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孔子研究》迎来创刊四十周年。1986年创刊至今，始终以阐发孔子思想、深耕儒学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成为海内外儒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与重要平台。四十年风雨兼程，《孔子研究》刊发的数千篇文章，记录着儒学研究的时代脉络与学术深耕，凝聚着几代学人的智慧与心血。

为纪念创刊四十周年，致敬学术传承，特推出“《孔子研究》四十年”专栏，择优刊发过去发表的重要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本次推出的经典文章，既有对孔子思想、儒学源流的深度探索，也有对传统与现代、“两创”“第二个结合”等重大命题的前沿思考；既展现本刊四十年来的学术积淀，更冀望以经典重读激活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推动儒学研究守正创新、薪火永续。

经典常读常新，文脉生生不息。我们愿与学界同仁、广大读者一道，共探儒学精义，共筑文化自信，为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贡献学术力量。

一、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文化思想领域里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

第一，自20世纪初马克

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就存在着与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大多时间里二者处于对立的状态。“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由儒家文化造成的。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一种文化背景。因此，

新文化运动是以批判和否定儒家文化为特征的。这种批判在当时有

其历史的进步性、合理性，在批判中引进了新的文化观念，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做出了贡献。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儒家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只能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儒家文化既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没有传播的市场和条件，儒家文化作为一个学派、一种思潮，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悲剧。这种情况不仅损害了儒家文化，而且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由于东亚经济的崛起，首先在海外展开的“儒家思想和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对儒家文化的再评价。在20世纪初，对儒家文化的评价似已成定论。在国内，如前所述。在国际学术界，大多接受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主张，认为儒家文化极大地阻碍和压抑着中国近代资本的产生和发展，有碍于中国的现代化。东亚经济的崛起，则向这已成定论几十年的思想提出了挑战。国际上许多社会学家、思想家认为东亚经济的崛起，除有政治、法律、经济、地理的原因之外，也有文化的因素。他们认为，用欧美现代化的模式解释不了东亚经济的崛起，而把深层原因归结为儒家伦理所发挥的作用，用“儒家文化圈”或“儒家资本主义”来概括东亚地区的共性，以区别欧美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海外新儒家在讨论中，也涉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但多数学者已不再一味否定，有的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层面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有的更提出了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四者之间的“健康互动”。上述所有问题，不仅是学界回避不了的，事实上也是近些年来讨论的热点。

第三，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特色”就是指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在国情中，文化传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能不是中国国情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长期以来，对儒家文化、传统文化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成的。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党中央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在1990年前后明确提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方针，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李瑞环《繁荣文艺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光明日报》1990年1月12日）。可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对贯彻这一方针还是有不同认识的。近来也有些同志发表文章，批评“国学热”现象，认为儒家文化过热，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等。这里涉及了儒家文化同社会主义建设、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得到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精神文明，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建设及其未来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是当前文化思想领域里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同和异

谈到同和异，我想在这里引证一下黑格尔下面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但在经验科学领域内对这两个范畴，时常是注重其一便忘记其他，这样，科学的兴趣总是这一次仅仅在当前的差别中去追溯同一，另一次则又以同样的片面的方式在同一中去寻求新的差别。”（又说：“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同和异，我们也应作如是观，既要看到它们的异，也要看到它们的同，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异是同中之异，这同是异中之同，不能形而上学地去理解同和异，一说异就是绝对对立，一说同就是绝对等同，而要在同和异的统一中去把握真理。

