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面世的《朱子的哲学世界》作为陈来先生朱子学研究的“收山之作”，诚为学界大事。该书收入陈先生十几年来对朱子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了他对朱子哲学研究的新认识，代表了朱子学研究的新高度。在这部厚重的名山之作中，陈来不仅论述了朱子哲学中若干重要而以往未曾注意的论题，而且以其典范性的研究给后学示范了如何从事朱子学研究，对推进未来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该著呈现了朱子学研究的宏阔视野，示范了朱子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述了朱子学研究的深刻意义，普及了朱子学的知识，辨析了朱子学研究的误区，指示了后来者研究朱子学的课题和门径。

一、朱子哲学研究之新生面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子哲学研究》这两部典范性著作出版以来，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可谓既受益于此，又受限于此，“眼前有景道不得”成为朱子学界的普遍感受。如何经由陈来的研究，来寻找朱子研究的新论题，探索朱子研究的新路径，成为重要课题。“解铃还须系铃人”，陈来这部《朱子的哲学世界》展示了朱子哲学研究的新境域。该书与注重体系性、专题性的《朱子哲学研究》不同，重点转向朱子哲学研究中颇为重要而受到忽视的论题，并由此在对朱子哲学观点的认识上达到了新高度，在对朱子哲学的吸收转化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该书对朱子哲学的论述相当集中，重点讨论了皇极、太极、理气、仁、四德、未发与气，这些论题有些在《朱子哲学研究》中已有涉及，如太极、仁论等，但并未展开;有些则基本没有论及，如皇极、四德、未发与气，这些相对被忽视的论题其实在朱子学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比如“皇极”，朱子一反前人的“大中”说，提出新解，主张是君王立极，树立标准，朱子认为此解“一破千古之惑”。陈来主张朱子该说首先体现了他的经典解释学，其次才是表达了朱子的政治思想和现实关怀，可视为朱子太极论的展开。《朱子的哲学世界》对同一论题的论述，往往由多篇论文构成，这使得讨论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深入性。如作为全书重点的朱子太极论，就涉及五篇文章，所论包括朱子的太极本体论、太极动静阴阳论、太极本性论、全体太极论。著者指出，《太极解义》是朱子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开端，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著者还详细考察了朱子《太极解义》的修改过程，比较了与张栻《太极解义》的异同，进而对朱子学的内涵加以了清晰界定。陈来认为，朱子的这套太极哲学体系，既是对北宋以来周、张、邵、二程等道学思想的完善和发展，也是乾道时期道学的集体成果，凝聚了好友吕祖谦、张栻等人的智慧，尤其肯定了张栻在朱子学形成过程中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和“核心参与者”的地位。朱子仁论是本书又一重点，《朱子〈仁说〉与道学话语》一篇颇为陈来看重，他认为朱子仁论研究的重要性“在于确认宋代道学话语的体系最终确定地形成于朱子，而朱子的理学话语则作为元明清理学的正统，在理学的传衍中处于中心的地位”。该节从北宋至南宋整个道学的背景展开(上篇是“程门仁说略论”)，强调朱子对于北宋道学的接续、发展，认为“只有朱熹在总结、综合了北宋以来道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全面的体系，才能成功回应佛、道二氏的挑战，才能适合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这是其他任何一派包括陆学、浙学都不能承担的”。朱子的《仁说》提供了一个观察道学话语从北宋到朱子转变的极好例证，体现了朱子对龟山、上蔡、五峰三大道学支派的整合，是对二程思想的“格式化”与“系统化”。著者结合张栻与朱子的辩论展开仁学讨论，朱子不满张栻“类聚言仁”的做法，尽管对此做法伊川、上蔡皆有所认同。书中重点讨论了朱子关于仁论的两个作品《克斋记》与《仁说》的异同，主张在完成《克斋记》后接着写作《仁说》。《克斋记》针对湖湘学“知觉言仁”而发，并没有强调爱，并提出以“天地生物之心”和“天地以生物为心”作为两篇仁论作品的重要区别，作为朱子和张栻仁论之异，认为体现了“两种不同倾向的宇宙论”，朱、张仁论的很大区别在于看待爱与仁的关系。故不可误把南轩《仁说》当作朱子的作品。通过与湖湘学派的《仁说》辩论，朱子进一步确立了对道学运动的话语权。在《朱子〈克斋记〉的文本与思想》中，鉴于当代学者陈荣捷、牟宗三、刘述先等对《克斋记》与《仁说》有不同看法，陈来根据淳熙本《晦庵文集》所收《克斋记》，指出《克斋记》存在已失传的“先本”、淳熙本中的“后本”、通行本中的“定本”三个文本。并比较分析了《克斋记》与《仁说》思想的异同，强调《仁说》突出以爱言仁，批评程门言仁之病等，所论极为全面;而《克斋记》只是就天道和功夫论克己复礼思想。据此及“天地生物之心”与“天地以生物为心”之别推定《仁说》后于《克斋记》。分析《克斋记》重点在仁的性情论，而《仁说》在天道论，剖析二者“轻重先后之间有所差别。当然，这不是思想的不同，而应当是《克斋记》与《仁说》的文章功能不同”。

