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字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其中，皋陶把“简而廉”视作执政者应具备的九种品德之一。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廉”：“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廉，隅也。又曰：廉，棱也。引伸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即“廉”本指堂屋侧边，因侧边形制方方正正，故又有方正、棱角之意，后引申为清正、俭朴、严明，与“贪”相对。总体来说，“廉”不仅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被视作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更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士人出仕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但就现代政德教育而言，最为大家熟知的当属“廉洁”和“廉政”。具体来说，“廉”行于个人即为“廉洁”，施于政治即为“廉政“，二者关系实则密不可分，统一于儒家“廉德”。“廉洁”一词明确出现，最早可能正是出自《孟子》：“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14·37）明清时期，“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孟子在儒家思想中的显著地位亦不言而喻。因此，厘清孟子的廉洁思想的内涵，呈现其鲜明的理论特色和价值追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及当今廉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孟子廉洁思想形成的时代基点

孟子身处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邪说横行。在政治上，经过春秋以来激烈的兼并战争，统一天下的趋势亦更加明显；在学术上，杨墨之言盈天下，诸子百家争鸣不已，各派思想相互碰撞，儒学内部思想亦亟需整合。在此背景下，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并特别回应了时代的变化，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廉洁思想。

1、重民本：对古典廉洁思想的吸收

古典廉洁思想的核心经典是《尚书》，其“重民本”的政治理念对孟子影响深刻。如《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概言之，《尚书》作为尧舜三代的“大经大法”，全部都是在围绕“民本”讨论如何养民、爱民、得民等政治问题。进言之，将“民本”凝聚和确立为政治思想的精神内核，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石破天惊的划时代意义，以此形成了我们与世界其他文明以宗教和神性来解释文明起源的不同范式。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诗经》《尚书》是《孟子》成书的核心素材，故孟子称引《尚书》可谓是信手拈来。如他引《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9·5），政权的基础是民众，政治成败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因此，在他看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4·1）对此，宋儒尹焞说：“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即对执政者来说，山溪之险、兵革之利等皆不足为恃，唯有得民心才能政权稳固。相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7·1）君主若不保其民，失去民心，就会天命转移，引发汤武革命。以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14·14）虽然《尚书》明确提到“廉”只有一处，但在“重民本”这一点上，孟子与《尚书》一脉相承。由此，孟子的廉洁思想特别关注民众、民生，提出了仁政之说。

2、尚仁爱：对孔子廉洁思想的发展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而“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故孔子的学说亦可被称为“仁学”。纵观《论语》一书，“仁”共出现105次。在不同场景下，虽然孔子对“仁”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容是“爱人”，代表性的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12·22）可以说，“尚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特征。一般认为，“仁者爱人”是孔子的理念，但这句话完整地表达实则是在《孟子》8·28。关于孟子与孔子的关系，虽然囿于现实，“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8·22）但孟子却不仅视孔子为自己立志学习的道德典范，“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3·2）更是将传承孔子之道确立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14·38）因此，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孟子》称引孔子之言为常事。如顾炎武说：“《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 纵观《论语》一书，论“廉”只有一处：“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17·16）在此，“廉”与“忿戾”相对。朱熹注：“廉，谓稜角陗厉。忿戾则至于争矣。”论“洁”有两处：“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7·29）“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18·7）合而观之，孔子的廉洁思想的特点在于强调中正、希望自新和关注人伦。归结到儒家“尚仁爱”的理念来说，仁爱并非宗教性的泛滥之爱，而是基于差序格局的等差之爱。对此，孟子的阐述是深刻的，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13·45）即孟子的廉洁思想虽然同样“尚仁爱”，但却是特别注重士人伦理性的实践，由《孟子》6·10对陈仲子“廉”的批评可见一斑。

