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深刻理解“保持历史耐心”这一命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历史本身是客观的，而耐心必须由特定的主体所涵养。因此，保持历史耐心，必然同时兼具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唯有从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的辩证统一中深刻把握历史耐心，才能在“乱云飞渡”中把准方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巨轮行稳致远。

历史耐心的主体向度

历史耐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淬炼出的精神特质。作为拥有超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历史耐心中的主体向度，集中体现为对初心和使命的笃定以及对方法论的自觉。

回顾百余年党史，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艰难跋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断壮大，靠的就是基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种初心使命的历史耐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之严峻前所未有。保持历史耐心，就是要继承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局势危急时保持定力，在处于低谷时蓄势待发。强大的“历史耐心”使得党在面临外部极限施压时，能够展现出“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志气、骨气、底气，以一种战略上的藐视和战术上的重视，从容应对一切挑战。

真正的历史耐心，并非消极地等待，从主体能力来看，这种耐心必须内化为一套科学的思维与工作方法。因为深谙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进而从逻辑上摒弃“急行军”式的突击幻想。这种对方法的掌握，使主体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把握“积跬步至千里”的量变质变规律。正因为掌握了科学的方法，才能在面对长周期任务时，具备拆解难题、分步实施的战略定力，从而在“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中，找到“功成必定有我”的方法论落脚点，实现“慢工出细活”与“只争朝夕”的高度统一。

历史耐心的客体向度

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性，就会陷入唯意志论的误区。因此，从客体向度看，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耐心，是对客观规律的敬畏，亦是对基本国情的尊重与复杂外部环境的深刻适应。

一方面，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急不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原理，是我们理解历史耐心客体根源的金钥匙。马克思深刻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经典论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性。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最大的国情，也是最大的客体约束。举例说来，无论是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还是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孕育期、生长期和成熟期。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不能搞“碳冲锋”或“一刀切”。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任何违背自然历史过程的拔苗助长，必将遭到规律的严厉惩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越是渴望成功，越要尊重规律；越是任务艰巨，越要保持耐心。

另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系统性与复杂的外部环境，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加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是在一个超大尺度的客体对象上进行伟大的社会实践。14亿多人口的整体迈进，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这种巨大的体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客观的“惯性”和“黏性”。大国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微小的政策偏差，一旦放大到14亿多人的群体中，都可能产生巨大的震荡；任何急剧的社会变革，如果缺乏足够的缓冲和过渡，都可能引发系统的失稳。与此同时，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这种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不确定性”成为常态。面对外部势力的围堵打压，如果我们缺乏历史耐心，要么容易惊慌失措、进退失据，要么容易冲动蛮干、落入陷阱。

保持历史耐心，要实现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保持历史耐心，绝不是对主体的孤芳自赏，也不是对客体的盲目屈从，而是在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

首先，做到“制天命而用之”，在限定条件下发挥历史主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意在强调主体虽有创造历史的豪情与壮志，但必须在客体划定的跑道上实现。真正的历史耐心，就是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我们既承认“天命”即客观规律和条件的制约性，又发挥“用之”即主观能动层面的创造性。具体而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这种统一表现为：我们承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超越阶段蛮干，这是耐心；但我们不因为初级阶段而无所作为，而是积极创造条件迈向更高阶段，这是主动。我们承认核心技术突破需要周期，这是耐心；但我们运用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攻关，加速这一周期，这是主动。这种在既定边界内的努力，使得历史耐心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地蓄势与进取。

其次，注重“致广大而尽精微”，在宏大叙事与微观落实中统一。《中庸》有言，“致广大而尽精微”。历史耐心在主客体统一的实践中，体现为战略上的宏大视野与战术上的精准落实相结合。从“致广大”的角度看，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往往跨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如“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种长周期的规划，体现了主体对客体发展趋势的宏观驾驭，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接力。从“尽精微”的角度看，宏大的蓝图必须落实到每一项具体的政策、每一个具体的项目、每一年的具体工作中。保持历史耐心，要求我们在处理主客体关系时，既要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战略眼光，看清历史长河的流向，又要有“绣花”般的功夫，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没有宏观的耐心，微观的行动就会迷失方向；没有微观的落实，宏观的耐心就会沦为空谈。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发展规划等制度，将长期的历史耐心转化为中期的政策导向和短期的行动方案，从而实现了主观目的与客观结果的有效转化。

最后，牢记“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应对风险与接续奋斗中升华。“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成功的终点，客体的阻力往往越大，主体的压力也往往越重。在这一关键节点，主客体的矛盾最为尖锐，也最需要历史耐心来化解。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我们面临的阻力和挑战也空前加大。这种时候，保持历史耐心就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源。它能够防止我们在压力面前变形走样，防止我们在诱惑面前迷失方向。面对复杂的客体环境，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清除肌体毒瘤，永葆旺盛生命力，从而以主体的强大定力应对客体的风云变幻。这种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自觉，将刀刃向内的勇气与久久为功的韧劲融为一体，使历史耐心在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不断淬炼成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势能。

（作者：王敏光，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