《朱子的四德论》和《朱子四德论续论》讨论了作为天道的元亨利贞四德与作为人道的仁义礼智四德的关系，以此了解朱子学的德目论或德性伦理学的结构和意义，实质上还是落实在仁的论述上。著者于此提出了对仁的新认识，一是突出了仁与气的关联，可谓即气论仁，阐发了朱子的仁是生气流行，指出“朱子思想中心、性、气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反思朱子的心只是对应气，仁只是对应理说，认为“仁既是理，也是气”，“仁既是性，也是心”。二是在朱子与二程关系上，提出“朱子不仅继承发挥了伊川的理学思想，也与明道的仁学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不能简单地认为朱子只是继承了伊川的思想，而与明道无甚关系，事实上朱子对二者思想皆有继承发挥。三是对朱子思想性质作出新认定，认为“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来体现:一个是理学，一个是仁学……仁在广义上是包乎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四是提出朱子的四德包含“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三种论述，但朱子后期思想的总体倾向是不仅将四德理解为理，更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这“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后者更可显现出朱子思想的总体方向”。这些关于朱子仁论及其哲学性质的新论断，与论者之前对朱子的认识有所不同，是朱子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进展，也是陈来中国哲学主体意识愈发自觉的体现，这一观点为《仁学本体论》所吸收，成为其仁体思想的重要依据。此外，书中“朱子论义”“朱子论羞恶”两节，亦是对四德之义的深入分析，目的是“加深对朱子学基本道德概念与朱子经典诠释的理解”。对义的论述，是有见于学界对朱子仁、礼概念皆有专门研究而相对忽视了“义”。著者经过细致分析，概括出朱子对义的理解有以下特点:继承了传统的裁断义，将义纳入四德系统中，扩展了义的宇宙论意义。羞恶作为情，是义之已发，是恶恶之心，是因见其不美而发，但羞恶之心会受到气的影响，故有羞恶其不当羞恶者，此即表现为“四端亦有不中节”的情况，这一话题日后成为朝鲜朱子学讨论的焦点。而“恻隐羞恶，道心也”则引发关于四端、七情与人心、道心关系的长期讨论。陈来认为，从《孟子集注》的“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到《大禹谟解》的“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再到《大学或问》的“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这些着眼于道德实践的说法，表明朱子后期思想从功夫论的意义言，“心为主宰的方面越来越得到加强”，而超出了“心统性情的结构意义”，且与“‘义’的裁制说关系更为直接”。

该书还留下了若干仅略加提示却未及展开的值得留意的问题。如关于“反道学”，该书在首篇《朱子对〈洪范〉皇极的诠释》中引用了周南对道学的攻击，在《朱子〈仁说〉与道学话语》中也引用了反道学者何若、陈贾对道学的攻击，可见对反道学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课题。又如在讨论朱子的《太极解义》时，著者提出“《太极图说》是以大易为系统的另一种思想体系，所以并没有将中和之悟的内容写入《太极解义》……张栻则写入了其《太极图说解义》之五行感动部分……朱子的《太极解义》则没有强调相关的内容”。这启示我们朱子的道统论，可能存在周敦颐太极图说和二程四书两个系统。朱子的分寸感、表达的克制是非常明显的，《太极图》尽量不写《四书》的内容，反之亦然，故从《四书》系统很难体察到周敦颐对于朱子的重要。如果仅读朱子有关道统的重要文本，如《戊申封事》《中庸章句序》等，或者说只要没有涉及《太极图说》或周敦颐的专门话题，则很难感受到周敦颐在朱子心目中的地位。这对我们思考周程授受及朱子《四书》与《太极图说》的关系颇具启发意义。

二、朱子学研究的广阔视域

《朱子的哲学世界》体现了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指明了未来朱子学研究应着力的领域。