3、辟杨墨：对异端廉洁思想的回应

孟子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而他作为“圣人之徒”有责任，“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6·9）即视“杨墨”为自己学术和道义上的劲敌。在孟子看来，“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13·26）即杨朱自私自利，关注为己，属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墨家兼爱互利，关注为人，属于极端的群体主义。当然，在批评杨墨的同时，孟子亦批评了“子莫执中”，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概言之，孟子既反对理论性的极端主义，又反对教条式的平均主义，因为他们都不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关于杨、墨的危害，汉人赵岐认为，杨朱一派为己爱身，尚能保全孝道；而墨家兼爱无亲疏之别，则完全破坏了伦理纲常。近人钱穆则说：“依随墨子思想，将破毁家庭。依随杨朱思想，将破毁政治。”在孟子看来，“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14·26）墨家在政治上的危害要大于杨朱。就墨家之廉来说，“墨翟贵廉。”（《吕氏春秋·不二》）“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墨子·明鬼下》）虽然墨家尚廉，视廉洁为政府的基本要求，但墨家之廉鼓吹的是集体主义，认为“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此种廉洁思想不仅割裂了“家—国”的政治连续性，亦违背人好利、爱其亲的常情。相对来说，杨朱之廉不参与政治，主张洁身自好，偏向于隐者之流，有坚守道德情操的一面，故而儒家往往对他们抱有同情，但这种廉洁思想显然又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理念相悖。在此背景下，孟子不得不对以杨墨为代表的异端廉洁思想进行回应，以期在“情—理”间寻找中和之道。

二、孟子廉洁思想内涵的显著特性

纵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者，他们得以流传青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既能善于吸收前人的智慧，又特别能回应时代的需求，由此凝聚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就孟子的廉洁思想来说，具有以下显著特性。

1、“何必曰利”：正确的政绩观

《孟子》开篇，梁惠王即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1·1）对此，司马迁很不满，“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在他看来，“利诚乱之始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即天下人皆有好利之弊。但我们今天讲廉洁，其实完全没必要如太史公一般“闻利色变”。杨海文先生说：“《孟子》首章的主题是义利之辨，旨在‘格君心之非’，这是孟子对于国君进行的道德劝谕。”针对崇尚功利、奖励耕战的时风，孟子不仅以士人的身份主张“格君心之非”（《孟子》7·20），反对君主醉心于个人利益的私欲；而且还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将“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者以及“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者视之为“民贼”（《孟子》12·9）。可见，孟子所谓的“何必曰利“，并非是简单否定利益，而是为政者要先义后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12·9）。因此，在孟子看来，“民事不可缓也”（《孟子》5·3）。理想的仁君要明乎百姓之私欲，制乎百姓之私产，兴乎百姓之私利，原因在于“民无恒产，则无恒心”，则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同时还应看到，鉴于当时的等级制度，孟子对统治者的私欲是认可的，如齐宣王称自己有“好货好色”之弊，孟子则引导他“与民同乐”（《孟子》2·1），认为这与行仁政并不冲突。总体来说，孟子深知统治者若一味追逐利益，往往会偏离正道，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灾难。孟子以“何必曰利”来“格君心之非”，意在规劝为政者应把百姓的福祉放在首位，以仁义治理国家，通过施行仁政来获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这才是真正的政绩，而非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以民脂民膏满足一己之私欲。

2、“非义不取”：坚守的道德观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4·5）孟子亦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11·17）“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13·33）孔孟一脉相承，皆认可人人皆有追求富贵利益之诉求，但应当坚持“非义不取”，以此作为廉洁的道德底线。因此，孟子又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8·23）朱熹注：“过取固害于廉。“即儒家之廉，虽然主张“君子固穷”（《论语》15·2），推崇士人安贫乐道，如孔子反复称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6·11）孟子亦认为“禹、稷、颜回同道。”（《孟子》8·29）但这并不是歌颂贫困，认为贫穷光荣。相反，君子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不为求有所为；以不义之利不取，以求可取之利，故“因义得利”是可取的。因此，当弟子彭更质疑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6·4）孟子辩解说，若是不符合义，则一介不取诸于人；但若是符合义，那么就算是尧舜将天下相让，也是可以接受的。为此，孟子提出了社会分工理论，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5·4）将这视为天下之通义。孟子反对农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认为士之出仕，就如同农夫耕田一样，只是因为分工不同。君子可以“通功易事”，增加货物流通性，使各行各业互通有无，最终“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而君子亦可“治人而食于人”，这都属于“因义得利”的范畴。进而言之，儒家之廉亦并非以不取为廉、不受为荣。如子路拯溺而受牛，孔子给予赞许，认为“鲁人必拯溺者矣”；子贡赎人而却金，孔子反而给予批评，认为“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吕氏春秋·察微》）由此可见，在孟子的廉洁思想中，虽然“非义不取”是士人应坚守的道德底线，但取不取的关键还是在于是否符合义。该取的不取，亦可能会伤廉。

