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固本之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植根于乡土社会，是维系基层社会秩序、涵养乡风文明的重要根基，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道德文化资源，更能与本土群众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深度融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赋能乡村治理的工作抓手。地方传统道德文化通过伦理教化、价值引领、行为规范，从思想根源上凝聚广大农民的治理共识、化解治理矛盾、降低治理成本。

2017年以来，笔者持续跟踪浙江上虞、山西运城、福建柘荣等多地经验案例，通过实地访谈、问卷调查、文献梳理等方式进行论证总结，提出了推动地方传统道德文化赋能乡村治理、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五大路径。

一、坚定党组织领导为核心，确保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的正确方向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主心骨”。地方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转化，只有在党组织的引领下，才能精准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剥离封建糟粕、萃取思想精华、服务于乡村善治目标；也只有通过党组织的统筹推动，才能打破制度、惯性和语境等壁垒，让道德理念从抽象认知落地为治理实践。

例如，浙江上虞作为东汉思想家王充故里，其在梳理、总结、弘扬王充清廉思想的基础上，动员各乡镇（街道）党组织成立廉德文化建设专班，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第一责任人，将学习纳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干部带头弘扬王充“清以生廉、孝以润廉”理念，在村级事务决策、三资管理、矛盾调解中率先垂范；作为中国家风家教文化之乡，山西闻喜将当地裴氏家训中的“廉洁自律、德业并举”要求融入部分乡村的党员积分管理，设立“党员家风示范户”，引导党员带头传承优良家风、带动邻里崇德向善，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二、系统挖掘与时代阐释，实现“历史逸风到现实应用”转化

各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先贤思想、家风家训、民俗信俗、古碑乡约等散落于典籍文献、民间传说、历史遗存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德治理元素。实践证明，只有紧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进行系统性梳理、时代化阐释，厘清精华与糟粕，才能使其转化为可用于乡村治理的鲜活素材、可落地执行的治理方案。

例如，作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故里，福建尤溪深耕朱子文化，系统挖掘《朱子家训》中“遵纪守法、敦亲睦邻、尊老爱幼”等道德内涵，为基层普法、矛盾调解、乡风培育提供了本土化的文化支撑，把抽象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可执行、可评议的治理准则。在湖北襄阳，通过对下辖毛岗村明清时期的乡约古碑进行系统性保护与解读，邀请文史专家正本清源，从碑文里提炼出“诚信、孝善、守规、睦邻”等核心道德理念，结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痛点难点，进而转化形成包含移风易俗、环境治理、邻里互助等内容的村规民约“新十条”，让百年乡约焕发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活力。

三、持续创新传播形式，让传统文化融进当代信息载体

地方传统道德文化的治理效能，最终要通过群众的价值认同与行为自觉来实现，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开展教化传播，构建全场景、全覆盖的教化体系，才能让道德理念真正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例如，在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地方党委政府以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祖陵为核心，整合城乡文化阵地打造“关公文化长廊”，将“忠义仁勇”的理念融入庙会节庆、民俗展演，面向青少年推出关公故事进校园、戏曲进校园活动，在文艺作品中传递其文化精髓；在四川宣汉，深挖巴文化中孝善基因，依托土家族山歌、薅草锣鼓等非遗资源，将《二十四孝新编》等内容编进传统曲调，并打造“老调新唱”传播模式，借助院坝传唱、非遗展演、情景剧演绎形式，让孝善文化融入村民生产生活，使孝善文化成为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推动共治的纽带。

四、发挥传统道德文化在“三治融合”中的引领作用

乡村治理实践中，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德治是引领，为自治凝聚共识、为法治涵养土壤；法治是保障，为德治树立边界、为自治规范秩序；自治是基础，让德治理念、法治规则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德治与法治融合方面，浙江桐乡作为“三治融合”的发源地，将传统道德理念融入法治建设与基层治理，构建起道德评议、积分管理、晾晒曝光相结合的体系，让德治的柔性引导与法治的刚性约束形成合力。福建柘荣将当地传统孝德文化融入基层司法调解，在婚姻家庭、邻里纠纷调解中，既讲“法无外乎人情”的法理依据，又说“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的伦理道理，调解成功率持续提升。江西南城组建由老党员、老长辈组成的“和事佬”理事会，用传统“以和为贵”的理念化解邻里纠纷，实现“道德评议+典型引领+实践浸润”的统一，推动部分乡村从“治理洼地”向“和谐示范村”转变。

五、推动“农文旅”融合，筑牢文化赋能治理的长效机制

地方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可持续的产业支撑，而文化赋能的治理成效，最终也需要通过乡村发展、群众增收来巩固。推动传统道德文化与乡村文旅、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让群众在文化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进而更主动地参与文化传承与乡村治理，形成良性的生态闭环。

例如，孔子故里山东曲阜深挖儒家“仁义礼智信”文化内涵，各乡镇持续推出家风研学、礼乐体验等文旅产品，带动周边乡村形成了文化研学、民宿服务的产业集群，不仅传统文化滋养乡风文明，也使其成为带动乡村共富的经济引擎。在浙江上虞，将其挖掘、弘扬的王充清廉思想与当地孝德、红色、生态文化相结合，打造“红色清风”“诗画清风”“共富清风”三条示范线路，串联东山清风馆、孟尝故里等清廉地标，让游客在学、思、悟中体验上虞农文旅特色，带动周边乡村民宿、农产品销售增收，亦为周边农民创造了增收机会。

综上所述，地方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各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宝贵资源，然而，从古籍文本、历史遗风走向乡村治理现实，须坚定党组织领导为核心，确保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的正确方向，需要系统挖掘与时代阐释、持续创新传播形式、发挥其在“三治融合”中的引领作用，并且推动“农文旅”融合，筑牢文化赋能治理的长效机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坚守文化根脉、立足乡土实际，持续推动地方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道德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为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与精神支撑。

（作者简介：魏涛，中国伦理学会事业发展部主任、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德治重要论述的体系化构建与实践方法研究”课题主持人（批准号24SGC028)，长期从事公共政策、基层治理和产业经济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