廉价，是“仁”心丧失的极端体现。

4.失和致乱：制造阵营对抗与煽动冲突

“和为贵”、“和而不同”是处理多元世界关系的智慧。然而，美国许多外交政策却在积极地制造分裂与对抗，与“和”的理念背道而驰。

兜售“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渲染“民主与威权的斗争”，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将世界重新拖入阵营对抗的冷战模式。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却将许多国家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种制造分裂、而非促进团结的行为。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忽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发展道路的差异性，与“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格格不入。

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在印太地区，美国积极拉拢盟友，构建针对特定国家的排他性安全与经济集团。例如，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为此不惜撕毁法国与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协议，引发盟友间的严重外交危机；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其地缘政治指向性十分明显。这些“小圈子”的构建，本质上是在复制冷战时期的集团政治，加剧了地区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破坏了地区国家长期以来努力营造的和平与合作氛围，是典型的“失和”之举。

激化俄乌冲突。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通过北约持续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是导致冲突爆发的重要背景因素。冲突爆发后，又不断“拱火浇油”，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并联合盟友对俄实施极限施压和全面制裁，其目标并非尽快促成和平，而是意图借此削弱俄罗斯、巩固自身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种做法与劝和促谈的东方智慧形成鲜明对比，是导致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致乱”之源。

三、从“美国优先”到“霸道”逻辑的固化

美国国际道义的流失，并非偶然的政策偏差，而是其深层战略思维和国家认同演变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在于“天下为公”理念的缺失，以及“霸道”逻辑的路径依赖和不断固化。这种固化是历史、制度与现实政治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

1.“天下为公”理念的缺失与“美国例外论”的异化膨胀

中华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强调的是一种超越个体国家私利的共同体意识。而美国国家身份的核心，却是“美国例外论”。这种信念认为，美国因其独特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和历史使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受适用于其他国家的规则的约束。

“美国例外论”在历史上曾有其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在其建国初期，作为一种“山巅之城”的道德感召，激励美国成为某种理想的灯塔。然而，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早期的“例外论”更多体现为一种示范性的、内向的道德优越感，强调通过完善自身来影响世界。但随着其国力达到顶峰，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例外论”逐渐演变为一种傲慢的特权思想和干涉主义的理论依据。它从“我们是世界的榜样”异化为“我们有权改造世界”，并最终堕落为“世界规则不适用于我们”。这种异化使其天然地认为，自身的国家利益就是全球利益，它可以为世界“立法”，但自己却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这种思想钢印，使其在面对国际法和多边协议时，常常抱持一种工具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

“美国优先”的口号，正是“美国例外论”在当代最直白、最粗鄙的表达。它将国家利益的计算推向了极致，彻底抛弃了对国际责任和全球公义的考量。在这种思维主导下，国际条约被视为束缚美国手脚的绳索，多边机制被看作稀释美国权力的障碍，盟友的利益也必须让位于美国的需要。更深层次地看，“美国优先”不仅是政策口号，更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和自身相对实力下降的现实，美国精英层中的一部分人选择用强化“例外”身份的方式来对抗“衰落”焦虑，试图通过否定全球主义、重拾民族主义壁垒，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种对历史潮流的逆动，使其外交行为呈现出强烈的痉挛性和破坏性。这与“天下为公”所倡导的“大道之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境界形成了最尖锐的对峙。当一个领导者不再心怀天下，而只顾一己之私，其道义感召力的丧失便是逻辑的必然。

2.“霸道”思维的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

冷战的胜利和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进入了所谓的“单极时刻”。这一历史经历，极大地强化了美国的“霸道”思维路径依赖。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习惯于通过其无与伦比的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实力来塑造世界秩序，解决国际问题。实力，而非道义，成为了其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和最终依据。但是，基于强制性的权力如果不与道义紧密配合，将失去合法性的根基。

当世界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力量格局开始向多极化演变。面对这一趋势，美国产生了深刻的战略焦虑。按照“王道”的逻辑，美国本应顺应历史潮流，通过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提供更多适应新时代的国际公共产品，来维持并转化其领导地位。然而，根深蒂固的“霸道”思维使其选择了另一条路：将新兴力量视为对其霸权的挑战者，将多极化视为需要遏制的威胁。

