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的确，没有一条河流，像黄河这样，让华夏儿女如此萦心挂怀——

她孕育了这个民族，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刻在黄皮肤上永远褪不去的胎记；她磨砺了这个民族，让炎黄子孙饱经风雨而坚强不屈；她赋予这个民族以力量，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都能勠力同心一次次奋起；她是深植于国人血脉里的根魂，也是摆在一代代人面前的考题。

“黄河宁，天下平。”多少王朝视此为济世梦想，多少先民面对滔滔洪流泣血呼唤。

为了黄河安澜，有多少仁人志士竭尽心力寻策问计；为了黄河安澜，又有多少黎庶百姓栉风沐雨汗洒岸堤。

然而，翻遍史册，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册册记录的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篇篇写就的是：“屋庐尽毁圮，饿殍载道边。”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创下了水利史上的奇迹——真正实现了黄河安澜。

惊天巨变，彰显着怎样的旷世盛业？

奇迹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治河密码？

答案，镌刻在大党大国的气象中——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有攥指成拳携手治水的良策；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集中力量倾力治水的壮举；有和谐安宁的环境，才有累土至山从容治水的恬阔；有日益增强的国力，才有全面发力系统治水的底气；有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才有高效合理精准治水的手段；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托举，才有堤固坝坚海晏河清同心治水的伟力……

的的确确，黄河安澜，全民共襄！

的的确确，天下平，黄河宁！

一

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河流，如黄河这般，与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她是一个伟大文明的“产床”。

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几”字横亘北方，这就是黄河。她发源于青藏高原的约古宗列盆地，一路穿过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最后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五长河。

但地图上量得出的，只是她的长度，量不出的，是她的分量。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多傍河而生。中华文明，依托的就是黄河。

黄河，拥有世所罕见的“文明禀赋”——两岸的泥土疏松肥沃，在生产工具还很原始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土质，即使木石这样的简易工具也能够开垦；雨热同期，适宜粟黍生长；中游的汾渭平原、伊洛河谷，地势平坦、灌溉便利。

正因为此，生活在这里的祖先放下了渔猎的网矢，拿起了耕耘的耒耜，开启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农耕文明。

8000多年前，磁山的窖穴已筑起相当规模的粮仓；7000多年前，仰韶的彩陶在黄河怀抱中旋出精美迷人的纹样；5000多年前，双槐树的“河洛古国”在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矗起格局宏大的都邑；3500多年前，二里头在伊洛平原勾勒出中国早期国家的雏形……

黄河，滋养了我们的先民，也赋予先民一道独特的课题——治水。河道的疏浚、堤坝的修建、洪水的抵御，都需要大规模的人力协作，都需要跨地域的集中动员，这就逼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早早学会了“组织”，由此促进了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这里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泾渭交汇处，周人兴礼乐，秦人厉法治；河套平原上，“胡服骑射”在这里登场，昭君从这里出塞；汾河谷地间，晋商走西口，驼铃响万里……持续的流动、碰撞、融合，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无数文化经典在这里诞生。《诗经》，大半篇章吟唱的是黄河流域的人事景；《史记》《汉书》，大半笔墨写的是河洛关中的世事沧桑；中国八大古都，五个枕着黄河入眠；丝绸之路由这里连通欧亚，四大发明从这里走向八方，唐诗宋词在这里达到巅峰……

何以华夏？何以中国？答案，统统绕不开黄河。

正因为此，东汉史学家班固感慨：“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他说的河，就是母亲河黄河。黄河为“宗”，当之无愧。

正因为此，遍游名山大川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认为：“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在他的眼里，黄河是水的首领，呼应着天上的银河。

正因为此，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喟叹：“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二

然而，母亲河在哺育我们的同时，也时不时带给我们忧患：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口1590次，大规模的改道就达26次。

行走在古城开封，这座曾经繁盛的六朝古都，除了两座建于北宋年间的佛塔，已难觅其他古建踪影。“开封城，城摞城，地下还有几座城！”黄河一次次决口，黄沙一层层堆叠，战国大梁、唐代汴州、北宋东京等六座大名鼎鼎的城池都深深埋在了地下。

何止开封！翻开史册，随处可见黄河决口、洪水过后的满目疮痍。《盐铁论》载：西汉元光三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决口，“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宋史》记：北宋熙宁十年，黄河“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坏田逾三十万顷”；《明史》云：明天顺五年，河决汴梁，“城中水丈余，坏官民舍过半”“军民溺死无算”……

