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多方面培育了毛泽东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吸收了儒家的人生智慧和政治智慧

    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修己安人，其核心理念是仁、义、礼，其主导价值诉求和人格范型是“内圣外王”，其基本智慧则是为人处世之道和为政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从许多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滋养了毛泽东思想。

一是注重伦理立身和以德治国。儒家文化是一种讲究血缘亲情和等差秩序的伦理型文化，它倡导“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毛泽东多次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显然，这种精神是以引领人昂扬向上的道德自律为主要特点的。毛泽东之所以大力提倡向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正是在于他们的英雄事迹凝聚和展现了儒家的重义轻利、克己为人、自我牺牲、勤俭反奢、自强不息等品格。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倡导的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同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人格，具有内在一致性。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并称赞闻一多宁可倒下不愿屈服、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人救济粮的气节，分明可以看到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大气概的印迹。二是儒家的实用理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儒学具有浓厚的实用理性，它的治学宗旨是“不离日用”，讲求经世致用，要求人们“言必行，行必果”，做到知行合一。毛泽东重在实践的现实主义观同儒家文化中的人道实践原则前后一致，一脉相承。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作的《讲堂录》里，引用了《论语》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用以说明躬行实践的重要。1916年12月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阐述智、仁、勇(德智体)三育并举时，引孔子、孟子事迹作为论据：“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危墙之下’。”1930年5月，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做领导工作的人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这里强调的是调查研究。三是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重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孔子作为教育家所开创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教育原则等对后世影响很大。毛泽东也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某些教育思想。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肯定了孔子兴办私学的历史意义，提到要“回复到”孔子“因材施教”的方法。1964年2月，毛泽东在讲到学校课程多、学生负担重时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等四大圣人，”虽然毛泽东也批评过孔夫子书里没有农业知识，教出来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总体上还是对儒家教育思想持肯定态度，并吸收了其中大量合理要素。  

2．借鉴了道家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  

老子和庄子开创了中国道家学派。毛泽东在长沙上学时就读过《老子》，熟悉《老子》一书中的思想。例如解放前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否定老子所讲的“大同社会”的虚无性，但在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中却借用了老子的思想：“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过，道家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辩证法和认识论。就前者而言，毛泽东采用了老子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辩证思想；《矛盾论》中用老子“相反相成”古语说明“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毛泽东也引用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思想。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多次以庄子的事迹和《庄子》的寓言说明各种认识论问题。例如，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正确性，引用“逍遥游”来解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等等。

    在评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汲取了儒家、道家思想，还移人了佛家、名家、法家、兵家等学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哲学思想，还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军事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思想。从《孙子兵法》及古代各种战例中，毛泽东吸纳了古人知己知彼、以弱胜强、后发制人、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军事战略战术；从中国古典诗词、历史小说中，毛泽东形成了诗言志、诗要用形象思维、反其意而用之致用等史学思想，等等，不一而足。

    必须指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套用传统文化，更不是囫囵吞枣，而是在吸收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进行改造、革新，赋予其新的涵义，新的生命力。“执两用中”、反对过犹不及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质量观对此做了新的诠释。他说，反对过犹不及，是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过”和“不及”，都是因为没有合于一定的质。他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释儒家的中庸观：“‘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并指出，“过”就是人们常说的“左”的东西，“不及”就是人们常说的“右”的东西。毛泽东还运用唯物主义改造传统道德观，认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 。并据此指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属于认识的范畴；而仁勇则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应采取的态度。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最有影响的是发展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在称赞汉景帝的儿子刘德的治学态度时，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释其义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命题概括为我们党的认识方法论和思想路线，并做了新的规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正是通过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熔铸、补充、修正和改造，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利用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

    从19世纪晚期起，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西欧传人中国。它之所以在同其他各种思潮竞争中取胜，赢得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同，并最终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实际实现了有机结合。其中，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机制何在?从文化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形态，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前资本主义文化形态。表面上看，这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正因如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一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峙起来，在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我国文化传统采取激烈批判和拒斥态度。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意识到这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开始或是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或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起来，并在20世纪30年代上升到高度自觉状态。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角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意义与可能。“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