一是朱子的研究。《朱子的哲学世界》虽然不是对朱子哲学的专题性、系统性研究，但所论却是朱子学固有的重要论题。有些是朱子本人颇为看重的，如太极、皇极、仁说，但以往其理论深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如本书的仁学论述极为精彩，既从整个道学话语的高度来把握朱子的仁说，又从元亨利贞的四德说入手，揭示了朱子仁论的生气流行面向，从而改变了对朱子哲学思想的认识。还有些是朱子曾提出而为弟子后学所发展的，如“未发之前，气未用事”的思想，朱子只是偶一论及，但在其弟子后学、朝鲜朱子学中却引发了长期而深入的讨论。这种情况在朱子学史上并非罕见，比如四端七情说，朱子也是偶一论及，但却成为朝鲜理学的核心话题。这表明对朱子哲学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为什么这些论题此前没得到重视?著者对此作出了带有反思性的解释，“朱子学内部，有许多内在的讨论因为与当代哲学没有对应的讨论而往往不受学者重视，这是朱子学研究的深入需要加以改变的”。可见我们对朱子哲学的研究，还没有完全根据朱子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而多少受到西方哲学的掣肘，而迁就于彼。这提醒我们应该转换视角，立足于朱子学自身来深入推进相关研究，因为朱子学的重要论题并不全然对应于现代哲学。研究这些朱子特有的哲学问题，有助于更准确、深入地把握朱子思想，形成对朱子哲学的新认识。就朱子的研究而言，也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哲学研究，而往往与朱子学的文献演变及朱子的政治、伦理、教育、经学、经典诠释等密切相关。比如关于朱子的“皇极”观就存在着政治哲学与经典诠释的不同理解途径。《朱子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则专门辨析了当前朱子经学研究中流行的误区，显示了对朱子经学的精准把握。《朱子哲学诠释的比较视野》则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论述朱子哲学的普遍意义，显示出开展朱子哲学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是朱子的学术渊源及同道研究。朱子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有其明确的学术源流。朱子通过编撰《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来表达其对北宋理学思想的认同。陈来向来注重朱子的学术脉络研究，《朱子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前论即论述了朱子的家学，朱子与刘子翚、胡宪、刘勉三君子、朱子与李延平的思想关联。《朱子的哲学世界》同样论述了朱子与前人的学术关联，如关于《仁说》，即突出了朱子对北宋道学、南宋道学的消化、总结、创新，最终推动了道学话语的转变。而尤为突出的是强调了朱子好友张栻、吕祖谦在参与朱子学形成中的直接意义。书中所论朱子的太极、仁说皆不离与二位的反复讨论。《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详尽比较了朱子与吕祖谦、张栻对《太极解义》的切磋过程，认为《太极解义》“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期道学的理论共识”。在《朱子〈太极解义〉与张栻〈太极解义〉之比较》中，陈来以今人熟知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的不同表述，形象解释了“朱子学”和朱子的思想的区分，“前者包含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共同参与者的理论与实践”，而“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强调张栻是“朱子学形成期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以此突出张栻对道学这一主流文化的贡献而非仅限于作为地域文化的湖湘学者，这一肯定实与《宋史》纳张栻于《道学传》的精神暗合。

三是朱子后学研究。《朱子的哲学世界》虽以朱子的哲学研究为主体，但并非限定于此，而颇多广义的“朱子学”研究。陈来区分了“朱子学”的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就是朱子本人的“思想学说体系”，广义的“则包括朱子的门人弟子后学以及历代朱学思想家”。该书收入了多篇属于广义“朱子学”研究的文章，所讨论的对象是作为朱子后学的黄榦、饶鲁、程若庸，及李退溪、李栗谷等朝鲜朱子学者。朱子后学和朝鲜朱子学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同时，对朱子思想加以了深化、细化，可帮助吾人更好地认识朱子思想及其发展脉络。《朱子学“未发之前，气未用事”的思想》一篇正是围绕宋元明清朱子后学的相关讨论展开，从中可见勉斋、双峰一系对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程若庸等还对“未发已发”提出反思性的看法。基于全面的整体的理解朱子学的需要，陈来得出必须关注朱子后学研究，改变朱子学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结论。陈来很早就开始了朱子后学的研究，出版于2003年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即收入了多篇明清朱子后学的研究，涉及方以智、黄道周、陆陇其、陆世仪。而其《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主要围绕《读四书大全说》展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为对朱子后学的研究。作为朱子学研究的引领者，陈来还积极推动全国各地的宋元明清朱子学研究。

四是现当代朱子学研究。《朱子的哲学世界》触及现当代前辈的朱子学研究。陈来对此领域的研究向来颇为留意。他曾分别为钱穆、余英时师徒的朱子学研究写过长篇书评，客观介绍、评论他们的朱子学研究。在本书中，则收入了《陈荣捷答陈来论朱子书》及《“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总序》，在《总序》中，陈来指出陈荣捷的治学特色是重视“朱子研究新材料之发见”，评价其《朱子新探索》“发掘了大量以往不被注意的新材料，大大细化和深化了朱子研究的课题。此书无可怀疑地显示出，陈荣捷的朱子学研究造诣之精深，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总结了陈荣捷的学问方法:

重观念史的分析，而不忽视史实考证，有深厚的西学学养，而倡导以朱解朱，注重原始资料，超越门户之见，特别重视利用日韩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从历史的脉络观察思想发展，从概念的分析探讨学派流变，学风平实缜密，治学精审严谨，他的学风和方法是朱子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典范。