审视黄河历次改道图，不难发现：黄河下游行迹曾波及冀、鲁、豫、苏、皖五省。每一次重大改道，都意味着旧河道变成“故道”，留下一片盐碱、沙丘、废墟；每一次改道，都意味着数十万、数百万人口流离失所；每一次改道，都意味着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母亲河如此频繁改道决口，问题出在哪里？

她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层——黄土高原。这些黄土，为西风从大漠深处搬来，颗粒细，孔隙多，遇水即溃，逢雨即崩。从千沟万壑、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奔流而下，大量泥沙被冲刷带走，黄河由此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古人这样形容：“黄河斗水，泥居其七。”

在黄土高原大规模治理以前，每年黄河水携沙量竟达16亿吨之巨，有人算过一笔账，这些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长堤，可以绕赤道27圈。

这条大河还有水沙失衡的先天难题：兰州以上的上游河段，汇聚了全河约六成的来水，可90%的泥沙却产自中游。水从上游来、沙自中游起，时空上的错位，导致河道的输沙效能大打折扣，及至下游，平缓水流更是无力携带沉重泥沙入海。于是，泥沙在河床沉积、堆叠，经年累月，慢慢形成远远高出平原的“地上悬河”。

站在河南开封柳园口大堤望去，河床高出堤外地面10多米。新乡部分河段，河床更是比周边民居高出20多米。两岸人民群众的头上，犹如顶着一个硕大的水盆。

善淤、善决、善徙，三者互为因果：善淤，则河床日高，河床抬高，堤防就得随之加高；堤防越高，风险也就越大，一场大洪水，即可造成堤防崩决，生灵涂炭；而一旦决口，黄河往往夺占其他河道，甚至改道入海。

如此循环往复，宛若一个死结，纠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

三

黄河频频泛滥，除了“善淤、善决、善徙”这些自然特性外，还与一些统治者罔顾生民利益有关。有的甚至把黄河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宫闱内斗的筹码、割据自保的屏障。

当统治者把一己之私、一党之利、一姓之安置于百姓生死之上，黄河泛滥，便不只是天灾，更是人祸。

我们熟知的成语“以邻为壑”便与黄河水患有关：战国时魏国相国白圭治水，为了自身利益，筑堤把本国洪水排往邻国，还自夸胜过大禹。《孟子·告子下》一文里斥责这种做法是把灾祸推给别人。

以邻为壑的岂止一个魏国，春秋战国时代，黄河下游沿河诸侯各筑其堤、各守其土，“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你引水向南，我便逼水向北。甚至把黄河作为一种“武器”——决对方之堤以水淹其军。

浩浩史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今河南、河北交界一带）决口。本应及时封堵，可王莽却担心堵口后河势东侵，危及其祖坟风水，竟然下令不再堵筑，致使河水泛滥于清河以东数郡。

历史进入北宋，彼时黄河多次改道，关于黄河该走哪条河道，朝堂之上爆发旷日持久的“回河之争”——有人主张东流，有人主张北流。这本应是一个由实测数据与客观规律决定的问题，然而，政治斗争、朋党交攻、派系意气取代了客观规律——治河看的不是“怎么治对百姓最有利”，而是“怎么治对党派最有利”。三次回河，屡修屡败，耗费巨大，百姓疲敝，将北宋推向深重危机。

心无百姓，哪怕出发点是为了黄河安澜，可最终结果是南辕北辙。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为堵塞黄河缺口，朝廷强征15万民夫筑堤，“死者枕藉于道”，民怨沸腾，“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元朝，在治河的号子声中轰然崩溃了。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80多年前那段惨痛历史：1938年6月，仓皇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西进，悍然炸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一泻千里，改道南流，形成了千里黄泛区，豫、皖、苏三省44县被淹，89万平民丧生，受灾人口达1250万，成为民族记忆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历史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天下分裂，各自为政，黄河安澜便是一句空话。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如果统治者，只把治理黄河当作驭世之术、当作维护统治的手段，大河带来的只能是“波滔天、尧咨嗟”“人或为鱼鳖”。

四

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须臾离不开这条母亲河！为了黄河安澜，千百年来，沿岸生民和有识之士付出了无穷心力。一部黄河治理史，其实，就是一部经略山河的理政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探索史。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远古，鲧受命治水，用的办法是“堵”，四处堵截，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其子禹，改弦更张，“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因势利导，把汹涌的洪水疏向大海。从“壅”到“疏”，这是中国治水认识的飞跃。

汉哀帝时，待诏贾让提出了“治河三策”，第一次把治河方案按照人与河的关系排出高下，“不与水争地”的辩证智慧，至今仍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到了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受命治河。这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筑堤千余里，一时间，年景和顺，时和岁丰。

