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之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孔子创立儒家之始就提出了“孔颜之乐”。到了宋代以后，二程受教于濂溪寻“孔颜乐处”，在此影响下，‘孔颜之乐”一时成了儒学讨论的核心内容，其影响直至当代。在往圣先贤解释"孔颜之乐”的基础上，当代学者试图重新解释"孔颜之乐”，他们的解释虽然立论有所不同，但其结论基本一致，都认为"孔颜之乐”并不是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乐，而是另有所乐。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在对乐（幸福)误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有必要澄清幸福的真谛以及“孔颜之乐”。

一、“孔颜之乐”解释为道德之乐存在的问题

　　当代学者对“孔颜之乐”的解释基本一致，认为“孔颜之乐”是道德之乐，即是道德幸福或伦理幸福。这样的解释又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超越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孔颜之乐”与其所面对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也即是说，孔子、颜回之所以能够达到道德之乐，是因为孔颜能够超越自己所面对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这些物质生活条件。“无论是富贵贫贱，还是穷达用舍，与乐都没有直接的关联，既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既非‘乐’的前提，也非‘乐’的障碍，孔子所主张的‘乐’是超越于外在境遇的”。按照这种看法，孔颜二人虽然面对的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但这些“外在境遇”并不能撼动孔颜心中对于理想信念即仁道的追求，孔颜超脱了富贵与贫贱，超越了具体的物质条件，收获的是那永恒的道德之乐。

　　另一种是辩证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孔颜之乐”与其所面对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孔颜所面对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这些物质条件本身就是苦，通过对这些苦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辩证的转化，就能得到道德之乐。“道德之乐得来并不容易，因为道德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予以付出，甚至做出牺牲，单独看这种付出和牺牲只是苦，只是难，只是罪，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但在有德之人的眼光中，这些苦，这些难，这些罪，又是成德的必经之路，经过一种转化之后，可以成为内心的愉悦和快乐，变成道德之乐”。按照这一观点，孔颜二人之所以能够成就道德，就在于孔颜二人能够将所面对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转化为道德之乐，而孔颜二人之所以要实现这种转化，就在于孔颜二人认为这些物质生活条件是“苦”、是“难”、是“罪”，但实现这种转化“是成德的必经之路”。

　　从这两种观点来看，虽然超越论认为“孔颜之乐”超越了物质生活条件，辩证论认为“孔颜之乐”是由物质生活之苦转化而来的，但他们的结论却一致，都认为“孔颜之乐”是道德之乐。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相同之处，即：他们都认为这些物质生活条件带来的是苦而不是乐。也就是说，不仅辩证论者认为这样的物质生活是苦，就是超越论者亦认为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苦。“儒家的人知道，孔子和颜回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都遭遇到了极大的困厄和痛苦，但这些困苦只是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超越这些困苦之上他们还具有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这就使他们拥有了一种儒家的人津津乐道的伦理幸福’”。在超越论者看来，孔颜二人所面对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困苦”的，唯有超越这些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获得道德之乐、获得伦理幸福。不难发现，这两种观点的立论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理论前提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超越论者和辩证论者都认为孔子、颜回所面对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或“箪食、瓢饮、陋巷”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苦而不是乐，孔颜二人如要得到乐，他们要么是超越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是辩证地看待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当然，孔颜二人所得到的这种乐绝不可能是对这些物质生活条件本身的乐一因为这条路已被堵死了，当代学者不得不在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之外去寻找“孔颜之乐”乐之所在。

　　超越论和辩证论将孔颜二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等同于苦，实际上就堵死了孔颜二人对此物质生活条件的真实态度，也遮蔽了人们对孔颜二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本身的真实评判。超越论和辩证论认为孔颜二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苦，实质上是变相地认为孔颜二人对自身所处的生活条件是不满的，这些物质条件对孔颜二人来说就是不幸，就是苦。既如此，孔颜二人为什么还有乐呢？在超越论和辩证论看来，孔颜二人之所以“乐”就在于孔颜二人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能够转化这种对具体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满与苦闷，或者能够超脱这种不满与苦闷，而转化或超脱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就那种比物质快乐更为重要的道德快乐。

