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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绪波:《仪礼》与礼乐文明的当代回望

2026-11-18 15:14: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绪波

《仪礼》又称“礼经”,详细记载了先秦时期的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诸礼,文繁义精。从《士冠礼》《士昏礼》到《士丧礼》,再到《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巨细靡遗地记载着这些礼典仪式的动作、言辞、礼器摆放方位。由于时代久远,今人初读常觉其文字冗复,进而将其狭隘地理解为僵化的教条。孔子云:“礼也者,理也。”郑玄注云:“理,犹事也。”孔颖达正义云:“礼者,使万物合于道理也。”可见,孔子所说的“理”,就蕴含在行礼的具体事务与仪节之中。《仪礼》的本质,并非一部死板的操作手册,而是一套通过身体动作、空间结构、仪式程序,建构人伦关系、安顿社会情感、涵育道德主体的仪式体系。它回应了文明社会最核心的命题:人应当如何立身、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共同生活。因此,重读《仪礼》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为何被称为“礼乐文明”的锁钥。

身体:道德内化的现象学根基

《仪礼》最突出的叙事特征是鲜明的身体本位性。与《周礼》侧重官制、《礼记》侧重义理不同,《仪礼》自始至终以行礼者的身体为核心,记述人在礼仪实践中身体如何屈伸、如何周旋、如何进退、如何拜揖。这一特点,使其与现代哲学中的身体现象学形成跨时空对话。身体不是客观空间中被动的物质客体,而是人“拥有世界”的基本方式,是意义生成的零点坐标。《仪礼》正是这样一种身体图式,它将抽象道德落入可感的动作之中,使人在“行”中“成德”。

《仪礼》通过所记载的一整套高度程式化、精细化的身体礼仪规范实现对个体的文明教化。例如《仪礼》中的“拜”,即绝佳例证。据《周礼·春官·大祝》记载,拜有九种: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其动作的幅度、节奏及其与头手配合的细微差异,精准地对应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表达。“稽首”之拜是吉事中最重的拜礼,头至于地并停留片刻,是最彻底的自我谦抑,展现的是最高的敬从;“顿首”之拜,则以额触地即起,为“平敌自相拜之拜”,表达的是急切或悲伤中的敬意。这不仅是礼仪的区分,更是一种深刻的“身体编程”,通过反复操演,将尊卑、亲疏、远近的伦理秩序内化为身体不假思索的行为习惯与道德自觉。《礼记·曲礼》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礼的本质,是以己之卑成人之尊。这种敬意的表达不是思考后的结果,而是身体直接“理解”并呈现出的状态。礼由此从外在的强制转化为“第二天性”。

更为深刻的是,身体仪式不仅实现人际沟通,更接通神圣维度,赋予日常行为以超越性。例如,饮酒礼中的祭酒动作“以柶祭醴三”:主、宾饮酒之前,行礼者先用角柶从觯中舀取一些醴,分三次浇奠于地上,以示对鬼神的祭祀。这一看似简单的动作,将世俗宴饮转化为神圣仪式,使身体成为连接天地、祖先与现实人生的媒介。在觥筹交错的宴饮中,人们通过这一共同的身体仪式,反复体认着族群共享的宇宙观与生命意识。可以说,《仪礼》以身体实践为基点,将价值、情感、信仰一并纳入可操作的程序之中,使人的生命在具体的礼仪实践中获得秩序与意义。

空间:社会关系的政治场域

如果说身体是礼的实践主体,那么空间便是礼的展开场域。《仪礼》对仪式场所、方位朝向、器物位置、行进路线皆有严格规定。这种空间排布经营绝非随意,而是一套可见、可行、可感的政治秩序。清人洪颐煊在《礼经宫室答问》中强调:“礼经莫大于宫室,宫室不明,则古人行礼之节、周旋升降,皆茫然莫知其处。”由此可见,厘清宫室的基本结构是理解《仪礼》空间逻辑的首要前提。

《仪礼》的仪式空间以宫室为中心,宫室有寝有庙,寝与庙各有堂、室、房、庭、门等,每一空间皆承载特定的内涵。堂南向而建,前庭开阔,是公开行礼、主宾相见、君臣相会的场所;室在堂后,幽深私密,既是日常起居之处,也是神灵凭依、祖先祭祀之地;东房居于室之东侧,承担性别区分、内外分界的功能,将家庭伦理空间化。不同方位、远近、高低、内外的空间共同编织出一个“人神共在、尊卑有等、亲疏有别、内外有序”的意义世界。堂上以“人神异位”彰显阴阳之别,以“三尊位”排布呈现尊卑序列;室中以“奥”为核心,形成向心式的统属结构;东房以位序区分性别与尊卑,把宗法伦理落实为空间格局。

空间秩序的本质是将社会关系具象化、场景化,使人一进入其中便“自知其位”。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本场所。例如《士相见礼》中迎宾时的进退揖让,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礼让空间”。主人与宾客地位相当,则要亲自出大门外迎接;主人尊于宾客,则在大门内揖请。每一次揖让,都在反复界定并强化身份边界。《燕礼》中,君席设于阼阶之上,公卿大夫依爵位高低或南向或东向就席,社会等级直接转化为空间方位,人一入席,便自知分寸。空间的教化功能在《乡射礼》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射箭本为武力技能,却被改造为德行考察。当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其身体与射位、侯道、箭靶的空间关系便成为其内心状态的直观投射。“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才能持弓审固,中鹄而发。在这里,射箭场被构建为一个公开的道德考场,每个人都在礼乐的引导和众人的凝视下,展现自己由内而外的修养。这种竞赛不以力胜,而以德服。“发而不中,反求诸己”的君子之争展现了古典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其实现方式在于构建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仪式剧场”,使参与者在全身心投入中自我省察、自我完善。