明万历年间，又出了一位水利专家，他叫潘季驯，曾四任总理河道，前后27年。实践中，他认识到了治河的关键：欲使黄河安澜，必先解决河道泥沙堆积问题，提出了“束水攻沙”理论——收紧河道，用水流的力量冲刷河床中的泥沙，“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为此，他在河道两岸修治缕堤、遥堤，使洪水集中、流速加快，借水势冲走泥沙。

今天看来，“束水攻沙”在黄河治理史上仍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将黄河治理，从被动防御提升到主动出击。

到靳辅出任河道总督时，这位清康熙年间的能臣，将“束水攻沙”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下游加固堤防，堵塞决口，束水攻沙；在入海口疏浚河道，畅通尾闾。治河十余年，黄、淮、运三河得以并治，成为康乾盛世的一个生动注脚。

历史车轮驶入近现代，中国水利开始告别旧时代的经验治水，走向科学治水。李仪祉，这位留德归来的水利学家，提出了“黄河治本论”，主张黄河治理不能只盯着下游的堤防，而要从全流域着眼，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上游保水保土、中游拦沙减沙、下游疏浚排沙。

然而，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外寇入侵，李仪祉的科学构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只能遗憾地停留在纸上。

回望历代治河历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古人如何殚精竭虑，黄河水患始终未能根治。推本溯源，除了对黄河规律的认识亟待深化外，还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思先哲之攸叹，何水德之难量！”财力、技术、制度三重枷锁之下，黄河留给后人的只能是无尽的浩叹——岁岁防洪，岁岁水患；年年筑堤，年年溃口！

何日才能海晏河清？

五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曦光里，黄河治理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6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河治理机构——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前身）成立。

这项崭新事业起步之时，没有像样的办公场所，没有充足的治河设备，甚至没有安定的治理环境——国民党反动派时不时袭扰解放区。但是，我们有“保护人民利益”的鲜明立场，我们有依靠群众的治河方略，我们有共克时艰的团结力量。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一开始，便汇入了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浩荡洪流。人民政府始终把黄河安澜当作治国安邦的重大要务，从跨流域的战略谋划到上下游的协同施策，从治水兴河的长远纲要到一域一策的实施细则，从水沙调控的科学布局到防洪保安的制度安排，均从顶层上予以设计。

一代代领导人，更是对母亲河的安澜宵衣旰食、夙兴夜寐。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第一次出京视察，就选择了黄河。那是1952年10月，抗美援朝炮声正隆。毛主席风尘仆仆临泺口、访东坝、巡柳园、登邙山，仔细看大堤、询水情、观河势、思长策……

面对滔滔黄河，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眉头紧蹙，黄河的一切都牵动着他的心，离开时，他语重心长地嘱托：“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此后的岁月里，他又多次视察黄河，一次一次听取黄河治理汇报，关切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研判三门峡工程利弊，思索南水北调长远构想，牵挂两岸群众生计安危……68岁那年，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带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同行，骑马从河口到河源，溯流而上考察黄河。

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样对黄河念兹在兹。黄河小浪底工程上马，就是他定下的基调。那是1980年7月，他在河南花园口视察完黄河大堤后指出：“维持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

江泽民同志提出，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着眼黄河治理。1991年—1999年间，他曾先后三次视察黄河，每一次都亲自为黄河把脉问诊，并作出具体指示。

“黄河治理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这是人民治理黄河60周年时，胡锦涛同志的批示。这位一走出清华校门就投身黄河刘家峡水电站建设的共和国领导人，对黄河的重要性有着切身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把黄河治理放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运筹。他多次实地考察黄河，从青海海东到甘肃兰州，从宁夏吴忠到山西临汾，从陕西延安到河南郑州、山东东营，黄河沿岸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19年9月，他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自此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2021年在济南、2024年在兰州，他又两次召开座谈会。“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这些论断，为新时代人民治黄构建起了四梁八柱。

人民治黄80周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殷殷相嘱：持续完善大保护大协同格局，努力让这条母亲河越来越美。

六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80年人民治黄，最动人的风景，永远都是人民。

这是令人动容的一幕：1946年黄河复堤，沿黄数十万群众推着独轮车、挑着柳石枕呼啦啦涌上堤线。抢险队、民兵连、妇女突击队在决口处筑起人墙。

还是早春二月，朔风正劲，遍地严霜。沿河工地上，人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锨，炮声在耳边鸣，夯声在堤上响。没有大型机械，就用独轮车、石夯、柳条筐；没有充足材料，便就地取土、伐荆编埽、集柴固堤；有人献出节余粮食，有人拆下门墩、墙砖，有人把石碾推上河堤。