3、“执中有权”：中正的践行观

“中道”精神贯穿于儒家全部社会伦理政治学说之中，形成了“执中”“用中”“中庸““中和” “中正” “时中”等核心观念，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中道’精神贯穿了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中道论’是儒家的‘元哲学’，是儒家学说的灵魂。”当然，孟子的廉洁思想亦不例外，其要求“执中有权”，确立了中正的践行观。通观《孟子》一书，孟子树立了三个“廉”的典范。一是陈仲子作为批评的对象，可被视作“廉之否”。在匡章看来，陈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而不食，以兄之室为不义而不居，“岂不诚廉士哉？”但孟子却认为他是“舍箪食豆羹之义”（《孟子》13·34），“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孟子》6·10）即陈仲子之廉，弃绝人伦，置父母妻子于不顾，“亡亲戚、君臣、上下”，于家国无益。二是，伯夷、叔齐作为同情的对象，可被视作“廉之隘”。如所周知，伯夷、叔齐兄弟，先因互相让国而逃，又因“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被孔子赞许为“古之贤人”（《论语》7·15）。虽然孟子亦说：“伯夷，圣之清者也。”（《孟子》10·1）并两次提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10·1、14·15）但他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3·9）即在孟子看来，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皆不如孔子“圣之时”。《中庸》说：“君子而时中”，即孔子执中有权，能时时而中，而伯夷却是死守君臣之义而不知变通。三是舜作为推崇的对象，可被视作“廉之正”。虽然孟子并没有直接讨论舜如何廉，但孟子廉洁思想的典范人物应是舜。孟子说：“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14·6）朱熹说：“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即对舜来说，啃干粮、吃野菜，穷困潦倒，做野人亦安之若素；穿锦衣、二女婐，富有四海，为天子亦处之泰然。孟子的廉洁思想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工夫来完成的，舜“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8·19）既明于本分，又善于变通，不仅时时恪守中道，更能做到用中于民，其所展现出地豁达态度，体现了儒家廉洁思想的最高境界。

三、孟子廉洁思想实践的当代意义

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府，既是我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又是我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结合孟子廉洁思想内涵的特性，切实服务好当下廉洁文化建设，是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题中应有之义。

1、尽人伦是廉洁文化建设的人性底线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2·21）对儒家来说，尽人伦即是参与政治，故儒学又可被视为伦理学。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1·2）孟子亦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7·1）即家庭是政治的基础，而关注家庭应是践行廉政的起点。因此，古语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但又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儒家看来，士人的道德修养以孝为起点，推广至忠诚国家，体现了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理念，但忠、孝间始终是存在着紧张与冲突，而孟子则是坚定的“孝本论”支持者。如弟子桃应曾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认为，在法理上，舜即便是作为天子亦不能用公权力为父亲免罪；但在人情上，他却甘愿放弃天子之位，选择“窃负而逃”（《孟子》13·35）。在此，孟子的解答是对孔子“亲亲相隐”思想的发展。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13·45》）又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5·5）朱熹注：“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即儒家仁爱首先要呈现在与自己关系最亲近的父母身上。一个人若连父母都不爱，又怎么可能真正的爱陌生人。当然，这种爱父母、爱家人，并非是以权谋私，而是应该基于个人职位、财力尽心赡养。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5·4）“五伦”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秩序，也是廉洁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人性基础。在当代社会，尽人伦作为廉洁文化建设的人性底线，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廉洁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家庭、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先做到尽人伦，才能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践行廉洁，成为真正的廉洁之人。

2、大丈夫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道德境界

格外重视道德修养和人格养成，是孟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其中，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可谓是中国文化中至仁至刚的经典形象，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而且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自信的精神风貌。当弟子景春问：“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像公孙衍、张仪一般权势滔天，能够左右天下局势，是否可被称为“大丈夫”？孟子对他们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朱熹注：“盖言二子阿谀苟容，窃取权势，乃妾妇顺从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在孟子看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6·2）最广的住宅是仁，最正的位置是礼，最广阔的道路是义，知仁、礼、义便是智，能笃行之，就是有智慧有意志的大丈夫。同时，孟子亦提到了“小丈夫”：“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孟子》4·12）整体来说，真正的“大丈夫”兼具重义轻利，以德抗位，浩然正气等诸多内涵，具备大格局、大担当、大境界。其所体现的坚定道德立场和崇高精神境界，正是廉洁文化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在当代社会，面对各种诱惑和压力，我们需要有大丈夫般的勇气和定力，坚守廉洁原则，不为名利所动，不为权势所屈。大丈夫的道德境界，不仅要求我们在个人行为上做到廉洁自律，更要求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榜样作用，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向好。