　　当然，学者们认为孔颜二人因道德而乐，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错。不过，他们对“孔颜之乐”的解释却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他们的解释中，孔颜二人宁愿忍受物质之苦而获取道德之乐这种精神的确令人钦佩，但只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将孔子、颜回所面对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或“箪食、瓢饮、陋巷”视为苦，实际上是坚持了一种外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幸福的幸福观，而这样的幸福观本身就存在着重大的问题。二十多年前，霍华德?金森博士对人们的幸福感进行了调查，得出非常幸福的人有两种:第一种是事业成功、名利双收的人，第二种是心理淡定、知足常乐的平常人。二十多年后，霍华德?金森博士对他第一次调查的非常幸福的人进行了回访，发现第一种人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非常幸福的人只剩下18%，有36%的人已经感到痛苦或非常痛苦，痛苦的人是非常幸福的人的二倍。而第二种人中除两人已经过世外，其余的人虽然生活环境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他们都感到非常幸福。从霍华德?金森博士的调查可以看出，追求事业的成功而达到的幸福是不可靠的，实际上也表明，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幸福是不可靠的，在这样的幸福观中，一旦成功受阻或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丧失，人们就会陷人痛苦的境地;相反，那些具有达观生活态度的人却能获得持久的幸福，他们不管面对怎样的物质生活条件，都能泰然处之而获得幸福。

　　其实，只要回到孔颜二人具体的生活处境之中，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孔子所面对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还是颜回所面对的“箪食、瓢饮、陋巷”，客观上讲都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生活条件而已。物质生活条件本身是一回事，而人们对它的态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物质生活条件本身，我们既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苦，也不能主观地将其视为乐。如果我们坚持上述调查中第一种非常幸福的人的幸福观，认为幸福是由外在物质条件决定的，那么，“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带来的就是苦;而如果我们坚持第二种非常幸福的人的幸福观，通过调节对待外在物质条件的态度来获得幸福，那么，“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这些物质生活条件带来的就是幸福，而不再是痛苦。因此，幸福和痛苦不仅仅与外在物质生活条件有关，而且亦与人们的生活态度有关。

　　那么，孔颜二人究竟是如何看待他们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的？这一问题是解决“孔颜之乐”究竟乐在何处的关键。简单地将孔子、颜回所面对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或“箪食、瓢饮、陋巷”视为苦，从而认为“孔颜之乐”是道德之乐，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解释“孔颜之乐”。

二、“苦中作乐”还是“乐中之乐”

　　回到原始文本，无论我们对“孔颜之乐”作出何种解释，都不外乎以下两则材料：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第一则材料是孔子对自身之乐的陈述，第二则是孔子对颜回之乐的赞语。从以上两则材料来看，无论是孔子的自身之乐还是颜回之乐，都是处在一种比较差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获得的。孔子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中获得了快乐和幸福，颜回在“箪食、瓢饮、陋巷”的条件下感受到了快乐和幸福。不管我们如何诠释"孔颜之乐”，‘孔颜之乐”都是离不开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他们真实的生存处境。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与"孔颜之乐”究竟是什么关系？对孔子之乐，伊川曰“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故云‘乐亦在其中矣’，非乐疏食饮水也”。对颜回之乐，伊川又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朱子承伊川之学，也认为“孔颜之乐”非乐其贫，对孔子之乐，朱子认为“‘乐亦在其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朱子语类》卷三十四）对颜回之乐，朱子认为“颜子私欲克尽，故乐，却不是专乐个贫。须知他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始得。”《朱子语类》卷三十一)伊川、朱子将“孔颜之乐”解释为不是对孔颜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乐，这一看法成为了当代学者将“孔颜之乐”解释为道德之乐的思想源头。不过，对于“孔颜之乐”也有另外的解释。对于孔子之乐，更早的注解却认为孔子所乐正是对其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乐，“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为乐”。对于颜子之乐，曾让伊川寻“孔颜乐处”的濂溪却认为颜子之乐是乐“箪食、瓢饮、陋巷”之贫，“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可见，在濂溪看来，‘箪食、瓢饮、陋巷”虽然是贫穷的生活，但颜子却正乐乎此。