仪式:情感与价值的程序化生成

在《仪礼》体系中,身体与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仪式的程序化运作被整合为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仪式是将身体动作与空间要素组织起来,赋予其时间节奏与人伦指向的程序机制。如果说身体是礼的“语法”,空间是礼的“句法”,那么仪式便是礼的“叙事”,它使分散的身体动作和静态的空间布置,汇聚为一个有开端、发展、高潮与终结的意义整体。

仪式的核心功能,在于对人的情感进行安顿、疏导与形式化。现代人常将礼与情对立,以为礼压抑情,实则是“礼作于情”。礼并非扼杀情感,而是给情感以合理渠道、恰当尺度与稳定形式,使其不至于泛滥无节,也不至于幽闭压抑。《丧服》最能体现这一精神。《丧服》的核心原则是“称情而立文”,它依据血缘亲疏与伦理轻重,设立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服制。丧服布料的粗细、缝制方式、服丧期的长短,皆与哀痛程度精确对应。这并非冰冷的等级设定,而是对社会集体情感的形式化处理,使人在极度悲痛中仍能维系人伦秩序,做到哀而不伤、痛而不乱。

《士昏礼》则通过一套完整的仪式,将婚姻从个人情意提升为宗族伦理与社会契约。所谓“昏礼有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环环相扣。亲迎之后,夫妇“共牢而食”“合卺而酳”,以象征方式宣告夫妇合体、尊卑与共、死生相托。《礼记·昏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仪式在此以规范引导情感,使个体之情汇入宗族之理,实现私情与人伦的统一。由此可见,礼与情相须而行,无仪式则情流荡无节,无真情则仪式沦为虚文。只有情文并茂、内外合一,礼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力量。

综上可知,身体、空间、仪式三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也非各自独立的切入角度,而是在一个有机整体中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彼此生成的三个维度。身体是实践主体,空间是实践场域,仪式则是将身体与空间在时间中组织起来,赋予其程序节奏与人伦意义的运行机制,三者统一于“礼”的实践过程。每一次完整的行礼过程,都是身体在特定空间中按照仪式程序展开的一次人伦价值的“再生产”。这一结构使得《仪礼》中的礼绝非抽象教条,而是一套可重复、可传递、可内化的实践智慧。

《仪礼》的现代价值

承认《仪礼》的思想深刻性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将古代礼仪照搬至今。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关键问题:作为宗法社会产物的《仪礼》,为何仍能被接入现代语境?其转化的逻辑与限度何在?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古今之间的历史演进。《仪礼》扎根于先秦宗法等级社会,如丧服制度的宗族逻辑、庙祭礼仪的血缘中心、朝聘程序的君臣位阶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与家族形态深度绑定。而现代社会以公民人格独立、权利平等、法治秩序稳定为基础,生活方式高度个体化。传统宗法体系已然解体,这使得任何“复古”式的照搬不仅不可能,也缺乏现实合理性。

然而,历史演进并不意味着精神断绝。关键在于厘清“礼仪”与“礼义”之间的辩证关系。“礼仪”是外在形式,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与文化特殊性,而“礼义”则是精神内核,具有超越特定社会形态的普遍性。《仪礼》的现代转化路径正在于“去其仪文之粗,存其礼义之精”,即主动舍弃与现代价值相冲突的等级压迫、性别偏见、身份特权等内容,而保留敬畏、谦让、诚信、孝慈、责任、节制、共同体意识等超越时代的精神质素。《礼记·礼器》早已明言:“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由此可见,礼的生命力不在固守旧迹,而在于与时偕行、因时制宜。

那么,这种转化是否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其依据在于,仪式作为人类处理重大生命事件、安顿集体情感、传递核心价值的文化形式,具有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功能结构。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任何文明社会都需要通过仪式化的行为来标记时间、确认身份、凝聚认同。在现代生活中,家庭团圆、节日习俗、婚礼宣誓、葬礼追思、开学典礼、成人仪式、毕业典礼、纪念典礼与国家公祭,皆可视为仪式的当代形态。虽然历史条件有所区别,但都遵循《仪礼》的基本运作逻辑:以身体在场确认重要时刻,以空间布设营造庄重氛围,以程序仪式凝聚情感共识与价值认同。其中,“凝聚认同、传递价值、安顿情感、标记人生节点”的功能与古人一脉相承。因此,《仪礼》的现代意义不在于提供可复制的仪节模板,而在于揭示仪式如何运作、为何有效,从而为现代人重建有意义的仪式生活提供古典智慧。

《仪礼》如一枚时间的琥珀保存了先民构建道德共同体的实践智慧。它提醒我们:人之为人,不仅在于思辨,更在于能以得体的方式,向天地、祖先、他者及生命中值得珍视的意义躬身致敬。这份在形式中涵养出的深情,正是礼乐文明留给现代心灵的宝贵资源。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仪礼义疏》整理与研究”负责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编辑:张晓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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