人民治黄，从一开始就在回答“为了谁、依靠谁”；

人民治黄，从一开始就在坚守“人民至上、人民立场”；

人民治黄，从一开始就在践行“为人民而治、为人民所享”！

1949年秋汛，黄河水位暴涨，数十万军民上堤防守，堤在哪人在哪。山东麻湾附近村民自发掀起“义务献砖献石、治黄立功”运动，牌坊、墓碑、石枕、石碾、石磨都被送到险工上，水涨堤高，硬是把一个“必决之年”守成了安澜之年。

从肩挑手推在黄河两岸筑起挡洪长堤，到日日巡检在滩区守护湿地生灵，沿黄群众自觉节水、护河、植绿，人民，是当之无愧的治理主体！

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黄河治理便有了无穷的力量。一条条堤防的背后，是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党支部，是亿万双守望的眼、无数双勤劳的手；每一次汛情的化解，是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是每一个百姓挺身而出奋不顾身，是“村自为战、户自为备”的众志成城。

2021年，黄河中下游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秋汛。水连着涨，汛接着来；滩区进水，村庄受困。汛情面前，堤坝就是战场，坚守就是使命。沿黄百姓和衷共济，他们是大堤上昼夜不息的守望者，踏泥泞、查根石，把隐患排查在萌芽之时；他们是险工段迎难而上的攻坚者，扛沙袋、捆石笼，把险情封堵在初发之际；他们是防汛一线默默无言的支撑者，弃田畴、供保障，用同心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巍巍堤坝。

历代治河，靠的是朝廷征夫、官府驱民；人民治黄，靠的是党群一心、万众协契。正因为把人民组织起来，把民心凝聚起来，将民智汇聚起来，黄河治理，才有了取之不尽的磅礴力量，才有了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正是因为有了人民，我们才有了黄河安澜，圆了千百年来人们的梦想。

小浪底建设，20万移民挥泪别故土；滩区迁建，几十万群众搬出世代居住的“水窝子”；全流域水量统一调度，上游与沿线群众让出涓滴，把水送到断流的河口、干涸的湿地……什么是人民立场？这就是！什么是人民觉悟？这就是！

80年黄河治理史，归根结底是一部人民奋斗史、人民奉献史、人民共享史。黄河大堤不仅筑在河岸上，也筑在亿万人民心坎上！

七

用知识服务社会，用良知推动进步，历来是知识分子的使命。80年来，一批批水利工作者秉持使命、笃行不怠、接续攻坚，把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化为大河安澜的现实图景。

黄河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河流之一。黄河治理，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总是，解决一个问题，又出现一个问题；总是，翻过一道陡坡，又面临一座险峰。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财政非常困难，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毅然决定在黄河干流修建三门峡等水利枢纽。

当时，大家有这样一个观点：黄河下游河床越抬越高，是因为中游黄土高原的泥沙滚滚而下。只要把中游的泥沙拦下来，下游“地上悬河”问题就迎刃而解。而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下段，控制着全河来沙的绝大部分。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工；1960年9月，开始蓄水。人们乐观地认为，这一下可以高枕无忧了。至今，三门峡大坝上还留有诗人贺敬之的滚烫诗句——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之水天上来！’

…………

神门平，鬼门削，

人门三声化尘埃！”

然而，现实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蓄水后，泥沙大量淤积在库区，潼关以上河床迅速抬升，渭河河水倒灌，关中平原防洪形势急剧恶化！

出现这样的局面，与此前对黄河上中游生态治理减沙效果估计过于乐观有关，本以为通过黄土高原“坡地梯田化、沟壑川台化、荒山荒坡绿化”，加上打坝淤地，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把黄河的泥沙减少一半。剩下的泥沙，交由三门峡水库拦蓄。

但三门峡水库蓄水后，93%的入库沙量均淤积在库内，一年半的时间里，可用库容损失1/4，淤积速度超出了想象！

人民治黄的伟大，恰恰在于敢于直面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三门峡工程改建会议。此后，枢纽运用方式从“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蓄清排浑”。

新方式运用后，三门峡库区及潼关河段淤积大大减缓，渭河下游防洪压力大大减轻，水库寿命大大延长。三门峡水利枢纽在黄河的综合利用中，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1972年春，又一道新考题摆在人们面前：母亲河，断流了！

此后的20多年间，断流愈演愈烈：断流时间越来越早，从最初的五六月份，提前到二三月份；断流的河段越来越长，从最初山东利津以下的百十公里，延伸到开封的柳园口，长达700多公里；断流的天数越来越多，从最初每年的几天、十几天，增加到几十天、一百多天。1997年，更是长达226天。

