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孔子研究》迎来创刊四十周年。1986年创刊至今，始终以阐发孔子思想、深耕儒学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成为海内外儒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与重要平台。四十年风雨兼程，《孔子研究》刊发的数千篇文章，记录着儒学研究的时代脉络与学术深耕，凝聚着几代学人的智慧与心血。

为纪念创刊四十周年，致敬学术传承，特推出“《孔子研究》四十年”专栏，择优刊发过去发表的重要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本次推出的经典文章，既有对孔子思想、儒学源流的深度探索，也有对传统与现代、“两创”“第二个结合”等重大命题的前沿思考；既展现本刊四十年来的学术积淀，更冀望以经典重读激活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推动儒学研究守正创新、薪火永续。

经典常读常新，文脉生生不息。我们愿与学界同仁、广大读者一道，共探儒学精义，共筑文化自信，为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贡献学术力量。

关于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在理解上有广狭之别。本文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思想传统，一方面表现为历史上的思潮、学派、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其中也包括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另一方面表现为普遍的社会习惯心理，即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善恶、美丑观念、风尚习俗和处世态度。如果借用“道”与“器”这一对范畴，那么这里讲的传统文化是指“道”而非“器”。关于传统文化的问题很多，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对它进行研究。中国经历了“文革”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之后，目前文化处于复苏和新的酝酿发展阶段。我以为此时此刻站在理论的高度，回顾一下走过的道路，深入反省传统文化的优劣和以往研究工作上的得失，或许对于今后文化的发展和研究工作的健康进行不无裨益。态度与方法是否得当具有重要意义甚或头等意义，把握不好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或徘徊于歧路，愈转愈迷。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孔之见，以期引起讨论。

一、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迫切课题

研究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近年来气氛日渐活跃。思想文化史研究机构相继建立，思想文化史著作陆续出版，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已开过数次，报刊上的讨论文章也大大增多了。这里特别需要提到两件大事：一件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几年来成绩斐然，除翻印者外，经过认真整理而后出版的史料颇多，为学术界开展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文献资料和必要的工具书，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在海外也普遍获得称赞。另一件是在国家支持下，一些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孔子研究》,以期推动对孔子、儒家和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谷牧同志的《孔子研究》发刊词，正确阐述了我党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学界受到鼓舞。在此稍前，匡亚明同志的《孔子评传》出版，这是一部以严肃治学态度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再评价的长篇专著。这些都是建国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新气象，它们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动因和条件。

原因之一，是文化研究松绑，学术走向繁荣。中国有着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长达数千年而未中断。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本应批判地继承这份丰厚的遗产，以充实新文化的内容。可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文化上作茧自缚，往往将古代和外国的优秀精神成果，视为与社会主义绝然对立的东西而拒之门外。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逐渐复苏。人们认识到，解除束缚，实行开放，不仅要吸收外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而且要对中国文化史，大胆地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最近七八年，是建国以来文化史研究的最好时期，学者们摆脱了那种无益的政治运动的困扰，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工作，已经产生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超过了以往数十年。文化史的再研究，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大门正在打开，毕竟能够正常进行了。

原因之二，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这种结合做得好时，建设事业就发展；做得不好时，工作就出现重大失误；两方面都背离时，社会就出现倒退。几十年的现实告诉我们，要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根深叶茂，就必须使马列主义自然地渗透到我们的民族性格、心理、思维方式和道德生活中去。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马列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悬空不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完全消除疏离感。人们总是依据自己所熟悉的健康思想文化观念，通过多种途径，接近共产主义。列宁早就提醒过，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今天中国的社会条件与列宁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但有一点没有变化：为了沟通共产主义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心灵，需要有许多中间环节和辅助手段。在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便是一座重要的过渡桥梁和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注意。

原因之三，是现代化、改革与开放，同传统的封建陈腐观念发生尖锐冲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与遗产又以其特有的智慧、高尚的精神和美的魅力吸引与鼓舞着人们，这种矛盾现象引起社会对整个传统文化在今天和未来的地位的评判、探讨。今天的中国已打破了闭关锁国状态。除了由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动而产生的一些新观念外，国外的各种思潮、学说、文艺、风气以及生活方式也不断涌入中国。新与旧、古与今、中与外，各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又相互渗透，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在走向现代化浪潮的冲击面前，从事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传统与改革是什么关系？祖国的文化遗产经过怎样的改造才能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传统文化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学界以外的人们，也时刻感受着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并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不稳定性和矛盾现象所苦恼，同样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科学评价。