3、行仁政是廉洁文化建设的政治归宿

如前所说，孔子推崇“仁”，希望统治者能保有仁爱之心。因此，他反对苛政，认为“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15·35）在此基础上，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其核心思想是要求统治者讲政治道德，以身作则，执政为民。孟子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1·5）朱熹注：“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特别是其中的“薄税敛”契合现在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主题。行仁政即是践行王道，使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是为政者的基本职责。因此，对为政者来说，不仅要有“不忍人之心”（《孟子》3·06），做到“与民同乐”，关心民间疾苦；还要“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14·35），自觉抵制不合理的欲望。“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2·12）只有行仁政才能真正赢得民众的支持，巩固自己的执政根基。但在孟子看来，行仁政亦并非一味地向民众施于恩惠。如孟子与白圭讨论税收问题，他反而认为白圭的“二十税一”太少，是“貉道也”（《孟子》12·10），不足以支持道德教化的成本。可见，仁政也好，廉政也罢，孟子所秉持的依旧是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整体来说，行仁政是廉洁文化建设的政治归宿。由孟子观之，一个廉洁的政府，必然是一个行仁政的政府，它关心民众疾苦，致力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正。在当代社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只有这样，才能长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实现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结语

在中国历史过去的两千年中，儒学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之所以长期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一则是基于儒学自身的特性，坚守中道，兼顾情理，可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二则是基于历代儒者的努力，致力于完成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孟子廉洁思想虽然是旧时代的产物，但亦是我们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府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和传承孟子的廉洁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廉洁文化的本质内涵，更能为新时代的廉洁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从“何必曰利”的正确政绩观，到“非义不取”的道德坚守，再到“执中有权”的中正践行，从而凸显了“尽人伦、大丈夫、行仁政”的当代意义，孟子的廉洁思想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深刻的体系。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13·9）儒家之廉亦非局限于小节、小义，而是须心系家国，胸怀天下。故而，廉洁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更应是社会的共同追求；不仅是政府的执政基石，更是民族的复兴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应努力弘扬孟子的廉洁思想，将其融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廉洁成为一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风尚。

Discourse on Mencius’s Thought of Lianjie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iu Kui

Abstract: Mencius constitutes a crucial figure in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on integrity (lianjie 廉洁). The formation of his thought not only incorporates the classical emphasis on “prioritizing the people as the root” (zhong minben 重民本) but also extends Confucius' ideal of “exalting humaneness and care” (shang ren'ai 尚仁爱), while simultaneously responding to the divergent views of Yang Zhu and Mo Di.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integrity framework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Employing the admonition “Why must‘profit’be mentioned?“ (hebi yue li 何必曰利) to correct the ruler's misguided inclinations, demanding that those in governance establish a proper view of administrative merit.Using the principle“Take nothing contrary to appropriateness” (fei yi bu qu 非义不取) to delineate clear moral boundaries, requiring scholar-officials to cultivate professional ethical conduct.Establishing the practice of “holding to the center with discernment” (zhi zhong you quan 执中有权) as a balanced and responsive mode of ethical application, highlighting integrity’s inherent sense of measure and its grounding in relational ethics.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Mencius' thought on integrity lies in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Fulfilling rel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jin renlun 尽人伦) constitutes the baseline of human nature in constructing a culture of integrity.The ideal of the “great person”(dazhangfu 大丈夫) represents the moral horizon for such cultural development.Implementing governance of humaneness (xing renzheng 行仁政) stands as the political fulfillment of integrity-centered culture.In summary, Mencius’ conception of integrity embodies a source that unifies reality and function (tiyong yiyuan 体用一源). It illuminates the ontological ground of morality while fully accommodating human sensibilities and ethical relations. By extending self-cultivation (dushan 独善) to societal and cosmic goodness (jianshan 兼善, zhishan 至善), it demonstrates a vivid practical character, profound historical influence, and enduring contemporary value.

Keywords: Integrity (lianjie 廉洁); Mencius; Mor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