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面对与会29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领土争端及对殖民主义态度上存在尖锐分歧，以及会议初期陷入的激烈争论，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理念，成功引导会议走向团结与合作，最终形成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这一历史性时刻不仅仅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中华文明价值理念的一次全球性展示。当我们追溯“求同存异”的思想根源时，会发现其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和”文化有着深刻的血脉联系。从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到《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忠恕之道”到“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儒家关于差异性与统一性辩证关系的哲学思考，为万隆精神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如今，万隆会议已经过去70多年，但万隆精神中“求同存异”理念所蕴含的儒学智慧，仍可为当代中国处理外交关系、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指导价值。

◎万隆会议现场

一、万隆会议“求同存异”的思想内涵

万隆会议召开于冷战格局深化、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复杂背景下。29个新独立国家首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共聚一堂，其多样性前所未有：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阵营成员；既有佛教、伊斯兰教国家，也有多种信仰共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更是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在赋予会议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埋下了分歧的种子。会议初期，部分国家因意识形态对立和领土争端陷入激烈争论，甚至有代表公开指责共产主义为“新殖民主义”，使得会议一度濒临破裂。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总理周恩来即席发表了载入史册的讲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他创造性地将儒家“和”的思想转化为外交语言，提出“求同存异”方针。这一看似简单的外交语言，实质蕴含着深刻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内涵。

一是“求同”以“和”为基础，寻求历史遭遇与时代使命的“最大公约数”。周恩来敏锐地指出，尽管各国存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但共同受殖民统治压迫的历史遭遇和追求民族独立、经济发展的时代使命构成了合作的坚实基础。这种聚焦共同利益的思路，正是对《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理念的现实应用。通过将议题引导至反殖反帝、经济合作等共识领域，会议成功绕开了可能引发分裂的意识形态争论。

◎“和”石刻景观

二是“存异”是“和而不同”思想的核心实践，以“存异”保障“求同”的包容性空间。针对部分国家对共产主义的疑虑，周恩来既表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又强调“不应让意识形态阻碍共同目标实现”，主张“搁置争议、聚焦合作”。这种做法完美诠释了张载“仇必和而解”的智慧——承认分歧存在但避免对抗升级，在差异中寻求动态平衡。正如周恩来会后所言：“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

三是从“求同存异”到“和合共生”，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制度创新。周恩来将中国倡导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注入会议成果，最终促成《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诞生。这些原则既体现了儒家“忠恕之道”尊重他国选择的伦理要求，又包含着主权平等、和平共处、“协和万邦”的秩序构想，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性规范，也成为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基础。

万隆会议的成功证明，“求同存异”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处的持久智慧。周恩来后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并将这一原则延伸至政党关系、人际关系等多领域。70多年来，“求同存异”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从邓小平“不争论”的务实开放，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无不体现出这一哲学内核的延续与发展。

◎1965年发布的“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邮票

二、“求同存异”原则中的儒家智慧

“求同”以“和”为基础，“存异”体现着“和而不同”理念。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和”的理念始终是中华民族追求的核心价值。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及由此形成的系统化的哲学体系中。

“求同存异”是“和而不同”的现代表达。儒家“和”的思想始于《尚书》的“协和万邦”，发展至孔子弟子有子提出“和为贵”（《论语·学而》），形成系统的和谐观。“和”并非抹杀差异的“同”，而是“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在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协调统一。如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强调差异是和谐的基础。“求同”的本质是寻找共同价值与利益基础，这与儒家“和”思想中“以和为贵”的目标高度一致。“存异”的核心是尊重差异的合法性，这与儒家“和而不同”的智慧深度契合。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处的“和”并非追求完全一致，而是指不同事物或观点在保持自身特质基础上达成的协调平衡状态。正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婴论“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强调多样调和的必要性。这种思想深刻揭示了差异共存的哲学本质——真正的和谐需要包容多样性而非消灭差异。

“求同存异”是“中庸”智慧的实际运用。作为儒家实践智慧的精髓，“中庸”思想为处理差异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中庸》强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北宋理学家张载进一步阐释：“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这体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的辩证思维——矛盾对立的存在是必然的，即“有反斯有仇”，但解决之道在于寻求更高层次的协调融合，即“仇必和而解”，而非一方消灭另一方。这种思维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为化解冲突提供了东方智慧。

“求同存异”的伦理基石为“忠恕之道”。在人际与国际层面，儒家主张通过践行“忠恕”原则实现和谐。《论语·雍也》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又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观，要求在处理与他者关系时，既要坚持自身立场（“立己”），又要尊重他人诉求（“立人”），在互惠中寻求共同发展。正如当代哲学家张岱年所言，和谐需包含“相异、不相毁灭、相成相济、均衡”四要素，本质上是对“忠恕之道”的现代诠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AI生成）

“求同存异”的实践指向“协和万邦”的理想目标。儒家将和谐理念扩展至国际关系领域，形成“协和万邦”的理想秩序。《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描绘了从家族和睦到万邦和谐的政治蓝图。《中庸》进一步升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导不同文明、制度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共生共荣。这种思想打破了“非友即敌”的对立的国际关系逻辑，为多元世界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论可能。

这些儒家思想共同构成了“求同存异”理念的哲学基础：以“和而不同”为认识论基础，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指导，以“忠恕之道”为伦理实践准则，以“协和万邦”为秩序理想。它们跨越时空的藩篱，在20世纪中叶的万隆会议上获得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三、万隆精神是儒学智慧的实践和转化