原因之四，是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成为加强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重要因素。香港回归问题已开始解决，按“一国两制”原则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合乎人情、顺乎潮流，得到台湾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的响应，海峡两岸通过不同途径的交流接触日渐增多。热爱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关怀祖国文化遗产的保存、整理和研究工作，是海内外爱国志士的共同心声。在这种形势下，促进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学术交流工作，能够加强各处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增进大陆与海外同胞之间的情谊与合作，也是在为最终和平统一祖国积累必要的思想条件。这一工作由于它崇高的历史使命而得到各界普遍的赞同与支持。

原因之五，是国际文化界尤其欧美和日本，愈益重视探讨中国文化，重视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一批华裔外籍学者致力于中外文化的学术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声誉日渐增高，这就给予国内文化界以相当刺激，大家感到必须迅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才能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由于历史的原因，亚洲东部很久就形成以中国文化为骨干的文化圈。现在，西方社会精神文明危机日益显露，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东方文化，企图从中寻找弥补西方文化缺陷的健康精神，这就加重了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化的责任感和迫切感。中国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研究中心，也应该为东方文化的研究作出较多的贡献。当今中国学术界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责任，以免辜负古人而又愧对子孙。形势要求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摄取有价值的成分，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做出更多的成就，去适应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为世界文化的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二、关于文化的融合、因革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文化发展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西化”和“复古”的主张，事实上都行不通。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中国的国情每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不同于旧的时期。“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实践证明它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历史上曾数次出现中外文化的交会，如汉魏之后印度佛教的大规模传入，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间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输入，“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每一次中外文化的交会，不仅不同程度地改换着中国原有文化的面貌，并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命运。当然三次交会情况各异，佛教的传入，其影响多表现于思惟与民俗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进入，使中国的历史进程带上某种新色彩，而两者都是水与泥沙俱下，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此不同，由于它代表着人类解放的真理，一旦被中国人民接受，便成为他们谋取解放、摆脱压迫与剥削的锐利武器。在这里应该解决的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中国化的代表。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前，常常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给革命造成过多次灾难。一旦改正了这种错误，按照中国国情办事，中国的面貌就迅速改观。由此说明，再好的外来文化，也必须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否则便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客观情势必然如此，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数不清次数的复古主义思潮，有的儒者幻想以三代文化规范当时的现实，有的道家向往原始状态。可是所有这些幻想和向往都不曾变成现实，或者借古讽今，不满现实，或者借古变今，“托古改制”,历史车轮却是无法倒转的。唐代韩愈自诩所读“皆圣人之书”,所颂“皆尧舜之道”,他所竭力提倡的儒学复兴运动，其结果却是改进了当时的文风和开启了使儒学朝着后来宋明理学的路子演变下去的端倪。封建时代的文化尚且不能从后一阶段复归到前一阶段，摆脱了封建制度羁縻的中国文化，怎么可能走复兴封建文化之路呢?

有人认为，中国要想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除引进科学技术外，还要引进一套完整的西方文明的社会体制，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理由之一，是西方文化是“完全的整体”,在质上不能加以分割，要学就好坏一起学，做不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我们姑且把这种理论称作“西方文化整体移植论”。我们还注意到，海外有的学者提倡“新儒学复兴运动”。有人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大的开合，目前正从第三度的大开之后走向第三度的大合，而这就是中国文化今后发展的趋向。这里，关于儒家是不是一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姑置不论，我们看到持此说者的一个重要信念就是，既然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力地保住了自己的主位性，那么今后也应当和能够继续保持这种主位性。我们暂且把这种理论称作“儒家文化整体过渡论”。上述两种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前途看起来持相反观点，实际上也是前者断沿(从地域上说),后者断裂(从时间上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离开社会生活土壤而单纯强调文化体系的整体性和不变性，否认它的可析性和转化性。

首先需要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一成不变的“西方文化”或“中国文化”，无论在西方抑或在中国，历史文化内部始终充满了真理与谬误、进步与反动、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健康与腐朽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背景的西欧近代人文主义，是在同封建性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斗争中兴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显露，又有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这里至少有三种文化形态：基督教文化、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其间，还有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学说。它们之间在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价值观上千差万别，究竟哪一种能够代表“西方文化”呢？即使拿西方一向引为骄傲的两面旗帜——科学与民主来说，也是值得分析的，一来它们未必是完全真实的，二来它们未必是西方独占的。再以中国古代文化而言，儒、道、墨、法以及后来的佛教、道教，各家之间价值观念差异颇大；即以儒家文化而言，内部一向未统一过，先秦时已是儒分为八，两汉以后的经师和儒者，虽然口头上都宗师仲尼，实际上都在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改造儒学，其间的蜕变和纷争难以细论。海外提倡新儒学的学者们之间对儒学基本精神的理解也颇不相同，乃至互相抵忤。因此，所谓“西化”和“复儒”,其理论前提并不存在——没有一个确定的“西”可化，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儒”可复。