“宽绰的河床早已干涸，袒露着一丝不挂的丑陋。时见仨一团儿、七一伙儿的农民兄弟在河床里挖沙，拖拉机、地排车腾起的沙雾遮天蔽日……”作家李存葆记下了黄河断流的痛心一幕。

断流的代价，是沉重的：1997年，因为断流，山东省粮食减产27.5亿公斤；因为断流，胜利油田200口油井缺少淡水注入被迫关停；因为断流，失去淡水补给的河口三角洲，生态系统急剧退化……

母亲河，会不会从此变成一条季节河、内陆河？有人发出这样的诘问。

有境外媒体甚至刊文妄言，黄河文明正在衰落。

八

断流，对黄河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破解这一课题，需要对断流成因进行深层次思考。

断流，表面看来，是因为沿黄各地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引水量剧增，造成水量缺乏。而从深层次看，却是用水方式、水量管控方式落后带来的后果。

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只有580亿立方米，而用水量，在几十年间增长了近9倍。用仅占全国2%的水资源，供养着全国15%的耕地、12%的人口。

更棘手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黄河缺少全流域统一的水资源调度。“水从门前过，谁引都没错”的观念，让上下游、左右岸争相引水。上中游有些地方大水漫灌，下游有些地方却“嗷嗷待哺”。

缺乏全域统一管控难题如何破解？粗放用水发展模式如何改变？黄河用断流的方式逼迫人们必须作答。

面对新形势、新特点，共和国的决策者对症下药。

这是一场从“地方分割”到“统一调度”的制度跃迁。

1987年，国务院批准“八七分水”方案，第一次把黄河可供水量在九省区之间逐省分配。黄河水，分分厘厘皆有归属，“各喝各的水”变成“共算一本账”，这是中国大江大河水资源统一分配的开先河之举。

1999年，在国务院授权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上游多引一方，下游就少一方”的糊涂账彻底理清，真正实现了“上下游一盘棋，左右岸一本账”。

这年3月，黄河第一份水量调度令发出，效果立竿见影：当年黄河实现全线畅流。

统一调度的威力，在旱情最重的年份看得最清：2001年，黄河径流总来水量直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小值，小浪底水库接近死库容……若按过往，下游断流几乎不可避免。然而水库接力补水，干流闸门有序启闭，“大旱之年大河不断流”，我们做到了。

这场变革还有更辽远的和声：黑河统一分水后重归居延海，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让下游绿色走廊和台特玛湖重现生机。水过居延，胡杨知春；水入台特玛，芦芽破碱；黄河归海，候鸟翔集。黑河、塔里木河、黄河三河调水也因此被共和国领导人赞为“一曲绿色的颂歌”。

今天我们再来审视“三河调水”，仍感慨万千！水资源分配，实际上就是利益分配。这在以往的时代，根本无法想象。山西洪洞广胜寺内，至今留存着一方字迹漫漶的清代霍渠分水碑。古时洪洞、赵城两县，为争夺霍渠用水，屡屡爆发械斗。地方官为平息纷争，竟想出一个残酷的办法：两县各出一人，谁从滚油锅中捞得几枚铜钱，便分得几分渠水。

翻开史册，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封建统治者尽管想尽了各种办法，始终无法破解缺水困局。“三河调水”这样的“绿色的颂歌”只能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

管控难题破解了，粗放用水模式该怎么解？

改变粗放用水模式，必须提高水的利用率；而提高水的利用率，就得从发展方式上找出路。

这是一场“以需定供”到“以供定需”的思维转型。过去，先开了地、上了项目，这才考虑着去找水；现在，先厘清有多少水量，能承载多少人、地、产业，然后再确定发展模式。“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这句朴素的民间谚语，颇具哲学意味。

围绕这一思想，黄河治理确立了“四水四定”的方针：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倒逼城市规模、产业布局、生产方式与水资源禀赋相匹配。

一场节水革命，由此在全流域展开：

农业，衬砌渠道，锁住渗漏之水；推广滴灌，用好滋养之水。农业节水，让每一滴水都走到它该去的地方。

工业，循环回用，盘活存量之水；工艺革新，减少新增用水；梯级利用，提升用水效能。工业节水，让每一滴水都发挥最大价值。

城镇，管网改造，堵住漏损之水；分质供水，重复利用水能。城镇节水，让每一滴水都融入城市循环。

由此，用水，从无度粗放消耗，变成了精打细算科学配置；由此，节水，从软性道德倡导，变成了刚性制度约束！

从“蓄水拦沙”到“上拦下排”，从“分割管理”到“统一调度”，从“以需定供”到“以供定需”，每一次方略调整，都是对黄河规律认识的深化；每一次得失辨析，都是对治河理念与治河方向的校正。

