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春秋霸业，其治世智慧凝集于《管子》一书。该书关于政绩的论述，并非零散治政箴言的堆砌，而是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从《牧民》的民本之基到《治国》的富民之要，从《权修》的施政之法到《立政》的考评之准，一段春秋时期治国理政的实践脉络清晰跃然于纸上。

政绩之本：民为邦本，强国富民是旨归

《管子》将政绩之本牢牢锚定于“民”，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明确富民、强兵、安国是治国理政的终极目标。政令如舟，民心似水。唯有将施政的罗盘始终校准百姓期盼，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方能赢得民众真心拥护。

在管仲看来，政绩的创造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施政行为，而是与民生福祉深度绑定的共生关系。唯有以民为本，政绩方有坚实根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富民既是治国的要务，亦是政绩的彰显。

春秋时期，国家安全与百姓生计休戚相关。《管子》直言“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把务本明确为评判政绩优劣的关键指标。管仲还进一步警示：“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所谓“本事”即农业生产，乃国之根本。又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农时不失，仓廪不虚，百姓衣食有继，方能四方归心、安守故土。这是最基础和最根本的政绩。

政绩之基：礼法相济，循道施策是准则

管仲洞察入微，认为创造政绩的关键在于将刚性的制度约束与柔性的民心工作紧密结合，既强化依法度、重赏罚的制度规范，又注重察民情、明教化的认同塑造。

一方面，官员施政，有善绩当予嘉奖，有劣行须明惩戒，且需恪守诚信、言出必践。唯有如此，制度方能生威。另一方面，唯有厚民生以聚民心、兴礼义以淳风俗，复以法度正其纲纪，方能政令畅通、施政有效。

在此基础上，管仲进一步将道德教化与行为规范视为政绩的内在组成部分，以禁微邪、重四维、守廉耻为核心，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他认为，此四维不仅是社会安定的精神基石，亦为创造政绩提供不可或缺的伦理支撑。知礼使人进退有节，知义使人明辨是非，知廉使人清正不贪，知耻使人荣辱分明。

政绩之要：德能配位，选贤任能是保障

真正政绩的创造，离不开善谋实干的官员。官员效用的发挥，有赖于鲜明的考评规制。管仲提出考课官员“三本”原则与选人用人“四务”准则，构建起一套古代政绩考评与官员任用体系。

《管子》云：“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治乱之原也：德位相称，品行必配其位；功禄相称，实绩必副其禄；能官相称，才干必胜其职。

管仲还从反面划定选人用人底线，立下“四务”准则。“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其一，大德未至仁者的人不可授予国柄，因其徒有虚名而无恤民之心；其二，见贤不让的人不可给予尊位，因其嫉贤妒能、心胸狭隘，必排挤贤才、败坏政风，难以凝聚干事创业之力；其三，罚避亲贵者不可使主兵，因其徇私枉法、执法不公，必丧失威信、难以服众，无统军卫国之能；其四，不务地利、轻赋敛者不可治理都邑，因其不知恤民、不务实际，必横征暴敛、劳民伤财，致地方困敝、民生凋敝。

《管子》一书所蕴含的对于政绩的思考，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它以民为邦本、富民强国为核心理念，以明法度、信赏罚、察民情、守廉耻为实践路径，以德能配位、选贤任能为人才保障，将物质丰盈与礼义教化紧密融合，将短期事功与长远功业有机贯通，将个人品操与官员才干高度统一，从而勾勒出古代治道中嘉谋善政的清晰轮廓。《管子》通篇充满古代治理智慧，是中华传统治理思想宝库中的闪亮明珠，对于今天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