其次，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体系都具有可析性，因而都可以与其他思想文化体系相互渗透、融合，不存在什么不可动摇的文化整体性。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具有严密的逻辑层次结构，马克思却打破了他的唯心论体系，拯救出他的辩证思想，并发展成为唯物辩证法。中国的儒家重修身治国，佛教重寂灭解脱，道家重达观超迈，道教重养生成仙，看起来很难沟通；然而几家在斗争中逐步融合、相互补充，构成汉魏以后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宋明理学就是以儒学为基础，几家思想融合的理论产物。中外历史表明，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之间的接触、碰撞的结果，既改变着对方，同时也改变着自己，使文化产生出新质。中国文化和世界性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不同思想、学说、思潮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的状态中进行的，融合的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形态日益新颖。这不仅是既成的历史事实，也是今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向。当然，世界性文化的融合并不会消解民族性与地区性文化的特色，相反这种融合促进了各国各族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使它们的个性更加突出，因为各国与各族人们各有自己特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信仰、气质、习惯各不相同，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大都根据彼时彼地的需要和可能，进行取舍和加工。在国际性思想文化的交流中，“全株移植”极为罕见，“移花接木”才是普遍现象。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在历史上向来走着自己的路，对于外来文化曾表现出巨大的消化、改造的能力；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今日的中国，更应该能够吸收人类创造出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按照中华民族的特点，不断开拓自己独立的文化更新之路。

总之，无论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在研究时，要深入内里，摸清体系，复其原貌；在吸收时，则要置身其外，打破体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历史上的思想体系，其自身的演变有无规律性可寻？我想至少可以指出这样一种普遍性：其全部成分中，有不变者，有变者；有缓变者，有急变者。思想文化的这种因革性，来源于它的可析性，可析性来源于它内部的矛盾多样性。各成分之间本有真谬、美丑、善恶、精粗、深浅、宽狭之别，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彼此按一定方式相联结，形成具有特定逻辑结构的思想文化体系。一旦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各成分之间的原有联系便会随之出现松动、改变，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因素在纵向移动时出现不同步、不均衡的现象。有的被压缩、搁置乃至抛弃；有的被扩充、发扬、深化。得以延续的成分与新增入的成分重新组合，形成新形势下的新模式。当社会条件发生根本变革时，原有的思想文化体系就会从总体上瓦解，而其中部分价值久远的成分则会保存下来，被包含在新文化体系之中。总之，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其连续性、选择性、开创性。没有连续性，文化就要中断；没有选择性，文化就要雷同；没有开创性，文化就要停滞。

三、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要以发扬为主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时刻感受着传统文化的有力影响。一方面，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积淀下来许多旧思想、旧习惯，主要是特权思想、宗法观念、保守意识三大项，直到今天，在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中仍然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严重障碍现代化和改革事业的前进步伐。封建残余思想也是社会不正之风的重要根源。假如不认真清扫这些实际存在的封建遗毒，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如同带着一付沾满冰霜的沉重翅膀，难以迅猛起飞。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个消极可憎的形象。人们对上述消极东西加以抨击，并追寻其历史根源，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祖国数千年的文明成果，中华杰出人物的思想言行，又在时时激励着中国人的爱国情绪，增强人们振兴中华的信心、献身“四化”的意志和抵制不正之风的勇气。越来越多的人在自觉接受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精品的熏陶，用以提高思想境界、锤炼性情气质、充实精神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在许多人心目中又是个积极可爱的形象。人们颂扬它，引以自豪，也是应该的。这种矛盾着的两极现象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传统文化确实具有二重性格，在今天有二重作用，一概拥护和一概打倒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问题是：哪一种传统、哪一种品性代表着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主流？当然是优秀的传统和品性。中华民族是伟大坚强的民族，有勤劳勇敢的广大人民，有才德卓绝的众多英杰。他们披荆斩棘，不怕流血牺牲，用智慧的大脑、灵捷的双手，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古代世界第一流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这是举世公认的。中国近代的落伍和积贫积弱，固然与传统文化的弱点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封建朝政的腐败，不思革弊布新，不应把罪责归之于文化。国家的兴衰，政治是决定的因素。回观数千年历史，在大致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国家有时盛有时衰，有时强有时弱，朝政的清浊起关键作用。清代顺、康、雍、乾，国力犹强，外人不敢小觑。道、咸以后，朝纲不振，吏治腐败，封闭自守，不图进取。传统文化中刚健之气渐被窒息，而鄙顽浊风却大肆张扬。终于导致外敌入侵，主权丧失，经济衰滞，民不聊生。事实说明，政治能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或凋零，文化却只能以潜移默化之力影响政治。当然，文化的潜在力量也不可低估。中国之未灭亡，就是民族正气虽衰犹存，在国难临头之时，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救民英豪，组织和带领民众，对侵略者、压迫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华民族，面临重新崛起的大好时机，发扬民族浩然正气以增加动力，克服消极陈规陋习以减少阻力，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以为在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时，应提倡以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为主。理由如下：

