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 | 《诗经》:情感的力量
2026-11-16 15:08:01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程苏东
中国是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两汉乐府、建安七子、正始之音、元嘉体、永明体,以至唐诗、宋词、元曲等,诗歌的风格、体式、韵律变化如星河流转,自屈原以下的著名诗人更是层出不穷。不过,在所有诗歌作品中,能够称为“经”的却只有这部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李白感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称其诗“别裁伪体亲风雅”,《诗经》一方面成为后世诗人不断追摹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与《周易》《尚书》《春秋》等经典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元典,吸引了郑玄、孔颖达、朱熹等学者持续展开阐释,围绕《诗经》建立起的讽谏文化、地方风俗论、情性论等都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论题,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显然,《诗经》的意义早已超过一部诗集所能具有的文学价值,而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
《诗经》为何如此独特?这就要谈到其形成和经典化过程。与后世文人诗创作多基于个人生活经验不同,《诗经》形成于商周等级贵族社会,最初承担着宫廷仪轨和反映政情等公共功能。贵族的宫廷生活伴随着各种仪式,在祭祀先公先王时,需要缅怀他们的功勋,追忆王朝肇建的艰辛,以此勉励君臣,也强化地方诸侯对于宗周王朝的认同;在燕享、朝聘、册命、祷祝、兵事等各种场合,都需要相应主题的歌曲为宾主助兴。与此同时,周王重视从邦国等各种渠道采集歌诗,将它们视为了解国家治乱的依据。经过长期积累,诗歌数量不断增加,“诗”也成为贵族的必修课程,因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列国宫廷的宴会上,还流行一种“赋诗”活动,一人从《诗经》中截取一章,听众借此对赋诗者的意图做出推断,并截取另一章诗作为回应。宾主在往还之间不仅可以传达一些隐微的政治信息,也由此对赋诗者的文化素养甚至政治前景做出预判。《左传》《国语》对此有丰富的记载。
不过,随着春秋后期礼乐文化渐衰,《诗》在宫廷的传习逐渐减少,而孔子意识到《诗》的独特价值,不仅重新编定《诗》本,而且据其阐发思想、教育学生。与宫廷中的诗主要承担礼乐或政治等实际功能不同,孔子将诗的功能拓展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大体来说,原本的礼乐功能对应于“群”,政情功能对应于“观”,比较特别的是“兴”和“怨”。“兴”就是“起”,也就是基于阅读而形成的各种情感体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简《孔子诗论》记录了孔子对《关雎》的解读。这首诗的主题是描写男子对女子的思恋,在孔子看来,前四章反复渲染男子倾慕之意,是基于天性的男女之情,而末章“钟鼓乐之”则透露出诗人最终遵循礼制,以“六礼”迎娶女子,从“发乎情”到“止乎礼”,这一转变体现了人类在自然情感与公共规范之间建立平衡的文明理想。通过对诗篇的阅读,读者既体会人情之美好,又感受社会伦理的必要性,在与诗歌充分共情的过程中培养起既真诚又不乏理性的情感能力,因此《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至于诗“可以怨”,从《论语》所载言语看,孔子一向主张通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强调“不怨”“远怨”“又何怨”,为何对于诗却独许其“怨”呢?出土于湖北郭店的战国儒学文献《性自命出》揭示了答案:“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诗的主要价值当然不是传递怨愤。《小雅》中有一首《采薇》,描写一个远征军士的心路历程。从诗文可知,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猃狁时常南下侵扰中原,周人于是远征猃狁,希望保卫疆土平安,不过,由于猃狁轻骑游击,常常不知所踪,这场战争比预期时间漫长得多。诗歌前三章反复感叹:“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由于粮草供给不足,军士只能采薇草以充饥,而比这更艰难的,是战争遥遥无期,尽管将帅总是宽慰大家:“就快回去了!就快回去了!”可是转眼又是一年,诗人忍不住抱怨:“王事靡盬,不遑启处。”这起居无定的公差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不过,诗歌情绪在第四章发生变化:“彼尔维何,维常之华。”诗人的目光突然集中到路边一朵绽放的棠棣之花,在无休无止的等待与抱怨中,四周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生命力,而这突然绽放的鲜花无疑给诗人带来惊喜——果然,战局发生了变化,决战的号角吹响了:“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那由四匹膘壮骏马牵引的帅车终于发起冲锋,满怀保家卫国的热忱和对胜利的渴望,军士们不再抱怨生活起居混乱,前三章衰飒之情一扫而空,代之的是万丈豪情。不过,诗情在末章再次发生变化。随着战争结束,诗人迎来凯旋,回忆起出征的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多年前那个杨柳依依的春日,诗人随大军离开家乡,那时候他是何等意气风发,期待着在远征中建功立业,而多年征戍让他充分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如今虽然凯旋,但家中亲人早已不通音讯,想到这些,诗人心中难免再次泛起隐忧:“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从漫漫征途中的无奈,到奋战沙场的激昂,再到归途中的忧思,三种完全不同的感情先后在诗中流露,而每种情感都是那样真挚动人。尽管多寓哀怨,但其中隐含着一段既艰辛又坚韧的生命历程,正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缩影,令人动容。
翻览《诗经》,这种真挚的情感随处可见。读《女曰鸡鸣》,可以感受新婚夫妇美好纯净的生活;读《北风》,可以感受基层官吏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压力下的无奈;读《硕鼠》,体会到人民对于盘剥百姓的官员之愤怒;《泉水》描写远嫁的女子在生活闲暇时对远方家人的无尽思念;《小弁》展现了一个因谗言离间而被父母疏弃的孩子内心的绝望。《毛诗序》用美、恶、伤、怨、刺、责、思、闵、惧、戒、哀、念、疾、诱、陈、悔等一系列概念总结诗中不同感情,充分展现出人类情感的细腻与多样。人们曾经将《诗经》中的苦难怨愤完全归咎于落后的社会制度,但今天重读这些诗篇,我们可以感受到,《诗经》展现出人类情感中软弱、无常的一面,但直面这种情感,或以此控诉社会制度之不公,或以此展现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正是充分体认了人类情感的多样性,周人才找到了在文明和自然、理性与感性之间建立平衡的关节点,建立起“文质彬彬”的社会理想。
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突破的今天,人们致力于效率的提升、模型的优化,仿佛只要设定好这一切,就可以过上安枕无忧的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机器过度使用而造成的人际、人机关系异化日益成为新的全球性问题。人们似乎真的认为,仅凭技术革新而带来的工具理性进一步扩张就可以给人类文明带来又一次跃进。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思考在技术和效率之外,还有什么是制约文明走向的力量。重读《诗经》,你会惊骇于两千年前的人们曾经如何敏锐地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惊骇于他们如何在情感与秩序之间寻求平衡。因为歌唱者的身份跨越多个阶层、地域和历史时期,这是一部包囊各种情感体验的经典,孕育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文明基因,值得当下读者予以关注。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编辑:张晓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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