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对“两个结合”作了充分阐释。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土生土长的东方智慧、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文化底蕴在儒家典籍《礼记》中多有体现。《礼记》集中承载了中华修身传统礼乐伦理思想，今天，重读《礼记》，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筑牢基层善治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礼记》所承载的治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国人的秩序观念

《礼记》成书于汉代，至唐代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系统记录了先秦至秦汉间的礼仪制度、伦理规范与治国理念，是一部以“礼”为中心展开的社会秩序学说。千年间，《礼记》所承载的治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国人的秩序观念，其中若干原则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其一，重视民心，以民为本。《礼记·大学》开篇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哀公问》记载，鲁哀公问政，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缁衣》又以“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为喻，说明君民相依、民心乃国之根本。可见，古代圣贤同样把关心百姓冷暖摆在治政的重要位置。这种“民为邦本”的价值取向，为后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其二，防患未然，禁于将然。《大戴礼记·礼察》指出：“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记·经解》亦言，礼之教化“其止邪也于未形”，能使人不知不觉间“日徙善远罪”。《礼记·中庸》提出“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更把事前谋划上升为普遍的方法论。古人重视把矛盾化解于发生之前，这种“治未病”的忧患意识，为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其三，崇尚和谐，追求无讼。《礼记·大学》引孔子之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治理的目的不止于断案，更在于教化人心、止息争端。《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以及“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图景，寄托了古人对和睦相处、互助共济社会的向往。

其四，礼乐刑政，综合施策。《礼记·乐记》提出：“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坊记》强调“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古人主张礼仪教化、情感熏陶、行政手段与法律制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这种不偏废任何一种手段的系统思维，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礼记》所承载的这些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带有等级性与人身依附的时代烙印，并非尽善尽美。但其中蕴含的合理内核，历经千年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重读《礼记》，我们恰恰能在这些“高度的契合性”中，感受到这段重要论述的深刻与精准。

将“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与现代治理体系有机衔接

如果说《礼记》中的治理原则是藏在典籍里的思想种子，那么新时代“枫桥经验”便是这些种子在当代中国土壤中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生长出来的新的实践形态，其间既有内在精神的延续，更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升华。

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礼记》中“亲民”“爱人为大”的思想，是在君民关系框架内提出的政治伦理要求，其最终指向是维护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新时代“枫桥经验”则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一框架，将人民从治理的客体转变为治理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这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简单延续，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理论指导下，对传统治理观念的重构。在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建立协商议事平台，让人民群众在基层事务中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治理逻辑。

从“禁将然”到“矛盾不上交”。《礼记》所强调的“止邪于未形”，更多依赖于教化与习俗的柔性力量。新时代“枫桥经验”则将这一思路发展为系统化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枫桥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把预防端口前移到矛盾演化的最初阶段。同时，“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等20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推动各部门调解资源整合，形成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网络；上海出台《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并实现四级综治中心全覆盖，让群众“最多跑一地”即可定分止争。这些制度化实践，将“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与现代治理体系有机衔接，使源头治理从理念变为可操作、可检验的机制。

从“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到“三治结合”。《礼记·乐记》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展现了古人对治理手段多元性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在“礼”统摄下的功能区分，各手段之间的关系受制于宗法等级秩序。新时代“枫桥经验”则明确提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在党的领导下赋予三者各自独立的功能定位与制度边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自治议事协商、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风化雨，三者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形成的有机整体，其系统性和协调性远超古代的“礼、乐、刑、政”框架。

从“天下为公”到共建共治共享。《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图景，虽然美好，但带有了一种乌托邦色彩的道德愿景，缺乏实现的制度路径。新时代“枫桥经验”则把对和谐秩序的追求，落实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各地在实践中形成的“清单制”“积分制”等探索，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在治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贡献自己的力量、分享治理的成果。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是“大同”理想在现代条件下的现实化表达，也是对其局限性的历史性超越。

在党的领导下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治理路径

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反复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合“自治、法治、德治”三要素，并随时代发展融入了“智治”支撑。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笔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近年在与基层治理相关的考察调研中深切感受到，无论是雪域高原还是西北边疆，基层治理的实践创新都贯穿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在党的领导下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探索治理路径。正如《礼记·王制》所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传统治理智慧与新时代边疆基层治理实践相结合，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基层善治之路。

自治强基，激活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最直接的形式。通过平等开展议事协商，让群众在公共事务中从旁观者变为当事人、主人翁，已成为基层自治的生动缩影。法治为基，划定基层治理的规则边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法治既为自治划定边界，也为德治提供保障，发挥着兜底和规范作用。德治润心，涵养基层治理的文化底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把道德教化融入群众日常，善于调动发挥新乡贤的优势，通过移风易俗、榜样引领，让崇德向善蔚然成风。智治赋能，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在“三治”基础上，智治作为技术支撑，推动基层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辅助、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转变。多地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推动“救火型”治理向“防火型”治理转变；让治理从“人找服务”走向“服务找人”，使社会治理现代化更有温度。

“‘枫桥经验’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实现了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也昭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重读《礼记》，我们更加深切地体认到：“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不仅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更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空间。循典治世、古为今用，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面向未来，坚持“两个结合”，我们将不断开辟基层善治的新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根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