　　孔颜二人是否乐于他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从先贤们对“孔颜之乐”的解释来看，有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孔颜之乐”就是对他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乐;也有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孔颜之乐”不是对他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乐。那么“孔颜之乐”究竟所乐何处？孔颜二人究竟为何而乐？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原始文本当中。

　　回到孔子之乐的原文当中，我们只需清楚“乐亦在其中”的“其”指代什么，就可以明白孔子之乐究竟所乐何处。就文本而言，‘其”指代的只能是前面提及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显然，“乐亦在其中”正是乐亦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中，正因为孔子对“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是满足的，他才能“乐亦在其中”。

　　对于颜回之乐也一样，只要我们回到颜回之乐的原文当中，分析清楚“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前后两个“其”字所指称的内容，就可以明确颜回之乐究竟为何而乐。从句子结构来看，这一句是一个对比句，是将颜回与他人进行的对比，因此，前后两个“其”字指代的内容应该是相同的，否则前后就无法进行比较。对于“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处的“其”不可能指代颜回的德性，因为人们对颜回的德性不可能不堪忍受，这样，颜回所乐的也就不可能是自己的德性“人不堪其忧”中的“其”所指的应当是人们不堪忍受颜回“箪食、瓢饮、陋巷”的生活窘境，颜回所乐的也就自然是这样的生活条件。如此，才能形成颜回与其他人的鲜明对比，孔子才公赞叹“贤哉，回也!”当然，颜回的德性亦是值得颜回乐的，但就此处前后文的关系来看，颜回之乐正是对自身处境“箪食、瓢饮、陋巷”的乐，而非对自己的道德而乐。

　　只要回到原始文本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孔子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面对如此的生活境遇，他与颜回都能够感到快乐。孔子“乐亦在其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所乐的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说明他对这样的物质条件是满足的，并能从中获得快乐，享受到物质幸福。作为解释者，我们大可不必越俎代庖将孔子的物质之乐转化为物质之苦。毕竟无论是苦还是乐，都是人们对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感受，而不是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本身。对于孔颜二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一般的生活环境，但不能就此以为这样的环境带给孔颜二人的就是苦。

　　按照超越论和辩证论的观点，孔颜二人面对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是苦，所获得的是超越这些困苦或由这些困苦转化而来的道德之乐。这样的乐实在有些“苦中作乐”之嫌。从对原始文本的解读中我们发现，这样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对孔颜二人来说并不是苦，“孔颜之乐”乐就乐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中。一旦将“孔颜之乐”解释为面对这样的物质条件而得到乐，那么“孔颜之乐”就不再是“苦中作乐”的苦行僧境界，而是“乐中之乐”的圣贤气象。孔颜二人面对这样清贫的物质生活，正如霍华德?金森博士所言的第二种非常幸福的平常人一样，他们从中并未感到有什么不满足的，而是感到一种幸福、一种乐趣。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孔颜二人践仁行义，收获了道德之乐，他们对这样的生活条件也是安之，欣然接受之，亦感到一种满足，获得物质之乐。所以说，‘孔颜之乐”是“乐中之乐”。

　　“孔颜之乐”究竟是物质之苦、道德之乐的“苦中作乐”，还是既有道德之乐又有物质之乐的“乐中之乐”，这是真正理解“孔颜之乐”不得不辨的关键问题，对此需要慎思明辨，否则就会背离“孔颜之乐”的真精神。