九

黄河的问题，表象在水里，其实，根源在岸上。如果只在下游河道做文章，不解决中游的产沙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说水量统一调度是“一盘棋”的统筹、水资源利用方式转变是“一本账”的精算，那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则是“一条链”的修复——只有链条环环相扣，运转相宜，黄河才能岁岁安澜。

秦代大兴土木，伐木取材，高原林木惨遭斫伐；汉代大举垦荒，拓土殖谷，地表植被持续消退；明清屯戍陇原，焚山开田，塬面沃土遭水切割……历朝历代无序开发，让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绵延，最终落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的确，黄河泥沙绝非凭空而生，它是人与自然边界失守的印记，是土地承载力被持续突破的警示。每一次向山林的索取，每一回向坡地的开垦，都在为后世的河患埋下伏笔。

一部黄河流域生态与地貌变迁史，也是一面人地关系失衡的镜鉴。

根治水土流失，关键在于斩断沙源。沙源一日不锁，下游淤积便一日难绝，再坚固的堤防、再频繁的清淤，终究抵不住源源不断的来沙。

一句话，倘若任由水土流失持续下去，根治黄河便无从谈起。

水土保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种草栽树。黄土高原降水稀少、土质疏松，治理不能脱离自然特性逆势而为，必须摸清土地承载能力，遴选适配植被，一体统筹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

一代代水保人扎根荒原，不懈探索，摸索出了一套套适配黄土丘陵沟壑的治理方法。以陕西绥德辛店沟为例，这里为荒山设置了“三道防线”：山顶“戴帽子”——栽种林果，稳住塬面沃土；山腰“系带子”——密植灌木，拦住坡面水流；沟底“穿靴子”——打坝淤地，留住下泄泥沙。三道防线次第铺开、节节拦蓄，这种因地制宜的做法，效果明显：1977年和2017年两场降雨量相近的暴雨，前者裹挟764万吨泥沙入黄，后者输沙量仅13万吨，减幅高达98%。基本实现了“土不下山、泥不出沟、清水长流”。

从向土地无限索取，到为土地层层设防，数字变迁的背后，是黄河治理一次深刻的转向。水土保持，是对黄土高原脆弱生态系统的重塑。

重塑生态系统，远不止黄土高原：在黄河上游，我们实施退牧还草、禁牧休牧、草畜平衡，让过载的草原在喘息中恢复青绿，让黄河源头碧水淙淙；在黄河尾闾，我们退耕还湿，让柽柳与芦苇在黄蓝交汇处重生，让远方的候鸟找到归巢的坐标。

从源头到河口，这条生态保护链接续发力，让黄河成了一条奔流不息生机盎然的河。

十

黄河治理，不会一劳永逸；人民治黄的步伐，也没有一刻停息。

淤在库里的泥沙怎么处理？“地上悬河”的问题怎么解决？几十年来，水利工作者一代一代接续攻关。

古人曾有“束水攻沙”的设想，彼时没有现代水库，只能靠堤防束水。“攻沙”效果有限。

借鉴古人智慧，新时期的水利人，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实施调水调沙。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魏向阳为调水调沙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是通过“人造洪水”，形成连续的泄流冲力，把淤积在河道及水库中的泥沙尽可能多地送入大海。

三门峡、刘家峡水库的建成，为调水调沙积累了初步经验。2001年，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投运。这个扼守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出口的世纪工程，掌控着全河九成以上来水、近乎百分之百的泥沙，为调水调沙提供了关键的工程支点。

以此为标志，黄河治理进入全新阶段：对于来水来沙，不是被动地去应付，而是主动出击，利用大型水库、利用科学手段，人工塑造“洪峰”，强力冲刷河床，挟裹泥沙滚滚东去，把水沙关系调节到最佳状态。

经过多年探索，在科技的加持下，调水调沙已日臻成熟：先由小浪底水库开闸泄水，冲刷下游淤积河道，再由三门峡、万家寨等水库依次下泄水流，冲刷小浪底库区底部泥沙。“接力”冲刷，有效遏制了下游河床抬高。

又到黄河调水调沙时。记者来到小浪底，但见154米高的大坝横卧峡谷。随着一声令下，小浪底水利枢纽3个闸门徐徐升起，先是极低的一声震颤从坝心传来，接着，泄洪洞白色水流喷涌而出，先是一股，后是一束，再后来炸成一片，在空中形成层叠奔涌的排浪，轰鸣着冲向坝下河床……