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产物，又有着非常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文化背景，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第一，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科学的结晶，具有科学性和实证性，是一个严密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是古代科学的产物，不具有现代科学的基础，呈现出朴素性和直观性的特征；儒家作为一个学派虽有其共性，但其内部不同学派之间在政治倾向、哲学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是很大的，远不是一个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不同学派的集合体。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学说，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而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使社会趋向于和平、稳定、秩序、协同和发展，它主张通过一种持续不断的内在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来达到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和谐。第三，由此反映在哲学世界观上，在矛盾双方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的看法上，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的是斗争性，认为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统一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儒家学说虽然也不否认矛盾的斗争，但只把它看成矛盾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把统一、和谐看成是最重要的，认为“和为贵”“仇必和而解”，和谐才是事物发展和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第四，马克思主义反对普遍的超阶级的人性，主张具体的阶级性，把人性看成是一种经济关系的体现，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儒家文化则主张一种普遍的超阶级的人性，不论主张性善或性恶，都是把人性中这种善恶的本质看成先天的，是人类的一种心理和生理构成的展开等。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在两个如此明显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看出它们的差异，并不能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出它们的异中之同。但为什么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之间，会有相同的关系呢？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马克思主义是继承和总结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而产生的，在自己的体系中容纳了这些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以前文化的积极成果有相同之处的基本原因。其次，儒家文化不属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继承关系中不包涵儒家文化，何以也会有相同之处？这里就涉及人类文化的共性问题。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着许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性问题，如改造自然、治理国家社会、处理人际关系、提高人类自身素质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成果，往往超出了时代、国家和阶级的局限，具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中都包含了这种普遍性的认识，即文化的共性，因此这两个体系之间便有了许多相似或相同的部分。

张岱年先生说：“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过去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往往只强调社会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忽视了文化土壤的条件，也是不全面的。张岱年先生在这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土壤条件，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张岱年的提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相同之处有七个方面：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这七个方面又可归为三类：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哲学世界观方面相同之处是最多的。不论时代和国度，凡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都有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崇尚理性，以理性取代宗教信仰，都否认有一个造物主存在，都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都主张宇宙是运动发展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停变化中，都主张事物运动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一阴一阳之谓道”），都认为思维是物质的一种功能和作用，等等。在政治思想方面，说二者有相似之处似更为恰当，相似不等于相同。毛泽东曾举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可见群众路线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有相似之处。儒家的“举贤才”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人唯贤也是有相似甚至是相同之处。在社会理想方面，儒家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有没有相同之处呢？列宁指出：“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3—394页）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自《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名提出后，影响深远。大同思想最主要之点是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这是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含义。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至今仍然受到一些同志的拒斥。其实，不同的思想体系是否能够结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早已得到回答的问题。印度佛教从汉初传入中国之后，正是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才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或佛教的中国化。而宋明新儒学又正是吸收了佛教、道教这些异质文化，才使得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美国学者S·阿瑞提在其所著《创造的秘密》一书中，提出促进文化发展的九个因素，其中第六个因素是“接受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文化刺激”（《创造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古希腊获得那样显著的文化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她向不同的文化开放，并且领会到其中的某些成分”，而古希腊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是由培里克里斯制定的一条禁止外国人在雅典居住的法律，“瑞士人获得高度成就，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种不同文化的会合与异花受精所带来的”。（《创造的秘密》，第410页）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也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是透彻了。只有不同的事物相结合，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而相同事物的相加，则永远只能产生相同的事物，这大概不只是文化，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吧！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便有一个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一是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方针的完整的内容。只有实现了这两个结合，也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毛泽东思想便是这两个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精华，如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任人唯贤、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等思想，都与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民本主义、举贤才、天下为公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实现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应该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些年来，在某些青年中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愈来愈忽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疏远了。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提到“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过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时，批评人们曾以“18世纪无神论的旧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为借口，不翻译、不宣传，他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亿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649页）我们过去恰恰在很长时期犯过列宁所指出的这种错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沟通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心灵、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座重要桥梁。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它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解决的时候了，切不可再徘徊、犹豫，延误时光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四论》，《当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至今我仍认为这个呼吁并没有过时。

总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且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过去很少接触的问题，或许在一些同志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还是否需要继续吸收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呢？回答是肯定的。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创造过程中，而且在其运用和发展过程中，仍然要继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中华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体系之一，至今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没能把中华文化放在视野之内，吸取其精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缺陷。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东方文化有许多方面与西方文化不同，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有许多内容是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仅以儒家文化来说，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值得重视的，即儒家关于人际关系的学说、关于天人合一的学说、关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学说。挖掘这些学说的精华，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甚至对于世界和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结合，不是说儒家文化一切都好，不分精华糟粕，不分良莠，一股脑儿地吸收、结合。吸收、结合儒家文化是要经过选择、批判与改造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既有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有与其糟粕结合的时候，使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变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批判与克服儒家文化的糟粕，清除它的影响，净化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环境，也是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载于《孔子研究》1996年第3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