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质朴真挚的语言、广阔丰富的题材，描绘了一幅古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立体画卷。其所承载的文化品格、伦理观念、人文精神与审美传统，突破时代局限，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重读《诗经》，既是溯源中华文脉、体悟中华文化精神的过程，也是传承民族文化、彰显中华诗魂的重要途径。本期讲坛邀请赵敏俐教授讲述《诗经》及其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神。

《诗经》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集，更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在先秦时代就高踞“六经”之首。它以诗的形式，全面记录了周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今天重读《诗经》，我们会越发认识到这部伟大作品的民族文化特色，体味其中所沉积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

植根于古老文明的文化品格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近百年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一万年前已经发明了农业，早在五千年前左右就已经进入了古国时代，建立了高度的中华文明，培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我们今天虽然已经进入现代化的数字时代，但是民族血液中的古老基因还在。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韵，仍然是最易拨动中华民族的心灵琴弦。他们立足于脚下的这片热土，靠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财富。他们眷恋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温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的祖先后稷和公刘，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公刘让他们安居于豳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同样是因为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定居于“堇荼如饴”的周原；周人歌颂文王与武王，是因为他们革除了殷商暴政，建构了新的礼乐文明。阅读《诗经》，我们沿着周民族史诗的脉络去探源其成长的历史，就会清晰地发现，原来其所有情感的源泉，都植根于这一古老社会养成的文化品格。

反过来，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也就成了诗人心中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游子的思乡之曲，如《陟岵》《鸨羽》《东山》《采薇》《出车》《鸿雁》；也有家乡的妻子对征人的思念，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众多作品，它们共同指向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不仅如此，它更培养了中华民族安分守己、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诗经》中没有一首诗赞美过周民族对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记述过异域风物，描写过海外风光，歌颂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

《诗经》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古老的农业文明的艺术。这不独表现为浓厚的乡土情韵，还表现在创作目的、书写方式、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诗人“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创作灵感；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形成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中国诗歌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同样，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秩序，形成了中国文学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生产的周而复始也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农业社会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构成传统诗歌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些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使《诗经》不仅在作品题材上，更使其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

重亲重义的家国之怀

翻开《诗经》，另一个突出感受就是充溢于其中的浓厚的伦理情味和家国之怀。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宗族血缘关系，在周代社会已经演变成一套家国模式。宗族观念既是周人最重要的伦理观念，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同时，它已经内化为周人最为真挚的社会情感，它植根于故土，情深于亲人，升华为爱国，成为贯穿《诗经》的一个中心主题，使其处处充溢着伦理亲情，充盈着中华民族的一颗爱心。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夫妻的相亲相爱，“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对父母的孝敬，“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邶风·凯风》）；对兄弟的关心，“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小雅·常棣》），乃至对宗族的依恋和对家国的忠诚。同样，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颗崇高的爱心，才使诗人更加痛苦于亲人的离别、朋友的失信、宗族的破败和家国的灭亡。因而，在《诗经》中，不独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和“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这一类写嘉宾宴享与亲朋聚会的诗让人感到亲切；就是那些伤人伦之情废、叹故国之灭亡的作品也特别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如《小雅·蓼莪》伤父母之亡，《唐风·葛生》悼丈夫之去世，《王风·黍离》悲故国之颠覆，读来都让人感伤落泪。朱熹《诗集传·蓼莪》注曰：“晋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诗之感人如此！”的确，《诗经》中的这一类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因为诗人所伤乃是人伦之至情，所抒乃是胸怀之至感，因而才会具有永恒的艺术感染力量。

人伦之情和家国之爱，是《诗经》这部作品具有不朽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尽管每个时代的人伦之情和家国情感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以重亲重孝、爱家爱国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却没有改变，并将其崇高的精神品格不断地继承和发扬。从这方面讲，《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最早、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最为浓厚的一部作品，它的文化价值也必将不断地得到发掘与弘扬。

以人为本的情感所系

人本来就是文化的主角，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是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这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命运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英雄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可是在荷马史诗中，战争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三人，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反观中国文化，却没有一个创造了宇宙万物且一直干预并指导着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化。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歌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也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的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尽情地表现着自己，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伦理情感和乡土情韵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的最好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我们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人间世界。那农夫们在田间耕耘的勤劳身影、征人们在途中跋涉的仆仆风尘形象、君子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从这一点讲，《诗经》不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以“君子”为典范的人物群像

《诗经》的主体是抒情诗，它所表达的内容主要是诗人的各种情感，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人物理想，这就是《诗经》中君子形象的塑造，成为几千年中华民族人格的典范。

《诗经》中出现“君子”一词共186次，其中《国风》55次、《小雅》102次、《大雅》28次、《鲁颂》1次。如此众多的诗歌，从多个方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君子形象。在世俗生活中，他们是女子理想的配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也是她们思念的对象，“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还是全家的依靠和生活的脊梁，“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周南·樛木》）。出征在外，他们是妻子的牵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在战场上，他们是英姿飒爽的武士，“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秦风·小戎》）在国家，他们是立业的基石、百姓的父母，“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小雅·南山有台》）。

可以说，《诗经》中的君子形象包含在各种题材的抒写之中，而他们的理想形象，在《卫风·淇奥》和《大雅·烝民》中有着最好的描述。卫武公是西周末年的卫国国君，《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了他的功业。《卫风·淇奥》一诗，以淇水边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绿竹起兴，象征其优雅翩翩的风度。他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儒雅，又有“如金如锡，如圭如璧”的严正，还有宽容柔和的态度、和善幽默的性格。正是这样的君子，才成为世人永难忘记的楷模。《大雅·烝民》歌颂的是周宣王时的大臣尹吉甫，他以温柔善良作为做人的准则、以勤修威仪作为行动的力量，是一位德性完美的君子。而周代社会君子形象的最高代表则是周文王。他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是后世儒家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楷模，因而得到了全天下的拥护。

可以说，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不仅向我们全面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生活，更为我们塑造了以君子为代表的人物群体形象，体现了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自觉追寻，为后世树立了如何做人的光辉榜样。

直面现实的艺术形态

《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对待生活。

《诗经》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面向现实的眼光使诗人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象进行深刻的揭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朝会宴飨、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和表现的对象。《左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提到古代有采诗制度：“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於邑，邑移於国，国以闻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采诗之说，未必像汉人所说的那样理想化。但是《诗经》中作品的丰富性，的确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它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抒写的是他们身边的生活，有最深的现实体验。除了《颂》诗和《雅》诗的部分篇章外，《诗经》中缺少宏大的叙事，更多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征人的怀念、男女的相思、夫妻的爱恋、生活中的烦恼，都可以入诗。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诗人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对宗族家国的热爱，也有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民俗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

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他们以直面现实的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达，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性情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

要而言之，《诗经》虽然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周代社会，植根于古老的中华文明，但是它所体现的文化品格、重亲重义的家国之怀、以人为本的情感所系、以君子为榜样的理想追求以及直面现实的抒情传统，却早已超越历史，沉积为优秀的文化基因。所以时至今日，它仍然具有文化原型的魅力、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在世界文学中彰显着中国特色，是当之无愧的文化经典。这使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主讲人：赵敏俐

主讲人简介：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他早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师从著名文学史家杨公骥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