把“以朱解朱”视为陈荣捷朱子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可谓深中肯綮，而这也是陈来治朱子学的基本方法，实为治朱子学的通途。《朱子太极动静论的近代之辩》则集中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张荫麟、贺麟两位现代学者关于朱子太极说的辩论，涉及广泛的比较哲学。张荫麟主张太极是古希腊米利都哲学的本原、元素之气论，贺麟则认为太极是理气合一的有机体，具有泛神论的意味，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有所异同。他们还提出朱子之理的本原和禀赋两层表述，从而对朱子哲学理之动静提出了有意义的理解诠释，可谓是将朱子学研究纳入现代哲学视野下的成功案例。可见，《朱子的哲学世界》的视域包括古今，覆盖了近来颇为活跃的现当代朱子学研究。

五是域外朱子学。这一领域以东亚朱子学为主体但又不限于东亚。著者很早即留意东亚朱子学，尤其是朝鲜朱子学，并先后出版了《东亚儒学九论》及其增订本《近世东亚儒学研究》。朝鲜朱子学也构成本书的重要内容，《朝鲜朱子学关于“气未用事”的讨论》一篇指出朝鲜朱子学主要受到朱子和黄榦影响，对“未发之前气未用事”的讨论更为细致、深入，形成了明确的学派论争，以李柬和韩元震的辩论为中心，形成了主张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学派对立，而中国并未因此形成学派论争。当然，朱子后学对此也有论争，如程若庸对黄榦即有所批评，但因为材料缺失的缘故，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朝鲜朱子学家李栗谷的理气论析论》则对李栗谷的理气论及其与朱子、李退溪思想的异同提出新论，与通常认为李栗谷思想接近朱子而与李退溪立场相反的看法不同，著者精辟指出栗谷关于道心人心之根源与发动的观点其实不同于朱子，且在理发气发的四七问题上并不与退溪相对。这一创新之见的得出首先是基于对“发”的两种意义的辨析，即“发于”和“发用”分别指向未发和已发。

由此来看，开展韩国朱子学及中韩朱子学的比较研究确实是值得用力的方向。《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一篇强调了朝鲜朱子学的贡献，认为“揭示出某些在朱子哲学中隐含的、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逻辑环节”，在四端、七情之辩，人性物性之辩等方面，“思考深度上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明代的朱子学”。对以罗钦顺为代表的朱子学内部的批评，对阳明学的批评等也超过了中国。通过高度肯定朝鲜朱子学的水平，陈来进一步提出明代朱子学中心转移到朝鲜说。“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此后，当17世纪以后朝鲜朝后期实学兴起，朱子学的中心则进一步东移，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覆盖。”由此来看东亚各国朱子学的关系，显示出朱子学的普遍性。陈来认为东亚各国朱子学“不是单一的根源与受容的关系”，而是“一体和多元”。故此，朱子学理应具有“东亚视野”。他说:要展现朱子学体现的所有环节，所有实现了的可能性，就需要把中国、韩国的朱子学综合地、比较地加以研究。如四七的讨论可以说是朱子学自身所含有的理论环节，但在中国更多的只是萌芽的或潜在的存在而没有发展，而在韩国则明确实现出来、发展出来。不研究韩国朱子学，就不能确认“四七”或“理发气发”的问题在朱子学体系中的存在和地位。

理学不仅是中国宋明时代的思想，也是韩国朝鲜时代的思想，亦是日本江户时代的思想，把东亚各国朱子学的贡献都展示出来，这样才可能把朱子学理学体系的所有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都尽可能地揭示出来，也才能把理学和东亚不同地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种特色呈现出来。不综合地研究中国和韩国的朱子学，就不可能了解朱子学体系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学思想体系受到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不能了解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不能确认朱子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也就不能全面了解朱子学。

只有开展东亚的朱子学研究，才有可能全面把握朱子学发展的一切可能，才能揭示朱子学一体多元的面貌，才能认清朱子学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才能真正认清朱子学的学术意义。事实上，学界已经在行动上响应著者的号召。但相关研究似乎还没有获得普遍认可。当然，朱子学不仅属于东亚，东南亚、西方的反响也值得我们关注，该书所论及的陈荣捷的研究，即被视为欧美汉学界朱子学研究的代表。在华人众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朱子学也具有相当影响，这与朱子哲学的知识体系、历史影响及其经典诠释有关，无论身处何地，学习《四书》及其他儒家经典总是不能离开朱子的注解。

总之，《朱子的哲学世界》视域宽广，涵盖了朱子之学、朱子同道之学、朱子后学、现当代朱子学、以东亚为主体的域外朱子学研究，展现了朱子学研究无比宽阔的画卷。

三、考辨、分析与比较：朱子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陈来朱子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密不可分。他对《朱子的哲学世界》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本书在整体上可以说代表了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色”。故讨论该书的研究特色，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津意义。