万隆精神中“求同存异”的原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不是表层的术语借用，而是深层的哲学同构，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一）“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在国际关系中的升华

“求同存异”本质上是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创造性转化。孔子强调的“君子和而不同”包含两个关键点：一是承认差异的必然性与价值（“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二是寻求差异间的动态和谐。这正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面对质疑时的智慧应对——他既不回避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差异，又主张“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共同的事业”。这种思维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冷战二元对立逻辑，为第三世界国家走“第三条道路”奠定了哲学基础。

冯友兰先生曾阐释道：“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万隆会议拒绝美苏主导的集团政治，坚持亚非国家的主体性，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正是这种“多元一体”“求同存异”思维的体现。正如印尼学者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所评价：“‘求同存异’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同时倡导在共同挑战中寻找合作空间。”

（二）“中庸之道”的实践智慧与外交方略

“求同存异”在外交实践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对儒家“中庸”方法论的精准运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把握矛盾平衡的“时中”艺术。面对会议分歧，周恩来既未放弃反对殖民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又避免主动挑起意识形态争论激化矛盾，这种分寸感正是《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的现实演绎。邓小平后来在谈及中美关系时继承这一智慧：“双方都沿着上海公报的原则精神坚持走下去，双方都不要后退。”既坚持底线又留出合作空间。二是“执两用中”的策略选择。在万隆会议具体议题处理上，中国代表团既反对全盘西化的依附路径，也抵制输出革命的激进主张，而是选择“反殖民、求独立、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符合亚非国家最广泛共识的中间道路。这种策略有效凝聚了从君主制国家到革命政权、从佛教文化到伊斯兰文明的不同群体，体现了“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智慧。

（三）从“忠恕之道”到“互利共赢”的伦理延伸

万隆精神的合作原则与儒家“忠恕”思想一脉相承：一是体现了“立己达人”的发展观。周恩来在会议中特别强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提出“帮助新兴国家发展工业，符合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一主张超越了传统地缘博弈思维，体现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共荣理念。70多年来，中国对南南合作持续投入，从援建坦赞铁路到“一带一路”倡议，无不体现了“立己达人”的理念。二是“以德服人”的感召力。当伊拉克代表质疑共产主义威胁时，周恩来并未直接反驳，而是承诺中国“愿与各国签署和平条约”，以实际行动消解疑虑。这种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压人）的交往方式，正是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思想的当代实践。从“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到“执两用中”的策略选择，再到“立己达人”的伦理实践，儒学智慧通过万隆会议，实现了从伦理哲学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跨越。这不仅使万隆精神获得深厚的文化支撑，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东方智慧方案。

◎20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施工现场

四、“求同存异”儒学智慧的当代价值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万隆精神及其蕴含的儒学智慧非但未过时，反而因其具有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价值而焕发新生。

（一）破解“新冷战”迷思的思想武器

当前世界面临阵营对抗、脱钩断链的严峻挑战，“求同存异”可通过两条路径为超越零和博弈提供哲学指引。一是重构国际共识的对话路径。面对制度差异，中国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反对“党同伐异”的排他性联盟。这与万隆会议拒绝加入军事集团、坚持不结盟运动一脉相承。正如北京大学翟崑教授所言：“万隆精神所倡导的尊重差异、包容共处、协商优先，为破解当前的治理困局提供了宝贵资源。”二是坚持超越意识形态的发展导向。针对“全球南方”发展需求，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减贫、抗疫、绿色发展等务实合作。2023年，“全球南方”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其群体性崛起印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远见。这种聚焦共同利益、搁置制度争议的思路，正是“求同存异”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

（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指南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万隆精神在21世纪的升华，其内蕴的儒学基因更加彰显。一是“万物并育”的文明观。针对“文明冲突论”，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在实践中践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念。2024年，金砖国家吸纳埃及、埃塞俄比亚等亚非国家加入，使成员国的GDP总和占了全球的36.7%，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支柱。二是“中和位育”的治理观。在全球治理改革中，中国既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求同），又尊重各国自主发展道路的选择（存异），避免“削足适履”的制度霸权。这种改革思路正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现代治理中的体现。

◎北京孔庙大成殿中的“中和位育”匾额

（三）推动形成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协同框架

面对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跨国挑战，“求同存异”提供协同行动方案。一是“同舟共济”的危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实施“疫苗援助”，向12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践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家伦理。这与万隆会议倡导的“南南互助”精神完全契合，印尼学者乔娜指出：“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二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治理。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建设光伏电站，在东南亚推广水稻绿色种植，通过“低碳丝绸之路”实践儒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这正是对万隆会议“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宗旨的绿色升级。

从化解地缘冲突到应对全球危机，儒学智慧通过万隆精神持续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内在统一性。

结　语

回望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不仅仅成功化解了会议危机，更将儒家“和而不同”“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思想精髓创造性地转化为国际关系准则。这种转化绝非简单的概念移植，而是中华文明“旧邦新命”特质的生动体现——在尊重文化根脉基础上实现传统的现代性再生。在“全球南方”崛起的今天，万隆精神所蕴含的儒学智慧更具现实意义：它为破解“新冷战”迷思提供了“和而解”的辩证思维方式，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了“执两用中”的方法论，为文明交流互鉴树立起“万物并育”的伦理观念。

在百年变局的动荡时代，万隆精神犹如一座跨越时空的思想桥梁：它一端连着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老箴言，另一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未来。这座桥梁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既能扎根于自身文明厚土，又能为世界提供普遍价值。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人类文明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求同存异”智慧最深刻的启示。

（作者系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联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