三、“孔颜之乐”“乐”之根源

　　孔颜二人面对这样的生活条件能够自得其乐，根源究竟何在？我们可以从孔子与颜渊的对话中发现端倪：

　　颜渊问于孔子曰“渊愿贫而如富，贱而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贫而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而如贵，其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患难，其择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韩诗外传》卷十）

　　人在富贵利达中能够获得幸福快乐，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在贫贱落魄时呢？颜渊问孔子自己能不能做到“贫而如富，贱而如贵”，实际上是问孔子能不能在贫贱中获得快乐。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知足而无欲”，就可以达到“贫而如富”、贫富如一的境界;只要做到“让而有礼”，就可以达到“贱而如贵”、贵贱如一的境界。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做到“知足而无欲’、“让而有礼”，那么就可以在贫贱中获得如同在富贵之中一样的快乐。进一步，孔颜二人为什么能够做到“知足而无欲’、“让而有礼”孔子在自述自身快乐的时候随后讲到“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所在:原来这一切都是“义”之所得！对于孔颜二人，有义，就能够做到“知足而无欲’、“让而有礼”；义在于贫，就能乐于贫，义在于贱，就能乐于贱。孔颜二人之所以能够乐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义之所在。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对于孔颜二人来说，义之所在就是乐之所在，义在于贫贱，就贫贱而乐，义在于富贵，就富贵而乐，唯如是，才能“君子固穷”；一般人很难达到孔颜二人的境界，不是以义作为乐之先决条件，而总是以物质条件为乐的决定因素，一遇到差的物质条件就觉得苦，于是就想办法改变，亦即“小人穷斯滥矣”。安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并能够在其所处的位置中快乐生活，是儒家基本的人生态度。‘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人而不自得焉。”（《礼记?中庸》）即君子只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做合乎自己本分的事，处在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时所应该做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贱时所应该做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所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就做患难时所应该做的事。无论在什么地位，君子都能自得其乐。

　　儒家圣贤能够乐于自己所处，随遇而安。虽然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圣贤的具体表现会有所不同，但他们所依的义、所依的道却是相同的。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

　　禹、稷和颜子三人生活的处境以及具体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但孔子对他们三人都是赞赏有加。之所以如此，孟子认为，就在于禹、稷和颜子三人有所遵循的义、三人所依的道是相同的，他们能够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境作出恰当的选择。换言之，易地而处，如果颜子与禹、稷二人交换所处的地位，那么颜子亦能够三过家门而不人，处于富贵利达中并获得相应的快乐，而大禹、后稷也会像颜子一样乐于清贫的生活。在孟子看来，颜子之所以能够乐于“箪食、瓢饮、陋巷”，就在于这是道之所在，是义之所在。

　　濂溪不仅认为颜子“乐乎贫者”，而且也阐明了颜子“乐乎贫”的原因，“颜子……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充于义、安于仁，坚守仁义就是“至贵至富”。在濂溪看来，坚守“至贵至富”的仁义，就能够达到内心的安泰，对任何物质生活条件都能泰然处之而感到满足，如此就可以视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富贵与贫贱如一;不仅在富贵中能够感受到快乐，而且在贫贱中亦能够感受到快乐，化富贵贫贱为齐一;处富贵就安于富贵，处贫贱就安于贫贱。的确，孔颜二人之德行是他们能够在如此差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享受物质之乐的先决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倒因为果，就此否认孔颜二人能够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的物质条件下获得快乐。

　　至伊川以来，学界之所以长期将“孔颜之乐”一再解释为道德之乐，不仅在于他们将濂溪解释“孔颜之乐”的原因当成了“孔颜之乐”本身，更为根本的是，他们坚持了一种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幸福的幸福观。在这样的思维中，他们不相信孔颜二人能够在如此简陋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获得幸福，因此，他们将“孔颜之乐”解释为道德之乐。无需讳言，这实在是对幸福的极大误解。毕竟，幸福并不仅仅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而是与我们对待物质生活条件的态度有着莫大的关系。只要我们拥有孔颜二人安贫乐道的生活情怀，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我们都可以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