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治理思想，富含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理性智慧。从“两个结合”视角辨析韩非子治理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局限，对当代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我们要将韩非子治理思想置于当代中国治理实践中加以审视，提炼其中有关制度建构、权力规范等合理要素，并把握其与中华文明基因的内在联系，避免片面化解读。既要看到韩非子治理思想服务于中国古代帝王政治的历史局限，也要认识其“重视制度、强调权威、规范行为”等要素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契合，为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支点。

近年来，学术界对法家的研究有了重要进展。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不再仅把法家视为专制主义，亦不只是在“权术”“谋略”等方面诊断法家（尚文华，2026），而是更中立、包容地审视法家思想的正面作用。西周依靠血缘宗法、礼乐教化维系的治理模式，历经数百年的诸侯征伐已然失效。儒家以仁义德治救世、道家倡导无为避世、墨家推行兼爱非攻，各类救世方案纷纷面世，却均无法回应列国最核心的生存命题：在兼并战争中凝聚国力、完成大一统、终结乱世纷争。作为韩国宗室，韩非子亲眼见证弱小的韩国在内政涣散、外强环伺之下持续衰败。贵族垄断权力、政令朝令夕改、从理想层面对仁义展开阐释但无力抵御兵戈的现实，让他彻底否定了复古德治的治理路径。韩非子面对礼崩乐坏与诸侯争霸的现实，提出系统的法家治理理论，核心目标是通过制度革新实现富国强兵与天下一统。其思想既回应了先秦社会变革，也契合中华文明的大一统诉求。

从思想传承脉络来看，韩非子并非凭空建构理论，而是整合前期法家之三家的核心主张。商鞅重法，立足耕战建立统一的成文律法，然而缺少管控官僚的制衡手段；申不害重术，以隐秘手段监察群臣，疏于确立统一稳固的国法准则；慎到重势，点明君主权威是治国根本，未能形成完备的配套律法与吏治方略。韩非子精准洞悉三家理论的片面缺陷，将“法”“术”“势”融为一体，同时改造老子道论，构建起独属于法家的法哲学根基。在《解老》《喻老》两篇中，韩非子重构道家天道逻辑，绕开儒家“天命之谓性”的道德化阐释路径，直接将“天”与“道”绑定，拒绝以先天道德规定人性，直面人性趋利避害的本然现实，由此形成一套去道德化、以权力运行为核心的政治形而上学。

韩非子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将“法”“术”“势”整合为有机统一的治理体系，构建了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法治雏形。“法”是治理基础，韩非子将之定义为“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强调法律的公开性、规范性与普遍性。对法家乃至传统中国是人治、专制的指责，往往建立在彻底无视法家之法的法律向度之上（白彤东，2026）。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有度》），打破贵族司法特权，虽服务于君主集权，却蕴含现代法治的平等精神。“术”指君主驾驭群臣的隐秘方法与用人智慧。韩非子提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难三》），通过考察言行、防范僭越，确保令出惟行。但“术”具有极强的隐秘性且高度依赖君主个体的能力，一则使权力运行不透明、不公开，二则易滋生独断与猜忌，需被现代治理理念扬弃。“势”指君主的权势与权威。韩非子强调“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主张通过制度设计如刑、赏二柄强化权威，这种“造势”思想凸显了制度对权力的支撑作用。在当代治理中，“势”不再是专制制度下的君主之势，而是法治权威和政府公信力，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保障。

韩非子具有鲜明的变革意识，主张治理方案要适应时代发展。他以“守株待兔”嘲讽固守旧制之人，认为儒家提倡的仁政如同“尘饭涂羹”，无法应对战国乱世的生存竞争。韩非子强调当今之世非尧舜之道，需要治理者“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应因时制宜、与时俱进。这种变革精神根植于中华文明“穷则变，变则通”（《易·系辞下》）的智慧，是韩非子治理思想中极具生命力的部分。

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对韩非子治理思想进行当代审视，既要深入挖掘其与中华文明基因的内在联系，又要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实现其价值的当代转化。这一双向互动的阐释路径，能够使我们超越单纯的历史评判，真正把握韩非子治理思想在当代语境下的理论价值。

从文化基因来看，韩非子治理思想与儒家学说形成了鲜明的互补结构。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与儒家“定于一”的天下观互相契合，共同奠定了中国追求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文化心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韩非子以法治补德治之不足的治理思路，有效弥补了儒家道德教化在现实操作层面的局限性。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但过度依赖道德教化易导致“人治”风险；韩非子则凸显制度的刚性约束，形成德治与法治的互补。这种德法互补的治理智慧，在当代语境下依然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应当对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进行根本性改造，保留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平等精神，同时将其服务中国古代帝王政治的内核转化为服务人民的宗旨，实现传统法治智慧的现代升华。

具体而言，在执法层面，韩非子强调“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饰邪》），认为“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外储说左上》）。这一信赏必罚的思想提示我们，需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法律的刚性权威，同时应摒弃重刑主义，践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惩教统一。韩非子以法为教的思想，对当代法治宣传教育也具有启示。他主张“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五蠹》），将外在的法律内化为民众行为准则。这提示我们，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结合传统法治智慧与现代法治理念，培育全民法治信仰，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社会风尚。此外，韩非子循名责实的考核理念，对当代权责体系建设也具有重要价值。他提出“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扬权》），要求官吏职责与实绩严格对应，这种权责对等思想能够明确岗位职责、量化考核标准、强化实绩导向，从而避免权责不清等问题。韩非子将“道”定义为“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解老》），认为法律应因道全法，即顺应客观规律制定制度。这种道法自然的法治理念，与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相通，为当代社会治理尊重客观规律、实行科学决策提供了传统资源。无论是经济发展中的“稳中求进”，还是生态保护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体现了顺应规律、依法治理、与时偕行的理念，这正是对韩非子治理智慧的当代转化。

综上所述，韩非子的治理思想有四重历史理论价值：其一，韩非子首次整合“法”“术”“势”，搭建起中国古代首个完整的制度化治理框架，突破了贵族人治桎梏，确立以统一规则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制度治理的底层逻辑；其二，提出了契合“薄版本”法治的系列原则，强调法律公开、统一、稳定、平等，形成了对程序正义的早期探索；其三，跳出了单一道德教化的治理思路，直面政治运行中的现实利益与权力矛盾，开辟了古典政治现实主义的路径；其四，“不期修古”的变革思维、循名责实的考核体系、信赏必罚的执法逻辑，均蕴含着可借鉴的制度理性，是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遗产。

从“两个结合”视角新解韩非子治理思想，既见其服务中国古代帝王政治的历史局限，更识其蕴含的制度智慧与变革精神。韩非子治理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滋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规范性哲学研究”（21&ZD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