第一，以发扬为主，可以更好地体现批判与继承的正确关系：批判只是手段，继承才是的，批判是为了更好的继承，不是要否定历史文化，一切重新做起。世界上每个优秀民族都尊重自己的历史，没有一个国家的发达兴旺是靠贬抑祖先的功迹而取得的。文化虚无主义不能使我们在实际中前进一步，却足以丧失民族自豪感。既然优秀文化传统是历史的主流，我们便应该努力继承这份珍贵遗产，做到不丧失我们祖先的长处，然后克服他们的局限，比他们做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的任务不是中断数千年文明发展的链条，而是在共产主义精神指导下，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点，将这种历史文明发展到更高水平，这才是我们这一代的光荣。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思想上同旧传统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但这里说的“决裂”是指同一切剥削阶级压迫传统和阶级偏见以及过时的观念实行决裂，并非要同整个传统文化决裂。历史的东西未必都不好、都已过时；现实的东西未必都好、都有生命力。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斗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永垂不朽的，需要世世代代加以继承发扬。

第二，以发扬为主，有利于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不使其白白流逝。传统文化遗存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有大量的成分尚鲜为世人所知，有待我们去勘察。假如在探索之初，我们就摆出一付自以为是、盛气凌古的架式，便不可能努力搜寻，逐层深掘。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表层开采，遗落甚多，更谈不上化腐朽为神奇、变废为宝了。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利用，作转化的工作，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可为我所用，坏的东西可为我所戒，都有研究、借鉴、教育的价值，是谓物无弃物。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凝结为物的遗存一向是重视的，考古文物被视为国宝；而创造器物的民族精神和气质，反被冷落，这是不应该的。对它的发掘，更应受到重视。此外，历史上的三教百家，其地位虽有高下主次之分，但今人不应有门户之见，凡有真知灼识、独具风格者，都要一一鉴别吸收，以集其大成。学习古人，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主要是从中摄取思想营养，用以丰富我们的智慧，提高人生的境界，增强审美的能力，使我们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以便更好地担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

第三，以发扬为主，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固然要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残余思想影响，更要从正面积极树立健康的思想和风尚，努力充实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容，使新文化在质上胜过旧文化，逐步占领社会精神生活各个领域。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要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带有中华民族的特色？二是如何使社会主义精神普及到千家万户，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转化为日常习俗？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都离不开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要认真整理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用其中真善美的东西丰富今天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要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发现保存在人民群众中、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优良习俗与美德，加以倡导，赋予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形成群众性的移风易俗的气氛。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不是单纯说教的结果，民族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也有重要的作用。清扫封建遗毒，主要靠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要看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本身就是抵制反动、落后、腐朽思想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呢？一般青年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相当生疏，对传统民族美德观念十分淡薄，这就削弱了克服封建糟粕的力量。这种现实更增加了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服务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迫切性。

所谓“发扬”,包含着继承和提高，也就是推陈出新。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出了不少成绩。比如，这些年我们提倡尊师重教的传统，爱才、育才、荐才、用才的伯乐精神，对于推动科学教育事业起过积极作用。此外，关于敬老爱幼、和睦邻里好传统的宣传提倡，文明礼貌活动的广泛开展，也都收到了安定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气的良好效果。事实证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发扬优良文化传统是应该也能够相结合的。不过，已有的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及文化遗产的富有程度还很不适应，零敲碎打的多，系统用力的少，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优势远没有发挥出来。

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浩如烟海的典籍、根深蒂固的传统，是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处理得好就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处理得不好即为沉重的精神包袱，这就看我们有没有宏大的气魄、高度的思考力和科学的方法了。海外学界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做出了不少成绩。相比之下，我们的学术界还不够活跃，还缺少有份量的学术专著。这是一场和平而激烈的竞赛。谁能够科学地深刻地合情合理地理解、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使这种研究工作与时代的步伐、人民的需要相一致，谁就能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积极影响，为发展东方和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在经历了“文革”非常时期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有了较深入领会的今天，系统地实事求是地清理和总结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应该说正当其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严重的任务，就是运用手中锐利的理论武器，通过扎实艰苦的研究功夫，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巨大的精神宝库真正加以消化，建立起最科学的中国文化学及其各种分支，并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理解、为人民接受、为国际进步文化界所吸收。这是前人所未完成的宏大的文化事业，这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活力的重要场合。我们应积极参与这项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和科学的观点方法，总结、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进的中国人民，也应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