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沃土，既赓续文明又更新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一脉相承。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于赓续中华文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巨大的人口规模，需将其置于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悠久文明的脉络中。巨大的人口规模保障了中华文明强健雄厚的生命力。自秦朝至今两千余年，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既保障了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也带来了人口的持续繁衍，塑造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中国哲学中“生生不息”的仁道理念、“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是从文化基因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

“生生不息”的仁道理念。《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尚书》有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朱熹《仁说》亦曰，“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古代哲人由宇宙天地的生生之理，凝练出“仁”作为天道的根本德性，并将其下贯于人道特别是孝道，成为人际相处的根本伦理。中华文明重视保障生存、成就人生、绵延生命，因而成就了生生不息的数千年文明，成就了人口繁庶的泱泱大国。

“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民为邦本”语出《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历代圣贤反复倡导，为政者必须将民众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将民心所向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衡量标准，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以生养万民为首要职责，所谓“经济”，其根本含义就是“经世济民”，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则是最大程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所需，不断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也是由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文化基因所决定的。

“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品格。从《易经》中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到《道德经》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从孔子呼吁“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到荀子力倡“损有余，益不足”，“有余以奉天下”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历代政府大多主张积极有为地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如齐国管仲以“轻重术”平抑物价，魏国李悝实行“平籴”政策，汉朝桑弘羊推动“平准法”、耿寿昌建立“常平仓”，都是古代典型的经济调节手段。

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儒家思想主张“庶、富、教”三部曲，先增长人口，再发展经济，后教化民众。历代王朝也大多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这些富民厚生的实践，可总结为四方面：一是为民制产以养民。在土地政策上，保障民众能耕种，并提供基本生产资料。二是轻徭薄赋以恤民。如，《周礼》记载，西周设立了“均人”一职，负责地税、山林川泽税等各种税收均平合理。三是节约用度以裕民。要求统治者俭约节用，倡导政府谨慎修建宫室楼台等大型建筑，谨防奢侈浪费。如，舜赞美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伊尹告诫太甲“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四是推崇勤劳以富民。《左传》中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告诫。历代政府通过各种方法鼓励农桑、发展生产，如汉文帝建立孝悌力田制度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向往。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蕴含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富而后教”的治理传统。历代先贤都强调统治者既要“富民”，也要“教民”。《礼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认为教化民众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孔子倡导“富而后教”，朱子认为“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这其中，道德教化是重要的方面。《大学》中说：“德者，本也。”《管子》中说：“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崇德贯穿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始终。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

“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耕读传家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历史上，许多家训都教育子孙以耕读为本，唐末五代章仔钧作《章氏家训》提出“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范仲淹教育后人：“耕读莫懒，起家之本；字纸莫弃，世间之宝。”古人耕田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安身立命；读书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成就德行。“耕”保障生产生活、促进物质文明，“读”提升文化修养、促进精神文明，彼此相辅相成，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都蕴含着质朴睿智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中华文明是效法天道的文明，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敬畏自然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乾卦》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和“人副天数”，认为天人同构，且彼此息息相通。北宋张载《正蒙》提到“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古人敬畏自然，感恩天地馈赠，各种祭祀之礼都表达对自然的敬意。在敬天、畏天的基础上，充分尊重自然的规律，以顺应天时、因地制宜、“道法自然”的智慧创造并不断丰富了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农耕文明遗产。

“取用有节”的生态智慧。古人特别强调对自然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行之有法，不仅要令人类安居乐业，还要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如，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黄帝“节用水火材物”、大禹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后来孟子提到“数罟不入洿池”，《秦律·田律》规定，禁止采摘刚发芽的植物或捕捉幼虫、鸟卵和幼鸟等，都强调了要根据自然时节安排资源的取用、根据生命自身的规律来安排活动。“行之有法”主要体现在一整套认知事物、改造事物的哲学，包括辨别物性、遵循礼制、重视涵养等。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黄帝内经》中的“援物比类”，都主张将自然事物归类，相应地进行开发和保护，使之各得其所，维护生物多样性。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一直传承的理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对“和”的推崇，又产生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价值观念，体现为“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交往之道。中国的政治传统推崇“以德服人”“近悦远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是以战争向外征服扩张，而是以文治教化提升文化影响力。正如孟子所言，“达则兼善天下”，展现的是一种普惠天下的情怀，一种不排他、不损人的世界历史使命。

“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止戈为武”较早的出处是《左传》，记载了楚庄王“武有七德”说。《说文解字》《汉书》等文献也都记载了“止戈为武”的理念。这一理念，是“和为贵”思想在战争领域的体现。中华武德传统源远流长，对后世影响深远。《史记》记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中华武德文化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本质却始终未变。如，21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畅通丝绸之路，开启了东西方的和平贸易；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展现了明朝强盛的国力，更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这些对外交流、维护和平的实践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