一是“不多一字，不少一字”的述朱精神。朱子认为他的《四书》注释，做到了“不多一字，不少一字”，如“秤上称来”一般之精确。《朱子的哲学世界》对朱子文本的理解和思想的解析，同样庶几近之。著者奉行的治学真经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力求如实地、真切地把握研究对象字里行间所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刻画出其本有之思想，真正做到朱子所要求的不多说，不少说。著者对朱子学研究的些微细节，容或有见仁见智之处，然其所展现的治朱方法，却是无可改易的。事实上，要做到恰如其分的解析朱子的思想，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事业。著者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境界，首先与他对自身的学术定位有关。陈来认为，他从张岱年等前辈那里受到的学术训练，就是做最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就把学术目标定位于客观的理解而非发挥己意，也就是“照着讲”。但自从冯友兰提出“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区别以后，二者似乎有了高低之分。陈来为此强调，“哲学史的研究就不是一般人理解的‘照镜子’那么简单，所以哲学史的研究领域也是充满了能动的创新的可能和需求，充满了研究中这种创新的智力竞争。因为哲学史的创新之所以有可能更困难，因为它是有对象可以检验”。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自己是哲学家时，他认为这取决于如何定义哲学家，主张哲学史学者也是哲学家的一种。就本书而言，处处体现了著者照着讲的回到朱子的述朱精神。仅以作为全书首篇的对朱子“皇极”的诠释为例，陈来认为相对于余英时等提出的朱子皇极新解是出于政治目的，不如说仍然是居于学术和思想的讨论，是其有关《太极图说》、太极之辩的哲学太极论的自然展开。“因为，经典文本中任何一个观念，本身都具有其独立的经典解释意义，对朱子来说，经典的义理解释本身毕竟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继而才是申发其政治思想的应用”。由此他在解释方法上提出“‘论时事’和‘求训解’在朱子是不同的，这一点还是要加以分别的”。这种区分实质上就是在提醒读者要实事求是把握朱子思想的原意，以达到“求朱子之真是”的目标，而不能因为主观论证的需要而“屈朱以从己”，恰恰相反，应“屈己以从朱”，这也是朱子在解经时反复强调的“圣贤为主，自己为仆”的思想。现代治古希腊哲学的名家陈康亦强调客观求其原意的方法，可见此方法乃治中西哲学之通途。

二是“考据异常精到”的文献考察法。对文本演变的细密考察，是陈来朱子学研究的标志性功夫，其考察的精密程度令人佩服。在本书中，这一“陈氏功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初本”“后本”“先本”“改本”“定本”等词定位着同一文本的不同历时形态，承载了朱子思想的历时演变。本书首篇《朱子对〈洪范〉皇极的诠释》即细致比较刻于淳熙十六年的《皇极辨》初本和作为通行本的《皇极辨》后本，并考察了《朱子语类》中朱子与门人关于皇极的讨论、《文集》中与陆象山的皇极辨，由此得出朱子“皇极”解的本意在学术而非政治的确当之论。如果不经由此全面的考察朱子有关皇极的材料，而仅仅根据其局部之说，则很难得出真正合乎朱子原意的看法。本书次篇《朱子〈克斋记〉的文本与思想》则依次考察了《克斋记》的三个文本，分别是《朱子文集》中朱子与石子重讨论的先本、淳熙《晦庵先生文集》(此本沉埋八百年)所存的后本、今通行本《朱子文集》定本，由此对照分析了其中的增删异同，最后还比较了《克斋记》与《仁说》思想及表达之异同，认为对朱子仁论演变的了解，“必须把《克斋记》前后本之间、《克斋记》与《仁说》之间详加比勘，才可能深入其中。如果我们只就通行本《克斋记》文而观之，是无法了解的”。可见，只有建立在对相关文本演变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读懂朱子。《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则依次考察了该书成书过程中朱子与吕祖谦、张栻、杨子直等人的深入交流，比较了《太极解义》庚寅初本及淳熙《文集》中癸巳本与通行本的异同，认为在三个本子中，癸巳本最为重要。上述三篇论文分别讨论了皇极、仁说、太极图说三个不同主题，但皆利用了淳熙年间的《晦庵先生文集》所存文本作为讨论的中枢。正是基于对新材料的考察和使用，才得以进一步还原朱子思想学术发展的历程，为更精确地理解朱子作出了重要推进。