自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25年间，已把37.4亿吨泥沙送入大海，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下切3.1米，黄河“地上悬河”历史正在被改写。

这一成就，在黄河治理史上，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困扰了无数代人的黄河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高的历史，从此成为过去；它开创了黄河治理的新范式，为流域安澜、两岸发展筑牢了长久根基；它为世界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令人信服、令人骄傲的“中国方案”。

这一成就，足以彪炳史册！

十一

大河滔滔，不舍昼夜；黄河治理，永无穷期！

进入新时代，国家确立了江河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其中重要一环。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作出的宏伟顶层设计。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在高质量发展坐标下，黄河治理，向着“高效能”奋力挺进。

“高效能”，是在总结以往黄河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向着更高层次跃升：是向“新”而行，是向“智”而进，是向“精”而求。

——“高效能”，表现在管控手段的不断升级。

过去，坝垛根石是否松动，得靠人工探摸；现在，用上了“智能石头”，哪怕固堤石晃一下、挪一点，都能立刻上传到电脑屏幕。

科技赋能黄河治理的例子，比比皆是：实体模型黄河推演，让复杂水沙演变规律在试验中清晰呈现；卫星遥感与物联网监测，让岸线变迁、堤防隐患实现全天候捕捉；流域智慧联控平台，让干支流水库、闸群协同调度精准落地……

从“靠天吃饭、凭经验做事”，到“用数据说话、以模型决策”，科技，正在为黄河治理装上智慧的大脑。

——“高效能”，表现在水沙调控工程的精准联动。

因为数字孪生黄河平台的支撑，调水调沙方案制定，不再凭经验拍板，而是依托海量数据与科学模型，每一次调度的水量、沙量、时机都计算得明明白白。由此，如今的水沙调控，匹配误差大幅收窄，实现了冲沙减淤最优化。

为了让调水调沙动能更佳，与小浪底水利枢纽相配套的古贤水利枢纽工程也正在加紧建设中。工程建成后，与小浪底形成双枢纽联动，下游河道输沙效率将大大提升。

从“经验调度”到“智能预演”，从“单库作战”到“群库联合”，黄河的水沙关系将更适配，下游河道将更安全。

——“高效能”，表现在每一滴水效益的最大释放。

黄河中游的大水漫灌，已被滴灌、喷灌替代，电子闸门手机可控，每一滴水都得到精准利用。

节水就是增产，节水就是增效，节水就是保安澜。提高了每一滴水的利用率，实际上就是加固了可持续发展的底盘。

——“高效能”，表现在生态保护的提质扩面上。

黄河上中游的生态治理，已不再是简单的造景增绿，林草治理也不再一味追求单位面积，而是追求“种得上去”“活得长久”，追求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赋能。

生态保护质量的提升，不但让沟壑峁梁有了生命，也让河流有了生命，实现了人与万物的共生共荣。

高效能，是黄河治理水平的迭代；高效能，是人水和谐共生的明证；高效能，让母亲河焕发了更加勃勃的生机！

十二

人民治黄80周年前夕，记者一行走马黄河，从上游的青藏高原一直到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一路采访，一路感知80年来的沧桑巨变。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枝头红彤彤的苹果、田里金灿灿的稻浪、院坝里农人一张张的笑脸，都在无声地倾诉着人民治黄带来的丰硕成果。

甘肃天水的南山，秋阳漫过层层梯田，黄土台塬上的果园里，浓红如琥珀的花牛苹果缀满枝丫，在绿叶掩映间泛着温润的光泽。

“我们这儿的苹果又大又红，在超市里比美国的蛇果都卖得俏，连总书记都点赞呢，你说攒劲不攒劲？”麦积区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钱永波一边带记者漫步果园，一边自豪地说。

“以前的南山，坡秃荒沟多，雨一冲黄土就往下跑，地薄得很。这样的地里种出的苹果，个头小、产量低、品质不稳定。通过持续开展坡地改造，涵养了水土，如今已发展了万亩果林。”钱永波眉眼里漾着笑。

多年前，记者在宁夏吴忠采访时，曾目睹了大水漫灌的情景，用棍子探了下地头的积水，竟超过了一米。而今，田里铺上了黑色的滴灌带。利通区高闸镇高闸村村民尹国胜正在田里劳作，他捏起一截胶管说：“自从用上节水滴灌，用水量不到以前的一半，每亩地能省下20多块水费呢。”

