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诸子学，就不能不提到刘向、刘歆父子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自汉武帝和董仲舒推尊儒学，确立汉代主流学术大背景和话语体系之后，刘向校群书，撰成《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总成《七略》；班固《汉志》大体承袭《七略》，遂形成延续两千余年之成见：来源于“六经”的儒学总摄先王之道且“于道最为高”，诸子“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有了“经尊子卑”之分。

“经尊子卑”与“王官说”

“经尊子卑”的说法实建基于儒学之独尊和经学的确立，而与经学相对应的则是子学。儒学独尊后，儒家必然要推尊儒学之创立者，故而塑造出孔子删述六经并以六经为上承尧舜圣王之道、下为儒门教学宗旨的叙事，让儒学独立于子学之外，成为圣王和三代之学的主流。子学与之相对，自然沦为“支与流裔”，六经由此成为儒学的专属来源。要之，“经尊子卑”的说法是汉儒对先秦诸子学的自我理解，即汉儒基于现实的社会政治需求，站在独尊儒学和儒家经典的立场理解先秦诸子学。

“儒术”既立，且必须高于其他诸子，《汉志》就塑造出界限分明的“六家九流”，成为“儒术”独尊的必然注脚。“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也就成为“儒术”独尊的内在根据。综合两汉自武帝后经学流行的情况以及刘歆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背景，“王官说”为汉代经学家普遍接受。《隋书·经籍志》进一步固化了“王官说”，使得诸子各家的起源与《周礼》的职官一一对应起来。于是，“王官说”成为经学时代讨论诸子学起源与发展情实的定论，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如章太炎《国故论衡》说：“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

民国时，亦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说：“在《诸子略》中，每家皆云：某家出于某官。其说未可征信。”这揭示了“王官说”隐含的背景：《汉志》所论各家出于某官的说法以及经子关系等都出自刘歆的观点，那么，刘歆的观点从哪里来呢？一般认为，刘歆是受到了《周礼》的启发而构造出来的，毕竟《周礼》中并不都有刘歆所举之官名，如“羲和之官”“理官”“清庙之守”等。正因为《周礼》中没有相关的官名，刘歆才要根据学脉和政治需求站在古文经学立场去推想，这突出表现在儒家以及“司徒之官”上。

“王官说”之得失

诚然，一味坚持“王官说”、否定《淮南子》所提拯救“世之弊”的现实动因是不妥的，但若因此完全否定“王官说”及其产生的合理性，同样是偏颇的。因为“王官”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是三代文明所述先王之道的集中代表，若没有“王官下移”，则孔子亦难成为孔子，诸子学甚至都难以出现。从文字语言、血脉文化之传承的渊源上看，诸子学的确源于“王官之学”，这是“王官说”之得。但是，诸子学并不都以“王官说”为基础与核心，反而很多时候是相因而生，如有因“王官说”而引申发明者，如遵从周礼的孔子；也有因“王官说”而反对逃离者，如推翻周礼的老子；还有因诸子之说而相攻相承者，如非议孔子的墨子、私淑于孔子的孟子，以及应于时势而调和诸家的黄老和杂家等。一言以蔽之，过于注重学问的来源之处，却忽视了学问之所以产生于当下的逻辑、目的及合理性，是“王官说”之失。因此，说诸子学因“王官之学”衰微而发生则可，说诸子学一一传承于“王官之学”则不可。

换言之，“王官说”代表了汉儒的立场和观点，是时代之变下刘歆代表古文经学立场为经学治世所设想的前提，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既然经学追寻的是孔子与儒家所代表的先王之道，那么汉儒理应依据孔子所推尊的尧舜文武等先王时代设定的“王官之学”治世，而不可能依据周王室衰微后礼崩乐坏时产生的诸子之学治世。然而，这只是刘歆等汉儒情感和理智上的选择，现实的社会历史却是继“王官之学”后，先有诸子学再有汉儒。依此，合理解释诸子学的发生发展就成了刘歆等汉儒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或者说，刘歆等汉儒凭什么可以贬抑与自己时间上更近的诸子学，而使自己与“王官之学”所代表的先王之道隔空契合成为可能呢？要想解释得通，就必须确立汉儒与“王官之学”之间一贯的传承关系，即诸子学必须为汉儒理所应当传承“王官之学”提供解释。不过，诸子学包罗万象，并不仅仅是“王官之学”的丰富和延伸，因此刘歆等汉儒不得不将诸子学与其时代割裂，将诸子学离析为各个不同学派独自发展的脉络，纵然有交融和相互影响，却更有主、次、先、后、显、隐的区分，即六家为主，儒、道为先，儒、墨为显，再根据学派主张、学术渊源、政治理想的不同，将儒学推尊为先王之道的正统，其他诸子则成为“支与流裔”。

超越《汉志》，平置诸子

如果将这一番思索当作汉儒对诸子学历史的自我理解，是无可厚非的。但若将其当作所有后学都必须承认的理解诸子学的唯一方式，则值得商榷。统而论之，诸子学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相互交融的、动态变化的思维整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切学问都是相互影响的，诸子之间也是交互学习的。有的先学了某家而最终归于别家，如墨子；有的学习了多家而最终归于某家，如荀子；有的综合诸家思想而成，如黄老学派、杂家等；还有的可能是一个人综合了诸家思想但偏于其中某家；等等。诸子之间本就是一个相互交融学习的大熔炉，一个人的学问，不管其为某家，在趋于成熟的过程中，都必然学习其他诸家的思想或受其启发。如孟子若不知杨朱墨子思想，便不可能“辟杨墨”，荀子和庄子若不知诸家思想，便不可能“非十二子”、著《天下》篇。

总之，诸子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在动力，不是截然分立的各个学派的独自发展，也并不完全是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而很可能是学习和批判其他诸子过程中的灵光乍现，故其思想来源和发展理路是一个相互交融启迪的思维整体，既不尽如《汉志》所述，也不是现在研究者看到的较完备独立的理论形态。所以，忽略诸子学动态变化交互融合之实情，而用静观的分析方法去探索诸子学的起源，不啻裁剪、割裂诸子学。本文认为，以成型之思想和时代发展的结果推定前因，与回到当时的社会实情去思考由原因自然导致结果的思维历程是不一样的。研究者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平置诸子，打破研究诸子学必须遵循《汉志》的思维定式，回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去思考诸子学的发生发展历程，还原诸子学交互融合的动态思维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郭店简与先秦儒学‘心’‘气’关系研究”（24BZX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