该书还根据对朱子义理的通透娴熟把握，对朱子相关文献正误加以辨析，体现了细致入微的洞察力。《朱子论“羞恶”》一文先后辨析了三条语录之误。首先指出“然而仁未有恻隐之心．只是个爱底心;义未有羞恶之心，只是个断制底心”这条语录存在错误，“爱底心”“断制底心”的“心”皆应作“理”。根据朱子的思想，“这个在‘里面的’物事只能是理，而不能是别的东西”。继而辨析另一条语录犯了同样错误，“这仁与义，都在那恻隐、羞恶之先。未有那恻隐底事时，已先有那爱底心了；未有那羞恶底事时，已先有那断制裁割底心了”，指出“按朱子哲学的逻辑，不能说‘未有恻隐底事时，已先有那爱底心’，只能说先有仁，先有爱底理;不能说‘未有那羞恶底事时已先有那断制裁割底心’，只能说先有义，先有断制之理，即义之理”。根据朱子的性情体用论及仁为爱之理、义为心之制说，及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说，推出当是作为理的仁义在作为情的恻隐、羞恶之先。当然，此两处语录有一细微区别，第二条是讲心与事，心在事先，尚可说得通;第一条则是说“爱底心”在“恻隐之心”之先，成为两个心的先后关系，如要讲通的话，则可理解为在朱子的口头表达中，此处“爱底心”即仁之意，朱子在《四书集注》中常用“本心”释仁。著者接着辨析《语录》关于“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说，朱子认为“此心因物方感得出来．如何强要寻讨出?此心常存在这里，只是因感时识得此体”，著者指出“照朱子的思想理路，四端都是因事而发，因有感而始见，而不能说四端之心平时即存于心中”，提出该说“与此段整体的说法不一致，恐是记差。此句或当为‘如何强要寻讨出教此心常存在这里’”。朱子整段的思路涉及心之体用，心之存、发，他强调恻隐之心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存在腔子里，表明它为人所固有，是人心之善，无此则非人也，此时就其体之存在言;二是此心的发用，是因感而发，自然而发，而非强迫可发，如齐宣王之以牛易羊之心，故朱子说，“此心常存在这里，只是因感时识得此体”，强调它的因感而发的特点，因感发之用而识其体。书中还指出《明儒学案》标点“本体浑然，是善发用处，亦粹然无恶矣”当改作“本体浑然是善，发用处亦粹然无恶矣”，如此则体用关系表述更为准确。此类洞察幽微之见充分体现了陈来所达到的精微之境。

三是“分析异常详尽”的研究方法。在精密考察文本演变的同时，对文本给予透彻而清晰的分析，构成陈氏朱子学研究的又一特色。《朱子的哲学世界》再次示范了如何如庖丁解牛般解析朱子思想，主要采用了切合朱子表达特点的字义分析法。在传统思想家中，朱子是最讲究分析的，由此衍生出了理学的字义学。这就要求朱子学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的字义辨析能力，才能与朱子学桴鼓相应，明其底理。陈来朱子学研究细如毫发的解析力，往往令人有观止之感，体现了其朱子学研究最过人的功夫。书中曾引朱子《答项平父》说，告诫对“皇极”的理解应做到“逐句详说，如注疏然，方见所论之得失”。该书对“皇极”的研究正是如此。又如该书关于朱子仁说的辨析，涉及仁说的理论来源、用语出处、针对对象、先后轻重、重心所在等各方面，不仅让读者知朱子仁说之然，更知其所以然，不仅由此获得对朱子仁说的认识，更由此对仁说的前后演变有一总体而清晰的理解。这种论述的广度与深度，使得全书对仁的辨析丰富、厚重而意味深长。朱子对仁的论述，无非是字义与工夫两面，《仁说》《克斋记》分别承其责。朱子有关知觉与仁、爱与仁、公与仁、万物一体之仁、天地生物论仁等讨论，皆属于仁之字义或名义范围，朱子反复强调把握仁之名义对理解仁具有关键意义，谦称自己有关仁的工作无非是在二程等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仁的字义而已。“其实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爱情之说，但剔得名义稍分界分，脉络有条理”。著者深刻把握了朱子仁论的这一特点，指出“在方法论上，朱子的仁说很重视‘字义’或‘名义’的方法”。“朱子是一个对经典文献的章句训诂有很深修养的学者，因此，对他来说，一种好的仁说，不仅在思想上要站得住，在字义训解方面也要站得住，所以朱子很重视‘名义’的问题”。这道出了朱子治学的真昧———立足于经典文本的透彻解释和字义的准确分析。研究朱子学的正途就当由文本和字义入手，陈淳深得朱子喜爱的原因即在于其善于辨析字义，这一方面陈来足以并驾北溪而步武朱子。在朱子看来，辨析仁的名义在行仁工夫之先，或者说它本身即是行仁工夫的首要一环，他在与胡伯逢辨析知觉言仁时说，“先当大概且识此名义气象之彷佛，与其为之之方，然后就此悫实下功”。故该书特别留意朱子对“字义”的相应表述，如“主意”“意思”“名义”等，并作出精密分析。如《朱子的四德论》讨论了朱子的“意思与气象”，指出此“意思”不仅解释字义之义，且带有价值含义，是朱子四德论的特色。由此分析朱子论仁具有宇宙论、价值论、德性论等不同角度，此等细致分析皆发前人所未发。陈来在《四德论续论》中又进一步分析朱子仁论的生意流行说，认为这一朱子后期思想，“本质上是和气的哲学思维分不开的”。由此点出了朱子仁学与气学的关系。总之，《朱子的哲学世界》字义辨析之精，无处不在，俯拾皆是。如《朱子论“义”》先从历时的角度辨析了“义”的宜、正之、裁制、断决之义，进而讨论朱子对义的字义的综合性解释，归纳出朱子论义的三个特色，分析朱子的理解实受到汉代章句训诂学影响，但朱子突出了义是对不义的憎恶这一面，进而专门讨论了义的“羞恶”之义。关于中韩学者对理发、气发及心性概念的辨析，同样极为精彩，堪称典范。古人的表述言简意赅，往往缺少背景，加之时代造成的思想文化隔膜，要准确理解、挖掘其所内涵而未言之意，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且古人当时就存在不同解读的可能与分歧。今人欲明古人之意，更是需要很强的理解分析力。在对“未发之前，气未用事”的解释中，著者以其锐利的眼力，分析出同一“未发”的不同所指，如从未发指性的立场，则可分未发是指天地之性派和气质之性派;如从未发指心的立场，则又可分未发为中和未发不中两派。而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对应关系，即指天地之性为中与未发为中相应，指气质之性与未发不中相应。又进而剖析朝鲜学者的未发说，分析韩元震的观点是持未发两面论而非一面论，即未发既是善，但因受气禀影响，未发也有恶的一面。《朝鲜朱子学家李栗谷的理气论析论》一节则对李退溪和奇高峰的理发气发的“发”作出透辟辨析，认为同一个“发”字存在“发于”和“发用”之别，分别指向未发和已发。李栗谷对李退溪的“发于”(情发于性，发自理)说并不反对，他更关注的是“发为”而非“发自”，关注“性发为情”而回避了“情发于性”。故与主张李栗谷更接近朱子而异于李退溪的传统看法相反，著者认为李栗谷关于道心人心的根源与发动说其实并不同于朱子，而在四端七情的理发气发说上，也并不与李退溪矛盾。正是凭着如此力透纸背的分析力，陈来廓清了误解，所获结论既充满创见又立论坚实。