这种“霸道”逻辑并非仅仅是一种思维惯性，它已被深度地制度化、体系化。首先，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是“霸道”的硬件支撑。为了维持其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网络和绝对的军事技术优势，巨额的国防预算成为政治上的“正确”，任何试图削减军费的努力都会遭遇强大阻力。这个利益集团需要不断寻找、甚至制造外部“威胁”，来为自身的持续存在和扩张提供合法性，这使得和平与合作的选项在决策中天然处于劣势。其次，美元霸权是“霸道”的金融支柱。通过掌控全球主要的支付清算系统（如SWIFT）和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国内法“长臂管辖”至全球，将金融工具武器化，对他国实施“经济绞杀”。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工具，极大地诱惑着决策者放弃耗时费力的外交谈判，转而采取简单粗暴的制裁手段。军事与金融这两大支柱，共同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自我循环的霸权维持系统，使得“以力服人”不仅是选项，更成为一种结构性的路径依赖。“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而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却充满了遏制、打压、分化和对抗的色彩。它试图通过强化军事同盟、构建技术壁垒、发动贸易战、操弄意识形态等方式，来迟滞竞争对手的发展，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单极霸权。这种行为模式，正是孟子所批判的“以力服人”。它或许能在短期内制造一些麻烦和障碍，但从长远看，由于其缺乏道义基础，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心服”，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反感与抵制，加速其自身领导力的衰退。

3.实用主义的滥用与国内政治的极化

美国文化中深植的实用主义哲学，强调效果和利益，这在推动其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曾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当这种实用主义被过度应用于外交政策，并与短视的国内政治周期相结合时，便容易导致对普世道义的侵蚀。

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政策往往受到选举周期的严重影响。为了赢得选票，政客们倾向于采取能够立竿见影、迎合国内特定选民情绪的强硬政策，而忽视这些政策对国家长远信誉和国际关系的损害。例如，“退群”毁约可以在短期内兑现竞选承诺、取悦国内的孤立主义者，但“轻诺必寡信”，其代价是国家信誉这一最宝贵的无形资产的流失。发动贸易战可以暂时保护国内部分产业，但却破坏了全球自由贸易这一更长远的共同利益。

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与社会撕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两党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外交政策日益成为国内斗争的延伸和工具。对华强硬、对俄示强，不再是基于冷静战略分析的国策，而演变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和相互攀比的表演。任何主张对话、合作、缓和的声音，都可能被贴上“软弱”的标签而遭到政治攻击。这种“否决政治”的生态，严重压缩了理性、务实的外交决策空间，使得长期战略规划让位于短期政治投机。外交官和战略家们的专业意见，常常被国内政治的喧嚣所淹没。这种极致的、短视的实用主义，使得美国的决策者在权衡“利”与“义”时，天平严重倾向于前者。道义、信誉、人心向背这些难以量化但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冷冰冰的成本—收益计算中被边缘化了。长此以往，美国的外交行为便呈现出一种机会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特征，缺乏一种稳定、可预测的道德内核。一个只讲利益、不讲道义的大国，即便拥有最强大的实力，也难以赢得世界的真正尊重，其国际道义的丧失也就顺理成章。

四、未来趋势与世界启示

美国国际道义的持续流失，不仅对其自身，也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并为其他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智慧复兴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一个后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正在加速孕育，其特征是力量中心的多极化和治理理念的多元化。

1.美国道义领导力的持续衰退与“后美国时代”的加速到来

“德不孤，必有邻”，反之，“失道者寡助”。美国道义形象的受损，最直接的后果是其国际号召力和软实力的持续减弱。这一进程正从多个维度展开，预示着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加速到来。

首先，盟友体系的离心力增强，从“众星捧月”到“同床异梦”。尽管许多盟友在安全上依然依赖美国，但对其政策的可靠性和道义性的疑虑正在加深。从奥库斯潜艇协议对法国的“背刺”，到贸易战对欧洲、日本的波及，再到《通胀削减法案》对盟友产业的“釜底抽薪”，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同样适用于其盟友。这种实用主义的“无差别攻击”正在瓦解联盟的信任基础。欧洲国家日益强调“战略自主”，试图在外交、安全和关键产业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如何对待中国等重大议题上，盟友内部也出现了明显分化，它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具体问题上追求自身利益，奉行更加独立的政策，美国的“一呼百应”之势已大不如前。联盟关系正从过去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紧密捆绑，转变为更多基于具体利益的、更具交易性的临时组合。