节水，不仅在农业广泛推广，工业也如此。走进位于陕西韩城的陕钢集团龙钢公司，水处理中心的中控大屏上，深井水、回用水、市政中水等各路水脉参数实时跳动。供水工程师刘婷指尖轻点鼠标调出补排水模型说：“通过系统自动预警、错峰调配，用水管控精细多了。以前，热水泵冷却水用后直接排掉，现在实现全量回收，仅此一项每年节水近10万立方米。”

数据显示：近五年，黄河流域万元GDP用水量下降了16%。

紧傍黄河右岸的河南兰考，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战斗过的地方。中学语文课本上，是这样描绘当年兰考的情景：“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80年人民治黄，根治了‘三害’，现在的兰考，你要找一块沙地都难。黄河安澜，生态向好，百姓奔赴美好生活才有根基，兰考才有日新月异的今天。”兰考黄河河务局局长朱志航感慨。

沿河继续下行，河面越来越宽，水流越来越缓，车在堤坝上疾驶，两边是宽阔的防洪固堤林带，密密的树冠犹如撑起一把巨伞，车如同扎进了绿海之中。远处的田畴上，是一栋又一栋色彩鲜艳的农家小楼。路旁，不时有戴着头盔背着行囊的骑行者闪过。一切是那样的静谧、安然。

车终于到达了黄河入海口。这里的色彩更加绚烂：远处，黄色的水流汇进了蓝色的海面；近旁，万顷芦苇翻涌着绿波，而在靠近海岸的地方碱蓬铺成一望无际的绯红地毯，各种各样的鸟儿不时从头顶飞过。

很难想象，这是曾经深陷生态危机的黄河尾闾。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记者曾来到这里采访。彼时的黄河因为断流，河口生态恶化，湿地大面积萎缩，盐地碱蓬等植物绝迹，贝类、蟹类等生物消失。而今，这里成了迁徙候鸟的“停歇驿站”，每年有数十万只候鸟在此集结，形成“鸟浪”奇观，吸引无数摄影爱好者来此打卡。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银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黄河流域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不足20%提升至60%以上，水土保持率从1990年的41.5%攀升至69.7%。

从上游到下游，记者看到的母亲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是一条安澜的河，是一条造福人民的河，是一条生生不息惠泽千秋万代的河！

尽管如此，采访中我们发现，水利工作者并不满足已有成绩，他们谈到的更多是治理工作中的不足：譬如，水沙关系仍需进一步优化，全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上中游生态治理成果还需进一步巩固，滩区“二级悬河”新问题还需引起重视……

他们的警醒和高度责任感，令人感佩！

的确，对母亲河的守护，没有终点线，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的确，黄河治理，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忧患意识。

唯有常怀履冰临渊的审慎，唯有常怀久久为功的定力，唯有常怀谋深虑远的视野，唯有常怀登攀拓新的壮志，大河方能奔腾不息，永久安澜！

十三

记者一路踏访，一路思索黄河的前世今生，一个深刻的感悟是：黄河安澜与否，与国家安定与否息息相关。母亲河，就是我们民族的“命运河”！

翻开史册，为何河患频仍？

历史为我们出了考题，也给了我们答案：朝堂倾轧、党争相续，谁有心思对治河做出顶层筹划？府库空虚、兵燹不断，哪有力量去疏浚河道、修筑河堤？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只能是上游筑堤、下游遭水，左岸堵口、右岸成灾。

如果把历史上黄河与国家的关系，划出一条轨迹，大体是这样一幅图景：河道失修与政治失序相互纠缠、洪水滔天与民生涂炭彼此叠加。

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饱受河患的生民百姓，尽管期盼着黄河安澜、天下太平，然而，盼来盼去，这只能是永远无法企及的愿景。

这一愿景，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为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而欣喜，我们为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欢呼，我们为人民群众迸发出的伟大创造力而自豪，我们为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和蒸蒸日上的综合国力而骄傲。

千百年的黄河治理史，无可辩驳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结论：唯有“天下平”，方有“黄河宁”！

我们所说的“天下平”，早已超越古人眼里的“政通人和”——它是人民安宁，也是社会稳定；是政令畅通，也是权责分明；是发展有序，也是分配公平；是拓展进取，也是尊重规律；是解决当下，也是虑及长远；是为当世群众谋幸福，也是为子孙后代留空间。

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路径。按照这样的路径走下去，脚步越坚实，步子迈得越大，黄河安澜就越有持久保障。

一条河与一个国家的故事，不会在一代人手里写完。人民治黄80年创下的伟业，我们有责任传下去，稳稳地传下去、一直传下去……

天下平，黄河宁！这是人民治黄80年的历史总结！

天下平，黄河宁！这是我们晓谕后人的经世明言！

天下平，黄河宁！这是一个民族面对世界的郑重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