除了文献考察和义理分析之外，该著还给我们呈现了研究朱子学的话语分析法、综合研究法、源流追溯法、比较研究法等颇多值得学习的方法。《朱子〈仁说〉与道学话语》即借鉴西方话语研究方法，以改变道学研究的单一范式。著者认为，道学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其形成过程值得细致研究，这既有利于加深对道学本来面貌与全体面貌的认识，也有助于建构中国的学术思想话语体系。但在采用话语研究方法之时，著者仍然注重儒家经典文本和观念诠释两个方面。而《朱子学“未发之前，气未用事”的思想》则尝试采用了一种“语词、概念与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非单纯的概念、问题研究。这一方法是因应朱子学研究的需要而运用的，它突破了单一角度的研究，做到了“方法与内容的统一”。追根溯源法。陈来在总结其理学研究方法时曾指出，其王阳明、王夫之的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对朱子的研究，这使得他在研究“二王”之时，能准确把握他们与朱子思想的异同，进而讲清其思想特色。此外，《朱子的哲学世界》的比较方法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比较充满了层次感。一是朱子学内的中国朱子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涉及“气未用事”、理气论、心性论等。《中韩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一篇充分肯定了韩国朱子学的贡献，阐发了朱子学比较研究的意义，提出只有在比较中，朱子学的研究才能算是完整的;只有在比较中，各国朱子学的特性才能鲜活起来;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形成朱子学是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观念，才能认识到朱子学的中心是可以转移变化的，而非拘泥固定。二是朱子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著者肯定朱子的理气论就是形而上学，且朱子的心性论也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早在《朱子哲学研究》中，著者已经讨论了朱子和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比较。《朱子的哲学世界》中的《朱子哲学诠释的比较视野》一篇则突出了朱子理气论与古希腊哲学的比较，在比较中彰显了朱子哲学的合理性和普遍性。著者认为朱子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的思想更相似，皆重视客体的宇宙论的面向，而不满海外新儒家以康德来批判朱子，认为康德并无真正的宇宙论而偏于主体的面向。《朱子太极动静论的近代之辩》一篇中贺麟、张荫麟关于朱子太极的讨论，皆基于各自采用的西方哲学观点，对朱子的太极动静得出了不同看法，著者评价他们的讨论，“涉及广泛的比较哲学讨论和对朱子哲学理之动静观点的理解、诠释”，是一种在世界哲学背景下对朱子学展开比较研究的做法。事实上，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接触朱子学，即开始了朱子学与西方思想的比较。著者对朱子哲学的比较研究，显示了他作为比较哲学家和朱子学专业哲学家双重身份的结合，这种治学的视野和胸襟使得其朱子学研究集传统治学方法与现代哲学意识于一身，确保了其朱子学研究的理论性和前沿性。

四、朱子学研究的推广与辨析

《朱子的哲学世界》由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构成，前者收入陈来作为朱子学研究专家发表的学术论文，后者则收入其对朱子学开展的普及和辨析文字。诚如著者所言，虽然附录所收文字并未作为专门论文发表，但其意义却不可轻视。它们体现了著者作为朱子学大家对朱子学研究的深情投入，其中所开展的纠偏正误，更是推进朱子学研究向前发展的必要之举。