其次，“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性空前提升，成为塑造世界新格局的关键变量。广大发展中国家即所谓的“全球南方”，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双重标准看得越来越清楚。它们亲身经历了美国“民主改造”带来的混乱和“经济药方”引发的危机。在俄乌冲突等问题上，许多国家拒绝选边站队，采取了更为中立和务实的立场。这种“不选边”并非消极中立，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旨在维护自身独立性，推动世界多极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扩员，以及非洲联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努力，都标志着“全球南方”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的群体性崛起。它们更倾向于支持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作用，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对美国的说教和施压表现出更强的“免疫力”。

最后，国际话语权的相对削弱与“西方中心叙事”的式微。当美国自身在人权、民主、法治等方面劣迹斑斑时（如国会山骚乱、种族歧视问题、关塔那摩监狱等），其对他国进行指责的道义合法性便大打折扣。其兜售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看来，不过是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幌子，是一种新时代的“文明冲突论”。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叙事，无法解释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复杂挑战，因而其市场正在萎缩。这为全球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空间，各种文明的价值和发展模式将获得更多被尊重和讨论的机会。

2.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加速构建：走向“多元多极”

美国的道义赤字，客观上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动力。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规则的制定中，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个“多元多极”的全球治理新格局正在浮现。

首先，真正的多边主义价值回归，全球治理平台更加多样化。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冲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与此同时，一系列非西方主导的多边平台影响力将持续上升，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合作与地区治理上探索新模式，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金融、贸易、公共卫生等领域提供替代性方案，这些都对既有的西方中心治理结构构成了有益的补充和平衡。世界不再仅仅围绕G7等“富人俱乐部”运转，G20以及各种区域性组织将在全球议程设置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其次，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发展，构筑抵御外部风险的“安全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区域合作组织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集体的力量应对外部风险，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例如，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入实施将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融合。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设、南美国家联盟的重建努力，都显示出区域内国家“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强烈意愿。这种内生性的区域合作，将逐步削弱外部大国对地区事务的干预能力。

最后，全球治理议程的拓展与重塑，聚焦共同挑战。未来的全球治理，将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人工智能伦理、数字鸿沟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这些领域，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全球协作。美国的“霸道”逻辑在这些议题上往往失灵，甚至起反作用（如退出气候协定）。这为其他国家特别是拥有合作共赢理念的国家，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

3.中华文化智慧的时代价值：为世界贡献“王道”方案

在世界寻求新的确定性和共同价值之时，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道义性是中国外交的内在特质和价值追求。中国不仅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更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全球治理的未来贡献思想与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感召力，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正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现代阐释。它超越了零和博弈和文明冲突论，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路径。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赤字，推动普惠包容的全球化；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集团对抗；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交流互鉴。这些倡议共同构成了一套系统性的、旨在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王道”方案，与美国的“霸道”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意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思想在当代国际合作中的生动体现。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核心是互联互通，促进共同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为沿线国家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平台，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的另一种全球化方案——一个更加包容和普惠的方案。“以国观国”的治理思路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径。中国坚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合作方式推进各国共同发展，并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负责任大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历史担当。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现实指导价值，是“和为贵”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中的结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诞生于亚洲，却早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全球动荡加剧的今天，这些原则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平等、防止冲突对抗、构建“和而不同”的国与国关系，显得尤为珍贵和重要。它们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与道义基础。

结论

美国国际道义的丧失，并非孤立的政策失误，而是其国家战略与外交实践在根本上偏离了“信义”、“仁爱”、“和谐共生”等人类社会共通的基本准则的必然结果。这种偏离，在中华政治哲学的语境下，可以被清晰地界定为向“霸道”的堕落。当一个领导性大国不再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己任，转而依赖强制、胁迫与分裂来维护其霸权私利时，其道义的根基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动摇。“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真正领导力，最终源于其道义感召力，即“王道”，而非其物质强制力，即“霸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当一个国家失去道义，其物质力量所支撑的霸权也终将是沙上之塔，难以为继。

基于共同需求、共同挑战和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急需确立一种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引领性的价值话语体系。动荡变革的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和建设性的领导力。这要求大国能够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以信义立身，以公理行事，以仁爱之心待人，以和谐之道共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源远流长、蕴含着深刻东方智慧的中华文化，无疑将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乃至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提供深刻而宝贵的思想启示。

（原文连载于《澳门法治报》2025年10月29日、11月5日、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