一是朱子学知识与价值的普及。《附录》所收文字多为序文、讲稿、致辞、访谈等，语言生动，融可读性、知识性、普及性为一体。普及并非普通，更不代表低下，恰恰相反，没有对朱子的精深把握，很难把朱子的思想讲准确、清楚。就内容言，该书有两篇文字是对朱子的介绍，《朱子其人其学》对朱子给予了一个极高而又恰当的历史定位，认为孔子之后即是朱子，这也是历史上对朱子的公认，体现了著者对朱子的推崇。这看起来似乎是个很简单的看法，但如果回顾著者从事朱子学研究四十多年的历程，考察这四十多年中思想界对朱子诸如“无人身的理性”等各种批判，就会明白，在这四十多年中如著者般不为时风左右而一以贯之的表彰朱子的学人，其实并不多。我想，这应该也是著者朱子学研究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附录》还结合现代社会，阐发了朱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体现为以理制欲的存天理、道问学的学习观、尊经典的教育理念、贵持敬的主敬伦理。在为“朱子之路”活动所作的讲话《青年朱子的成长之路》中，著者以朱子的幼年发问、少年立志、青年奋发为例，鼓励青年学子向朱子学习，成才成器，表达了对未来朱子学人才的鼓励与期待。书中其余文字则从不同角度论述朱子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肯定朱子学的时代价值首先为文化传承创新，认为“朱子是孔子以后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最大贡献者，这是近一千年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他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传承的榜样”。在此意义上，学习朱子学也就是在学习中华文化如何传承创新。著者还指出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意识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重要意义，廓清了对此观念的错误认识;肯定朱子的主敬伦理“可以为东亚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工作伦理’”，由此认可了朱子学的现代性;指出朱子基于格物穷理的学习精神是对孔子学习精神的最大继承、发展和推动，符合现代人的“终身学习”思想；高度赞赏朱子的教育理念，对于通识教育和科学知识的学习都颇有帮助，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资源;提出朱子不仅关注知识分子的修养，同时注重化民成俗的教化作用，编写了《小学》《家礼》等普及儒学思想的著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该书还论述了朱子理气、理势、理一分殊思想对理解全球化视野下普遍性与多元性的意义。由此证明朱子学乃是孔子之后传统儒家中最重要的思想，他所留存下来的巨大思想文化财富，对于建设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后人不断去继承和开拓。

二是朱子学研究观点的辨析。朱子学研究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业人员多，观点亦多元，该书对其中影响颇大的若干观点加以辨析，以澄清相关认识。一是影响极大的牟宗三对朱子的看法。关于朱子的心是否是气，著者指出李栗谷主张的“心是气”其实偏离了朱子的思想，而更接近阳明对性、气的看法，以凡发用者皆属于气。而牟宗三也是以朱子的心为气，其实此看法流行于阳明后学中，朱子则没有。牟宗三更著名的判定是朱子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著者指出这体现出牟宗三“强调主体性的心学对强调客体性的理学的异议”，这种看法正如心学对理学的批评，并不奇怪。他批评后来附和此说者不了解西方哲学史，以此为朱子之原罪。其实以第一实体为不动者乃是哲学之主流看法，牟氏的看法仅仅看到了“不动”而未领会其“动者”的一面，故牟氏对朱子的批评并非普遍真理。陈来由此判定“牟宗三对朱子哲学的认识是有根本偏差的”，其因在于牟氏对朱子的研究是基于来自熊十力的心学哲学前见。陈来的反驳对于深受牟氏影响的学者而言无疑是有提醒意义的。二是在《朱子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这一未刊稿中，著者对流行学界多年的朱子经学的若干看法加以纠正，如关于《四书集注》的刊刻问题，他仅仅通过对现有材料的精细分析，即令人信服地攻破了所谓浙东刻本、广西刻本、德庆刊本、四川刊本、南康本等各种《四书集注》版本，这种读书仔细、分析透彻的功夫令人震撼。一言以蔽之，陈来的朱子学研究别无他法，就是“仔细研读朱子文本”，但为何这么多读朱子书的人都没有读出其中问题而采信了流行的看法？因为大家都觉得流行的分析很有道理，想当然地把后来的《四书集注》当作前提，认为此前一定存在各种《四书集注》。我在博士论文《朱子四书学研究》中就采用了流行看法，而后来读到陈来这篇文字时，无比敬佩而又深感惭愧。自此，对读朱子的书和陈来研究朱子的书，成为我学习研究朱子学的必要功课。我虽资质愚钝，消化有限，但亦从中受益极大，这种受益不仅是知识性的，更包括了方法、态度等诸方面。我想，把陈来的书当作学习研究朱子学的必要津梁，绝非吾一人之孤感，当是业内之共识。《朱子的哲学世界》作为凝聚陈来先生晚年心血的研治朱子学的大成之作，实是不可不读之书，它展示了做朱子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体现出朴实平易的风格，对于那种朱子学研究中“推之使高，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离其本指，丧其平易无穷之味矣”的繁华造作，不啻是一道清凉解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